晏阳初梁漱溟 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在某些方面的异同简述

201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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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孙冶方等:在当时帝国主义压境.封建官僚买办猖獗的情况下,晏阳初所做的是为当时腐朽的制度服务的,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这一论调基本上代表了当时

孙冶方等:在当时帝国主义压境、封建官僚买办猖獗的情况下,晏阳初所做的是为当时腐朽的制度服务的,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这一论调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后来共产党执政后把晏阳初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把平教会说成是反动的特务组织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自然延续。

费孝通等:晏阳初他们看到的是枝节问题,他们所做的也是细枝末节的事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他们耗费巨资在一个县里,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推广的价值。这种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八十年代开始恢复对晏阳初的研究后,几乎全部研究者都说晏阳初他们虽然有献身精神,但他们走错了路,应该像共产党一样武装推翻旧王朝。这种论调直到现在,较有代表性的是郑大华在其《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中的评论。

再来看看当时一些媒体对定县工作的评价:

《纽约先驱论坛报》:定县工作不仅注意农产的增加,尤其重视使经过教育的农民养成自己担负起责任。这是自日常生活一般事情上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一项努力。一旦这一实验成功,定县农民就可自己解决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这一注重培养人民自己负责的基本观念,自将形成全国人民生活的永久基础,不再依靠少数教育改革家的热忱。

美国基督教品监委员会主席:热烈的人群奉献和牺牲精神,与爱国情怀相互结合,正在使青年们迅速觉悟。一切事实告知我们,这是在东方从未见到的如此光明正大及充满智慧的计划,它预期将充实中国的精神与德性。

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对于一有机会在定县实地视察的人,很容易获得结论:这是文明古国四万万人里正在发展的一项最重要而且非常具有助力大的运动。

埃德加斯诺:我在定县发现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相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理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不必夸大说,晏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动。

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晏阳初真是一不平凡的人,他结合了理想主义和最大智慧的判断与技巧安顿自己的位置,很实际地与农民相处。

晏阳初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切问题自人而生,要解决问题自当在人身上来下功夫。关于这句话的更早的说法是梁启超说的: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一棵树病了,千疮百孔的,与其医治它,还不如把它砍了再栽一棵。

他们相信这新栽的一棵定能茁壮成长并且万古长青----这真是理想主义的童话世界啊。他们忘了树的成长需要土壤,如果土壤中尽是碎石或缺少什么元素,这树长成了大概也一样会千疮百孔罢。

圣经上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你撒出去的种子是新的,但却不一定能结出好果子来,你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新制度新政府,也不一定能使人民幸福。许久以前看到的一段话,放在这里来,也许是合适的:“……但是最不幸的是那些革命成功者,他们陷入了痛苦的幻想破灭之中。

他们亲眼看到了推翻旧机构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机构还是那样冷冷酷无情,那样僵化保守。当然了,我并不是说革命都毫无成就,有些革命(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确实促进了社会发展,使它得到改进。

我的观点是那些干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无论革命成败与否,最后他们注定要失望。因为即便是成功,胜利的曙光也从未照耀在他们所梦想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上,也未能照亮人类所有卑劣自私的阴暗角落,而是照在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平庸的地方,仍然需要食品杂货店和污水处理系统。

革命的国家,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标签下,它还是由市场销售、卫生工程专家们和官僚主义机构来管理,而不是被靠暴力起家的浪漫主义者们去治理。”

而晏阳初他们所做的,正是土壤翻新的工作,他们看到大树千疮百孔,他们更看到其病根是国民的愚穷弱私,所以他们从最根本的工作做起,他们视教育为标竿。

美国教育家霍马斯.曼说:独立战争所进行的革命仅能涉及社会的表层,应当挂怀的是革命更应发生在国民的性格或品质上,必须使人们的心理才能或精神状态由屈服于人而上升,而解放,而变为独立自主。这种革命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须学校教育使之长期地持续地深入。

卡尔.李卜克内西则说:通过教育使群众及每个个人具有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独立性,具有不相信权威的精神,具有果断的自我首创性,具有自由的行动意愿和能力,唯有这样才能为一种胜任其历史使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而且是根除官僚主义危险的基本前提。

晏阳初说: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其前提是更多经过教育的具有团结力、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的人民,这四力兼俱的新民是开创一个新的世界的基础。

希望上面的大量引述能使我们略略窥见晏阳初及其同仁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工作的思想根源,我想,对教育的信仰正是他们坚持不懈进行平教工作的原动力。而我之所以能从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践行者,也是因了对教育的信仰。

这一判断同样适合于陶行知,他更有“教育迷”的称号,但与晏阳初在国难当头强调成人教育特别是青年教育不同,他的关注点更多在基础教育上,当他说“教育是一个国家的万年根本大计”时,他更强调孩童的教育及由此扩及的师范教育,而这教育不限于学校,其空间更触及社会和家庭,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与晏阳初倡导的社会式、家庭式、学校式联环互动的教育方法是一致的,只是陶行知表述的是一种生活教育思想,晏阳初则概括为一种教育方法。

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工作,其思想基础是对中国文化的信仰,而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中国要复兴的前提是乡村文化的复苏,而其最重者在农民的精神重建,所以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的乡农学校中,有一门重要的课程“精神讲话”就是针对中国农民中普遍的“精神破产”而设置的。

通过精神讲话,以“稳定他的意志”、“巩固他们的自信力”。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工作人员的人格感化和教育将起非常重大的作用。

这点与晏阳初的“新民说”是一致的,定县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要培养这种具有精神的独立性和有坚强的意志力的“新民”。只是梁更强调国家的价值,而晏则更强调人本身的价值罢。

此外,晏与梁都更愿意把农村看作一个整体,或者说把中国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梁漱溟1930年与胡适争论“中国的道路在哪里”时就对后者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不以为然,认为应总体地根本地解决,晏阳初更是在实践中创制出政治、经济、文化、卫生联环并进的农村综合改造方案,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定县实验从开始的识字教育到生计教育,从三级卫生保健制度的建立到河北县政研究院的设立进而由平教会同志主政定县,可以说都是期望在根本上总体解决农村问题的有益尝试。

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对毛泽东将农村划分成八个等级也颇有微词,说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在乡村社会里作一种分化的工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并把它说成是“消极的”、“破坏的”。

在晏阳初的概念中,乡村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地主,还是雇农,都是教育和学习的对象,他们都是建设乡村的力量,每一种力量都要争取。后来的研究者对梁漱溟的这种“不识时务”也颇多诟病:第一,他的整体根本解决不是把“根本点”放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上,而是试图依靠文化解决问题,使其整体根本解决几成空话,实质上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

第二,他把乡村看成是整个的,抹煞了农村中社会阶级的差异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不到革命对和谐的打破所导致的生产力巨大释放的前景,使他的理想化的理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

胡适在其博士论文导言中用以说明自己一生努力的方针与方式的一句话——“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这句话用来说明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努力方向同样是合适的,但他们的说法可能会不一样,晏阳初可能会说:“以教育为手段实现人的价值”,梁漱溟可能会说:“进行乡村文化重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进步”,陶行知则可能说:“以教育为手段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他们都在走着一条我们可称之为改良的道路,其特点是:(1)以追求秩序为目的,以不破坏现存秩序为前提,由局部和下层进行改良。(2)对现有秩序仍充满着批评与抗议精神。遗憾的是,当时的外部环境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时间,这一可贵的改良主义没有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否则今日的我们焕发出的定会是更加鲜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