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郴州纪委书记巨贪曾锦春狱中发人深省的自述

曾锦春:我给纪委干部上课时说,人如果能战胜自己,天下无敌。2000年我提出这句话,当时的初衷是纪委干部首先管好自己。我当时已经是贪官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王明高:在看守所里,你还做了哪些思考?有没有写一些日记和回忆录警示后人?

曾锦春: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省看守所里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定为《贿孽》,有35万字,内容主要是写我的受贿情况和情妇生活。看守所有人看了,说比《青瓷》写得好。

王明高: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大学毕业后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

曾锦春:我是1966年3月29日入党的,大二的时候,那一天我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个想法: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能光宗耀祖。我思想深处有升官发财的想法。毕业之后,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

王明高:到现在,你认为心中最对不住的人是谁?

曾锦春:最对不住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特别是我母亲。她老人家住在农村里,86岁了,我一天也没尽孝。我母亲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她总认为我是好人。现在要是还给我一次机会,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孝顺母亲。

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

王明高:能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一步步变质、走向犯罪的吗?

曾锦春:不义之财不可取,侥幸之心不可有。送钱的老板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不是害你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讲,都是假的。你拿了钱,替他办了事,他都讲出来了。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有事,按正规程序搞,不要搞私人感情、幕后交易。搞幕后交易,他就有办法对付你,结果连我没有的事他都讲有。

我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有钱的。我想现在搞点钱,以后可以扶助他们。名利思想也影响了我。2001年我到桂阳去观光,看到古代一个三品官,当地老百姓为他竖碑立传,千古流芳。我也想多搞些钱,等退休后到家乡投资搞建设,让百姓为我立碑,流芳百世。

王明高: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变腐败,老婆也有一定责任。她还代我收了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了我走向犯罪。老板也是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他就通过我儿子送钱,求我办事。他们收的钱很多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

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

王明高:你平常都是怎么花钱的?平时在家里用钱奢侈吗?

曾锦春:我家连用自来水都是非常节约的,洗完脸的水要留着冲厕所,纸巾都要两面用,家里都很朴素。我的钱都投到矿里去了,家里现金存款总共才二十多万。

王明高:你一共有几个情妇?她们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情妇都没有。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情妇,她利用我的关系,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因为她父亲曾是我的老领导,临终前要我照顾好他女儿,我还了这个愿,以后就再没有来往了。

王明高: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个性?这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多大影响?

曾锦春:我对想做的事不惜一切代价。我特别争强好斗,我讲话一定算数的。事情搞成了很高兴,哪怕付出再多代价也在所不惜。

王明高:你从县委书记到国土局局长、农办副主任,到1995年当纪委书记,是不是过于顺利了?

曾锦春:那时候我确实干得好,有点成绩。回想起来确实也太顺了。这让我骄傲自满,心理极度膨胀。走走弯路也好。现在想来,人生的捷径可能就是最坏的路。

王明高:听说当时有朋友提醒你,反映你问题的人很多,要你在工作上注意。

曾锦春:好朋友对我提意见,我知道是对我好。我当时还是警醒自己,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应付上级检查方面会更加注意。

王明高:你老家建别墅,你出了多少钱?

曾锦春: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建房我只出了6万块钱。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人出钱的,当时我要他们出钱,所以他们恨我。本想等我把矿开好后再给家里一大笔钱的。我没有给家人太多好处,只安排好了他们的小孩子参加工作,但直接的好处没有。

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王明高:关于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的情况,你当时知不知道?

曾锦春:我最早知道一些。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称自己和中纪委的人有关系,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李大伦不清楚我搞矿山收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搞房地产和工程收了多少钱。他儿子在永兴县搞房地产工程,几百套房卖不出去,就要县里各单位分配卖房,要单位拨款。还有市工商局办公楼和几条路的开发,李大伦都插手。

王明高:你是怎么看郴州市原市委班子系列腐败案的?

曾锦春: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带好头,到处插手招投标、工程。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王明高:请就你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第一,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连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通过,虽然是形式,但纪委也是起作用的。第二,在郴州,纪委书记同时是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除了管纪委监察工作外,还管起公检法来了,容易从中捞好处。

第三,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第四,郴州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纪委书记。组织上给了我平台,我纪委书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他领域搞腐败。

王明高: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加强对纪委和纪委书记的监督?

曾锦春: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

就我的教训来说,一是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二是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我后悔换届的时候要我去当政协主席而没去,也后悔要我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如果去的话,新地方我不熟,不会大胆去收钱。

上级纪委应该直接对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郴州市委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也是流于形式,都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人都是有感情的,对提意见的人一般很反感,从来没有人敢对我的工作提意见。

腐败确实是大问题,但腐败不是一个人在搞,只要稍微有点权,都会去搞。我想,当官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市委书记在搞,我们也搞,没有什么大错的,只要书记把握大局就可以了。

王明高:你认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怎么样?

曾锦春:有作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真正做到领导干部财产必须申报。我的钱绝大多数都投在矿里,是以亲戚名义投的,申报时不会讲出去。

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

王明高:你对自己的案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曾锦春:第一点,我想让组织考虑我的立功,举报了郴州市工商局原局长。但检察官说,纪委书记举报,不算立功。说我引起的民愤极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这点我不认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怎么能叫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我查处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有150多个,正科级干部上千个,肯定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对我有怨言。有个农民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说我支持他们村里的矿山,完全没有这回事。后来一些人还组成了举报联盟,到处讲我的坏话,我被抓后,他们从北京打电话,组织郴州的一些人放鞭炮,组织腰鼓队,写标语,请记者。这些人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呢?我老家村里还有三百多农民写联名信替我求情,这又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