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经学 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 儒学的核心是经学

李学勤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他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李学勤:      最近几年,国学热不断升温。我常有机会去讲话,关于国学我总要谈到一点,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复杂,可是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

我到处都这么说,不是因为今天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经学:知识与信仰”的会议,才说这个话。

我讲这个话,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我讲的是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

我这样讲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说经学是好是坏,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是一个逻辑推论。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学术界同仁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刚才纪宝成校长回顾了经学从学科目录中被抹去的历史,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当时由于强调接受西学,在这种情况之下,蔡元培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怎么评价,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经学被取消后,几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确实发现了问题,那就是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禁区,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很少有人愿意去碰它。

对这个禁区打开一个缺口的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前辈先生,周予同先生。还记得周予同先生在建国之初就提出经学的研究,周予同先生去世后,他的大弟子朱维铮教授为他编了一本经学史论文集。

应该说,那个时期在文章中谈论经学的是很少的。周予同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这句话影响很大,我前些年也曾经多次引用过。因为这句话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就是给经学研究留下一块空间。很多人做经学史研究都要引周予同先生这段话,这句话的作用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周予同先生的著作,他是做经学史研究,实际也包含着经学研究。

由此可见,这句话是周予同先生煞费苦心的一个提法。可是这个提法也有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见得会同意他的观点。 这个提法首先是“经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里面实际就暗含着经学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了,——不然为什么经学时代会结束呢?当然周予同先生关于“经学时代”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经学时代是经书可以指导人生、指导政治、建构国家结构、引导国家方向等等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可是儒家的五经、十三经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吗?今天不少学者说,儒家的经,经过研究,不仅对于今天,对于未来的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的文化都可能有所贡献。 今天经学史当然是需要研究的,在座的姜广辉先生主持编写的《经学思想史》,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经学的历史,我认为非常好。

可是我们对于经学本身,包括经本身,还应有全方面的研究。刚才纪校长讲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学,毛泽东说过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进行总结。

我们今天不仅仅要做经学史的研究,也应该做经学本身的研究。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研究经学?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说句实话,我个人并不清楚,需要和大家一起探索。

我虽然见过周予同先生,但是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也没听过他的演讲、上过他的课,所以我不太清楚周先生的提法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个人猜想,他是不是受到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影响?当然我要向大家说明,“六经皆史”这个说法不是从章学诚开始的,明代已经有人说过了,明代甚至不止一个人说过,当然他们说的内容不同。

可是“六经皆史”的提法在章学诚那个时代,本身就是经学义理衰退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六经的政治指导作用、现实指导作用衰退的一个结果。

如果“六经皆史”,那么一定程度上六经都是史料,它就没有义理的价值,没有指导现实人生的作用,没有那么神圣了。所以“六经皆史”的一个意义就是,六经已经过去了,它的义理在今天已经不再有作用了。

所以在章学诚以后,有学者就反对这个命题,比如香港的饶宗颐先生。饶宗颐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访问记,他特别提出不赞成“六经皆史”,因为“六经皆史”是“夷经为史”,“夷”就是“平”,他认为“经”实际上是从“史”里面提高出来的,是高于“史”的。

现在你把它压平了,把六经都变成史,这就是“夷经为史”,他是不接受的。我个人不说我支持还是反对饶先生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见,饶先生提出这个意见,与他建设中国的新古典学等提法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值得大家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