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的诗 聂绀弩的旧体诗:一代中国知识人的劫难史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走出山村入大学时,聂绀弩已经作古,主流现当代文学史不载其名,只是偶尔在其在世的同辈文人或后辈学人的文章中,提到他。大约在大学毕业后数年的某日,在一本书中读到引用其《水浒人物》咏恶吏董超薛霸的两句诗:“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犹如雷击电触。

当时我正关注《水浒传》中展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和传统社会的动乱循环,尤其关注恶吏是如何练成的。聂公十四个字就点出恶吏存在的历史必然——只要宋徽宗这类君臣当道的帝制或准帝制存在一天,那么恶吏是这类政权存在须臾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们可恨亦可怜,陷害林冲、卢俊义等良善之辈一马当先。而当局势一变他们不是被痛恨他们的义士侠客杀掉,就是被当权者推出来做替罪羊。

由于当时为生计奔忙,没能去找到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聂公旧体诗的《散宜生诗》,抱憾多年。今年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井天先生煌煌百万言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元好问曾感叹:“诗人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中国自古笺注诗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不但要弄懂诗文字面上的意思,更要走进著者的心灵。尤其著者与注者时空相隔,做隔代知音尤为不易。年过花甲的侯井天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收集聂绀弩的轶诗和与之相关的信息长达二十余年。这种因心灵上的相契而抛弃一切功利的行为,从中可窥见中华文脉虽经无数劫难,而总能得到顽强传承的重要原因。

自1905年满清废除科举制后,继之而起的是新文化运动,旧体诗(或曰格律诗)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即使像鲁迅、郁达夫这些有游学外国经历、对旧文化反对不遗余力、以新文学立身的大家,身上也或多或少有士大夫的气息,尤其是他们做旧体诗时。且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将这类诗放进唐代李义山、宋代晏几道、清代龚定庵的诗词中,那种情调有多大差别?

1949年以后,写旧体诗的除了高居权力顶端的人外,其他人为之,难免给人“遗老”的感觉。如柳亚子“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陈寅恪“织素心思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等诸多诗篇,用当代事与古典对应,乃不得已为之,否则就似乎不是旧体诗了,如此,旧体诗的路子当然越走越窄。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情的政治运动将士大夫阶层乃至乡绅阶层完全消灭,旧体诗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后人再蹈前人故辙,只能变成“老干部体”之类的顺口溜,直至“纵做鬼、也幸福”,则是把肉麻当情趣的糟蹋了。

聂绀弩的旧体诗一出,之所以有惊世之感,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士大夫阶层消亡后为旧体诗注入了生命力。胡乔木在其《散宜生诗》出版时,主动要为其作序,序中云:“作者所写的诗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言律诗,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邵燕祥说:“聂绀弩格律诗的贡献,就在于旷士情怀,造化为师,不是俯首低檐,而是排闼出入,潇洒激昂,触处成诗,语语创新。”如我们读到“文章心口雌黄易,思想锥心改造难。”“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等等,虽不无嘲谑,但读起来决无粗鄙之感,而是质朴沉郁。

比形式突破更值得注重的是,聂绀弩延续了以史入诗的史学传统,用旧体诗记录了中国一代知识人的劫难史,或可说是一代儒林痛史。

聂绀弩的诗亦是如此。上世纪二十年代入黄埔军校、尔后投身文教、活到1986年的他,一生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沉浮,得意时少之又少,而大部分是倒霉受辱,其经历可算上世纪2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史的缩影。更兼其生性豪爽,交往广泛,和同时代大多数有名的文人有过往。其赠答或怀人、记游的诗中涉及到胡风、冯雪峰、舒芜、柳亚子、胡绳、何满子、钱钟书、萧军、萧红、秦似、周而复、梁羽生、尹痩石、吴祖光、黄永玉、丁聪、周有光、冯亦代等上百位文化名人或政治人物,读明白这些诗,就能比较清晰地对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代文化人的际遇有所了解。

古代文人遭流放多是一人或数人,尽管生活待遇有所下降,但其政治贬谪的意义大于对肉体折磨,所以苏东坡晚年流放到岭南时,还受到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的善待。而聂绀弩垂老投荒时,几乎是他们那代文化人共同的命运。

聂老写《北荒草》的地方,离清代用来流放罪臣的宁古塔不远。当年因江南科场案罹祸的吴兆骞被流放于此,后其好友顾贞观求情于纳兰性德,才得以归中土。顾贞观为此写词抚慰:“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翻云覆雨手。冰与雪,周旋久。”可当时流放在宁古塔的士大夫,并不需要亲事稼穑,有钱的人甚至还保留在关内诗酒流连的做派。

而聂绀弩那代人去北大荒,可真正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胡乔木读完《散宜生诗》书稿后说聂绀弩“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不知是正话反说还是显示政治上的正确。如果聂公真的做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还会写下“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之类诗句么?更不会在几年后祸从口出,忤触当道被判处无期徒刑,流配山西大牢。聂绀弩的硬骨头,至死没一丝一毫的软化。其诗品之高,有赖于其人品之高。

大学时代,我读杜甫的《秋兴八首》、《三吏》、《三别》,震撼之余,深感“诗史”之说不虚,比看《旧唐书》、《新唐书》还要真实、直观。后学小子,再读聂公的旧体诗,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白居易在李白坟前凭吊道:“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可天宝年间李白、杜甫那代诗人的薄命、沦落,和聂绀弩这代诗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