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传销五级三阶制】超两万湖南人深陷合肥的传销窝点

安徽合肥，全国传销的重灾区。而在这个重灾区，却有超两万的湖南人深陷其中。

深陷合肥传销窝点的湖南人,以浏阳人居多,其他各县市都有参加者。岳阳以平江人、临湘人为主。据合肥传销窝点的高层透露,这批湖南人是由一个名叫李丽南(音)的人于是2010年带领198名传销人员,从南昌到合肥市的庐阳区,并以庐阳区为据点,慢慢发展成了一个超两万人的团伙。

在这个团伙中,有一名自称湖南省九届人大代表、平江县政协常委的人,名叫吴志立(音)。由于些人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团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伙传销人员,改变了以往的传销方式,打着创业的幌子、用一种自称“自愿连锁经营”的方式、以低投入高回报为诱饵,吸引身边的亲朋好友加入。这伙人称,投资六万九千八、经过两到三年、就可以得到一千零四十万的回报。

在人们的印象中,传销团伙都以限制人身自由、并以强迫的方式逼使其加入。但这伙人一改传销的这种恶劣传统,先以考察能赚钱的项目为诱饵,诱骗亲戚朋友到合肥去,并以礼相待。在生活上,他们给你舒适的生活条件。

并带领来到合肥的亲朋,游览合肥的名胜古迹。游览过后,带你走西家、窜东家,到他们的合伙成员的租住地,听团伙成员给你“讲经颂道”,灌输他们的“自愿连锁经营”业的合法性,并使其相信投资六万九千八、百分之百能赚到一千零四十万。

据这伙人称:自愿连锁经营业是1998年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带领新疆考察团从国外引进的。引进这种“生意”的目的有三:一、解决工、农、学、商、兵的就业问题;二、撬动民间闲散资金、促进货币流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拉近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三、培养一批有胆识、有能力、有素质,能独挡一面的现代化商人,组建一支民间财团,抵制外货、防止资金外流。

据这伙人称,投资六万九千八,百分之百有赚到一千零四十万。他们的底气何来,原因有三:一、他们采取的是五级三阶制,公平、公开、合理;二、他们对成员的管理实行的是“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成员之间采取互帮、互助、互相监督的机制。团伙成员以“家”为单位,实行家长制。

成员的日常生活开支由各人平摊,还规定了成员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三、自我保障。团伙成员加入时投资的六万九千八,下周会返还一万九,作为新入者的活动经费。成员到一定级别后,上层会发一定的“工资”给团伙成员。他们与传统的传销还有一个区别:等级制不是象传销一样采取的“金字塔”的模式,而是采取的等腰三角形的模式。

就是通过“五级三阶”制,团伙成员由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升到高级经理(也就是他们所称的老总)后,拿够了一千零四十万,就得“出局”。出局后,会发给出局成员一个由官方承认的“出局证”。拿着这个出局证,就可以优先到银行“贷款”二千万、并且可以拿到他们所谓的“国家项目”、也就是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建设项目。

更甚者,他们称:“自愿连锁经营业”是由于“国家”引进、得到了“国家”暗中保护的投资方式。并且,这种生意的主人就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使几千万人从事这种生意。更为夸张的是,这种生意,是“国家”的需要、“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为什么这样讲,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证明:一、团伙成员所使用的手机是联通公司的集团网,为什么使用联通公司的集团网呢?因为联通公司是全中资的国有企业,他们要抵制外货、防止资金外流。国家有国安局、通讯管理局等单位对民众的通讯进行监控。

如果他们的生意不合法、这么大一个集团通讯网络,早被这些单位发现并取缔了。如果不合法,一个二、三十万的通讯使用团体,国家不可能批下来;二、国家对银行资金的监管非常严格,他们的加入者投资的六万九千百,是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由团伙高级成员以个人的名义,在银行申请开立的一个临时帐号,再由此高级成员把临时帐号里的钱,转入总帐号里面。

如果不合法,如此大的资金流向,银监会、人民银行早发现、并冻结了;三、如此多的人员聚集在合肥,当地政府、公安早已发现,而没有取缔。当地政府为什么没有取缔,因为合肥这地方征地拆迁采取的是分房不补钱的方式。

当地人的地被征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几套房子。而这些房子如果不租给这伙从事传销的人员,当地人就没有收入、就会闹事;这伙人在当地租住、生活,要消费,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解决了一部分当地人的就业。

当地政府也采取宣传的方式,劝告人们不要从事传销活动。但这种方式,团伙成员称是国家的一种“宏观调控”的方式。因为他们是在替“国家“培养”一批有胆识、有能力、有素质,能独挡一面的现代化商人。从事这行“生意”,必须要有胆识。

政府这样宣传,也是要吓退一批胆小者,而留下的都是能为“国”所用的胆大者;政府这样宣传,也是要告诫当地人,不要从事传销。当地人一但从事传销,会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秩序;政府这样宣传,也是人为地制造传销者与当地人的隔阂,保护传销者不受到当地黑、恶势力的袭扰。

要想加入这个团伙,有三个先决条件:一、22-50周岁;二、有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身体健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三、有已经成为团伙成员的介绍人。他们的操作模式,是由初入者投资六万九千八,成为团员成员中的一员。这六万九千八打入团伙成员的帐号,一周后返还一万九千给新入者、作为新加入者的活动经费。

成为团伙成员后,必须要找三个合作伙伴才能晋升。升为主任级后,次月有百位数的月收入。主任级下面的业务员、组长发展到一定的成员后,主任升为经理级,从次月开始,经理级有千位数的收入。经理级、包括经理级下面的人员,发展成员到二十九位后,升为高级经理、团伙成员称为升总。

升总后,次月就有6-15万不等的收入。当升总后的高级经理,拿完一千零四十万后,就出局了。拿到“出局证”,就可以找国家从事国家项目的投资了。他们还设立了一个互助的合作模式,既上级要帮助下级完成他们发展成员的任务,才能晋升。

初入者投资的六万九千八,除次周返还的一万九外,很大一部分作为了操作成本、上级的底新及效益分红外,据称还有一部分纳入了国税。他们还称,有底新及效益分红的人的收入一但超过三千五,就要交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他们底气的一部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税后收入是公民的合法收入,这也是这行生意合法的明证。

还有一部分投资,有一万八,进入了“国家”掌控的“PE基金”。一但自己的投资及新加入者注入的资金不能保证“升总”后的人拿不到一千零四十万,就会从“PE基金”里补充不足部分。“PE基金”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出局者可以从基金中申请投资“国家项目”所不足部分。但项目赚到钱后,申请者必须返还基金的本金及利息,以壮大基金。

不管团伙成员怎么样洗脑、怎么样诱惑,我们只要稍为清醒一下,就能分辩出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传销。当然,确实也有部分人赚到了钱,成为了“土豪”。但我们的钱还是成为了传销团伙高层的囊中之物。一部分投资,成为了上级的底新和分红;还有一部分钱,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PE基金”。一但新入者不足、“PE基金”被团伙高层卷走,那我们这是血本无归了。

我们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出局者”能优先投资国家项目。暂且不论所谓国家承认的“出局证”的合法性,单讼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的招投标及施工,是有一套完整的监督管理机制的。

虽然他们宣称:他们的早期领导、李丽南女士,已成了湖南经济界的领军人物、并得到了长沙的地铁项目工程。但我们都是凡人、不是工程管理、施工的专业人士,也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及经验,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干这些所谓的“国家项目”的。

虽然湖南省九届人大代表、平江县政协常委吴志立先生赚到了钱,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土豪”,但如果我们不昧着良心、欺骗、诱惑亲朋好友,我们也不成为象他那样的人。

在这伙传销人员中，有一个自称是湖南省九届人大代表、现平江县政协常委的人，名吴自立（音）。此人宣称，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在东莞大岭山开家具厂。一直以来，他扎根于家具制造、矿山开采、建筑等行业，做得风声水起。

凭借自己的实力，当选过湖南省九届人大代表。现在，还任平江县政协常委，也是平江县的风云人物。2011年，因其亲人被卷入合肥的传销窝点，特向湖南省公安厅要求，来到合肥调查传销事件、解救自己的亲人。

因吴志立身份的特殊性，当时湖南省公安厅发函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安徽省公安厅全力保护其的安全。湖南省公安厅还给吴配备了录音笔、微型摄像机等物。其手机号码也告知了安徽省公安厅，一但安徽省内接到其报警电话，马上通知湖南省公安厅，并全力解救，确保其人身安全。

但当吴来到安徽合肥其亲人的住所、并听了其亲人的介绍后，觉得其亲人从事的是一种利国、利民的好事业，也是一种百分百赚钱的行业，就自觉加入了其亲人的团队。现在，他已身居其团伙成员高位。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团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深陷合肥传销窝点的湖南人，以浏阳人居多，其他各县市都有参加者。岳阳以平江人、临湘人、湘阴、君山人为主，人数在八、九千人以上。据合肥传销窝点的高层透露，这批湖南人是由一个名叫李丽南（音）的人于是2010年带领198名传销人员，从南昌到合肥市的庐阳区，并以庐阳区为据点，慢慢发展成了一个超两万人的团伙。

他们主要租住在合肥庐阳区的和熙园、金谷苑、荷花苑、海棠花园、窦小桥等小区。可以讲，庐阳区的所有居民小区，都有其成员租住。据其团伙成员称，在合肥的传销人员，人数已起20万。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甚至有公务员中的区长、局长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