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女儿现状 呼兰河的女儿:萧红
萧红没有辜负鲁迅对她的期望,在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创造了瞩目的业绩。《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问世,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很喜欢萧红的作品,当他读到萧红到上海不久创作的《小六》时,就说:“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看了《生死场》后,觉得萧红“描绘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拿到《生死场》书稿后,鲁迅就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它。曾有文学社愿意给她付印,但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在这半年的焦急等待中,萧红不止一次地写信问鲁迅,鲁迅总是耐心地回答她。
等到《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准备出版时,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已出版,都有鲁迅写的序。萧红就写信给鲁迅,说:“他们(叶紫和萧军)的书都有您给写的《序》,我也要!”鲁迅接信后,在1935年11月14日夜里就为《生死场》写了《序言》,第二天即寄给萧红。
《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入侵者抗争的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自1935年12月初版后,重版了不下20次。
鲁迅对萧红并不一味袒护,他一方面肯定她的点滴进步,另一方面对她思想和创作上的弱点,也总是给以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帮助。鲁迅在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短短一句话,既赞扬了萧红在叙事和写景上的长处,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不够生动,流于自然主义的弱点,还须下苦功夫练笔。
鲁迅怕萧红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在1935年年11月16日的信中,还特意写清楚:“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
1936年3月,萧红和萧军搬到北四川路底的“永乐里”居住,意图是离鲁迅更近一些。自此,两萧“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他们谈天说地,拉家常,说到好笑的事,鲁迅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那笑声是那么的有感染力,惹得萧红也笑弯了腰。
有的时候,萧红就趴在鲁迅的膝盖上,她觉得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日子。萧红曾经问鲁迅:“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答:“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
有一天,萧红穿了件式样新奇、火红颜色的上衣,下着一条咖啡色格子裙,脚蹬一双短统靴子,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地去鲁迅家,一心指望鲁迅或许广平能对她的服饰大加赞扬。可是许广平忙着家务,鲁迅也无暇注意她的衣服,坐在躺椅上抽着烟。
萧红实在忍不住了,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这才把萧红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不大漂亮。”鲁迅怕萧红不高兴,接着又解释:“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接着鲁迅兴致勃勃地谈了衣服的色彩怎样同人体的胖瘦肤色相协调:“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人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鲁迅这番话,把萧红说得五体投地,她很奇怪,鲁迅怎么会知道“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萧红好奇地问。鲁迅回答:“看过书,关于美学的。”可萧红还刨根问底地问:“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鲁迅好像难以对答,干脆沉默。一旁的许广平接过话来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萧红这才似乎得到了满足。
萧红在鲁迅家吃饭时,常常会露一手给大家瞧瞧,什么韭菜合子、合叶饼、特别是做饺子,又快又好。鲁迅对萧红可说是百依百顺,只要萧红提议做什么吃,鲁迅总是同意的。吃过晚饭,萧红经常随鲁迅一家一起去看电影,萧红一点也想不起来,鲁迅对她曾有过任何气恼的表现,总是乐呵呵的。萧红在鲁迅身上得到的不仅是导师的教诲,更是她渴望已久的“母爱”的感觉。
在爱的漩涡中
自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问世后,萧红和萧军成了文坛上瞩目的一对文学夫妇。在人们眼中,他们是多么幸福、和谐、快乐的一对。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萧红心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痛苦,细心的许广平感觉到“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为了解脱苦痛的情绪,萧红常常整天整天地待在鲁迅家中,许广平只得放下手中的家务,陪着她。她和萧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萧红和萧军,一个纤细、一个粗犷;一个多病,一个强壮;一个出手慢,一个坐下就能写。热恋时,双方不会注意互相在性格、爱好、习惯、健康等各方面的差异,但时间一长,冷静下来后会逐渐发现,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互相忍让,或产生激烈的矛盾,发生种种不愉快的事。碰到两个个性倔强、自尊心很强的人,即使不愿伤害对方,也会使双方陷入痛苦。
萧军对待萧红,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有时朋友来聊天,谈到创作,萧军随口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而朋友则附和地说:“结构却也不坚实!
”不管萧军的动机是如何的善良,但萧红听了,气会不打一处来。萧红是被社会承认的女作家,当然名作家写的每一件作品并不一定都是名作,但作为她的丈夫,在别人面前如此评论萧红,这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早年的贫困、漂泊、折磨,使萧红的身体一直很衰弱,面色苍白,时常听见她诉说头痛……对于体弱多病的妻子的心态,粗壮如牛的萧军无法全部理解,往往一个疏忽,惹得萧红不高兴,心里就结下疙瘩。
萧红自己也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萧军认为“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她会感到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1938年,萧红随“西战团”先到西安。
萧军在3月11日拿到了去延安的通行证,只身步行渡过黄河,于18日到达延安。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正好丁玲和聂绀弩来到延安,约他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同意了。
在临汾车站送萧红上火车时,萧军在月台上拉住了聂绀弩,对鲁迅介绍给他的这位朋友,萧军一直非常信任,因此他对聂绀弩吐露了心声。萧军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怎么,你们要……”聂绀弩吃惊地问。“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绝不先抛弃她!”
在临汾的分手,两萧心中都很明白,这将是永久的分离。也许失去的东西更觉珍贵,萧军抱着一线希望,于四月初和丁玲、聂绀弩从延安到达西安,想再见萧红一面。当他们一行刚走进一所中学的院子时,“西战团”的一个团员看见丁玲,就喊:“主任回来了!
”听到喊声,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从丁玲的房里跑出来,他们以为迎接的是丁玲,没想到旁边却站着风尘仆仆的萧军,两人都愣住了。萧军虽有思想准备,但看到他俩一同从屋子里出来,心中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味。
这时的聂绀弩比任何人都了解萧红、萧军和端木三人之间的关系。他与丁玲到延安去之前,萧红曾向他倾吐过心中苦痛,和与端木的关系。
那天月色朦胧,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的小外套,和聂绀弩行走在正北路上,手中的小竹棍儿随便地敲着路边的电线杆和树。她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他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说得很多。最后,萧红说:“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聂绀弩问她什么事?萧红举起手中的小竹棍儿说,这是她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今天,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说。明天,我打算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聂绀弩一口答应。
没过几天,聂绀弩又在马路上碰见萧红,萧红一定要请聂绀弩吃饭。进饭馆后,萧红看着他吃了满满三碗饭后开口了。“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那个小竹棍儿的事……刚才,我已经送给他(端木蕻良)了。”
聂绀弩心中喀噔一愣,似乎想挽回什么,反问道:“那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别的什么吧?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聂绀弩还在提醒萧红。“在要紧的事上我有!”萧红话说得很坚定,但聂绀弩听得出,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现在三人碰头,萧军和端木礼节性地拥抱后,进屋洗脸,萧红也进了屋,站在一边微笑地说:“三郎——我们永远分离罢!”“好。”萧红听到萧军说声“好”字,很快地走了出去。
萧军说:“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据后人披露,当时萧红已有了身孕,是萧军的,所以萧军建议是不是等生了孩子以后再离,如果她不愿要他的孩子,可以由他抚养。可是萧红离心已定,不再接受他的好意,也不愿把孩子给萧军。
多年后,萧军很冷静地分析了他与萧红的分手缘由:“在我们经行的生活历程上,并非尽属康庄大道。正如一般青年男女一样,彼此之间也发生过猜疑,发生过误解,发生过‘外力’的干扰……但是人间的事情终归要有所变化,一旦主观、客观条件有所变化,时间、空间有所变化,共同基础有所变化,相应的人的思想、感情、理想……也必然要导致于变化。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一定规律可寻的,因此对于我们之间的‘诀别’,也就无足稀奇了。”
对于两萧的分手,常有人责备萧红的不是。其实,当时两萧戏剧性地结合,舆论天平的砝码就是倾向萧军的,因为是萧军把危难中的萧红解救出来,一个强者救了一个弱者,一个给予,一个得到,本来就是不平衡的。以后萧红再怎么把全部的爱献给萧军,人们都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两萧分手了,当中插进个“第三者”,舆论肯定是不利于萧红的,这一点使萧红非常伤心,她恨这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
而萧红对端木的感情也是复杂的。端木曾对朋友说,那时“对萧红表示好感的作家有好几个。有一次萧红买了一根手杖回来大家都争着要’,萧红一面告诉大家,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就归谁;一面又悄悄告诉端木藏物之所在。结果当然就给端木‘找’到了。”这件用品就是萧红对聂绀弩说的“小竹棍儿”。
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决定回武汉去。火车快要开了,聂绀弩挤开人群,对萧红大声说:“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这是朋友的肺腑之言,萧红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出来。
火车启动了,聂绀弩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向天空,她会心地笑着点头,向朋友们挥手告别,她的视线不断地在人群中搜索着,想寻找那熟悉的身影,可是火车越开越快,人群渐渐变小,萧红的手无力地垂下了……
从此,萧红和萧军各奔东西,再也没见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