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之子 神秘特工李士群之死16

几天后饶漱石汇报的电报来了。 这都些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一扫前些天的阴霾。 饶漱石在电报中欣喜地向毛主席汇报,他已奉命在扬州和李士群秘密会晤过了。中央的策反李士群的战略决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了,这再一次显示了主席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

这几年的策反和统战工作终于没有白做,如今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阶段了。 饶漱石和李士群已经仔细商定了一个“蛇脱壳”的庞大计划。 趁“清乡”为名,李士群的主要力量逐步从苏南抽身而出,向苏北、淮南转移。

李士群和新四军联手,共同与日伪军争夺人力、物力、财力、地盘。李士群手下武装不下二、三十万,除了省保安部队大部外,还有配备十万短枪的黑衫特工队和不少地方警察队伍。 李士群准备接受改编,把这些主力带至阜阳。

这样一来,李士群就和新四军淮南、苏北的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将有力地抑制日本军队的攻势,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敌我军事力量对比。 李士群担心一旦“反水”后,日本人将对他严厉打击,所以选择阜阳,是因为阜阳物华天宝,进可以控制京蒲沿线,退可以以大别山为依托,周旋和游击有余地。

相对而言,苏北地势一马平川,基本上为平原水网地。夏秋青纱帐起,稍有地物还可利用;可冬春季青纱帐落,大地又一望无垠,不利于作战。

饶漱石在报告中还透露这么个信息:李士群的这些计划,已经得到上面汪精卫的默许。汪精卫自觉来日无多,已把陈公博“托孤”给李士群,要李士群“宁赠友人,不与家奴”。这个家奴,指的是共产党和汪精卫共同的叛徒周佛海,友人么,毋须多言。

但是,这个“蛇脱壳”的庞大计划动作太大,饶漱石不敢自作主张,需要得到中央的指导、批准和支持。 饶漱石报告说,已派冯少白携带详细文件星夜兼行来延安。

文件中,还有李士群提供的许多原在上海英美租界巡捕房和宁沪警察局密藏的一些重要资料副本,有许多和我党早期活动有关,极其珍贵重要。比如我党早期领导人向忠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叛变投敌后的交代供词等,这些都是极其秘密的档案,这次都搞到了。

向忠发、卢福坦等人,都是工人阶级出身。 当年米夫说陈独秀、瞿秋白这些知识分子不可靠,所以让向忠发、卢福坦等人当上中共的领导人。 1931年,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迅速被杀,中共中央曾经为他作了极高的评价,可是,根据李士群提供的材料,这个理应是“钢铁意志”的无产阶级代表,一被捕就立刻自首,投降。

向忠发被杀后,卢福坦被指定为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领导人。可他于1932年底被英国巡捕抓获后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随即叛变。

卢福坦的口供里涉及到某位中央领导人的不光彩的历史。 有这些人的材料,可以好好羞辱米夫等人。 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毛泽东看阅,大喜。 他叫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罗迈、林伯渠、康生等前来分享这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从不喝酒的毛泽东,举起了酒杯,为即将“蛇脱壳”的李士群干杯,希望他能早日跨出这“洗心革面,皈以人民”的关键性一步!

康生的情况和潘汉年不同! 即便他在莫斯科和王明打的是火热,可他还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那就是他照样关心毛泽东的儿子们,继续善待他们,能一如既往地悉心照管他们。”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兄弟三人到达上海,进入中央特科主办的戈登路(今江宁路)大同幼稚园抚养。

幼稚园的保育人员,多为我党高级干部的家属,其中有李立三、李求实同志的爱人。幼稚园的负责人,是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董健吾同志,即“红色牧师”。 董健吾(1891—1970年),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为此长期担任宋家的家庭牧师。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也是通过董健吾联络、护送才得以成行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就是他。

令人遗憾的是,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救治无效当夜病亡。 1932年初,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中共特科的欧阳新为了安全,决定立刻解散大同幼稚园!我相信,实际作出这各个决定的不是欧阳新(即王子春),一定是潘汉年!

董健吾将所有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都一一作了妥善安置,惟有毛氏兄弟无处可去,只好由董健吾亲自收养。 毛岸英、毛岸青两人,他们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始经常跑出去玩。

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 因1933年中共特科的领导人潘汉年紧急疏散,对孩子的经济资助突然中断,董健吾也和组织失去联系。

这种情况,在我描写李士群协助特科刺杀陈蔚如时也出现过。还是那句话,潘汉年工作中难免“百密一疏”、“挂万漏一”。但是,如果工作方式再仔细一些,避免这“一疏”、“一漏”,都能像周恩来那么心细如发般地关心对所有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人,那么,党的事业将更加灿烂辉煌。

但是,毛氏兄弟不能和李士群等同而语,他们毕竟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潘汉年这样处理问题总让人感到不妥,如果联系到他和工农干部长时期的格格不入,联系到当时党内有所谓“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言论,似乎也多少看出他对毛泽东不以为然的端倪。

董健吾的元配在生活困难时,对两兄弟的态度也多少有些冷漠。据毛岸英讲,兄弟俩曾一度流落街头,相依为命。

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前几年,董健吾的子女还和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打起官司来,究其缘由,还是因为潘汉年在抚养毛氏兄弟一事上处理不当的后遗症! 后来,董健吾总算将毛氏兄弟他们找回,并与地下党接上关系。

1936年初,宋庆龄让董健吾带一封信去延安。这是国民党高层为了和中共重谈合作,准备一致抗日的“投石问路”之举。在董健吾出发之前,在宋家,董健吾居然和蒋介石不期而遇。

蒋介石在礼拜室和董健吾密谈,明确这份信是出于他的意思。 宋庆龄为了方便董健吾进入延安,还给他弄了一个财政委员的身份。宋庆龄怕这样还不行,告诉董健吾,关键时刻可以去找西安的张学良帮忙。 果然不出所料,对延安的封锁非常严厉, 财政委员的身份真的起不了作用。

董健吾就去找张学良了。几次出入延安,董健吾和张学良将军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 一次,张学良将军主动问董健吾有什么疑难问题需要帮忙,董健吾抓住时机,提出要把毛氏兄弟送出国。

于是,张学良特派东北军将领李杜护送两兄弟出国。 1936年7月初,张学良让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绕道去苏联考察。

到达这时苏联国内正大张旗鼓肃反,严格控制外侨入境,大使馆迟迟不作签证。 此时康生任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他知晓此事后,立即和苏方交涉,这样李杜将军得以把岸英兄弟送往苏联驻法大使馆。

康生专程前往法国,在他的护送下,毛氏兄弟安抵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当时儿童院里中国学生占了百分之二十,大多是烈士子女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

结束了流浪生涯,开始了留学生活,毛岸英曾说过那种感觉像是掉到了蜜罐里。 康生1937年回国时,曾把毛岸英亲笔信带给了毛泽东。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相隔9年才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 当毛泽东看到爱子的信,其对康生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毛岸英在信中写道: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幸福的地方。这儿就是天堂了。 毛泽东放心了。 这些年来,康生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他的儿子们,而这真是他亏欠儿子们的。

毛泽东越感激康生,所以越要把他从王明身边拉回。 其实,康生还无意给毛泽东办理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将陈独秀彻底拒之共产党的门外! 李士群由于他所处的特殊位置,如果他真的起义的话,除了战略上意义重大以外,在情报系统也意义甚大,许多机密也会引韧而解。

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知道了, 李士群还是被日本人毒死。 我之所以反对蔡德金们对李士群之死的幸灾乐祸,是因为“成王败寇”的功利史观,仅仅习惯于从成功者事后追溯其“鸿运”的单线压缩视角铺陈其成功史,对失败者不屑一顾。

其实,历史并非仅仅是成功者的历史,那些失败的选择,或者被后来的情势遮蔽、湮没的另类选择,也是构成有效历史必不可少的因素。

所谓成功只有相对于特定情势的定势意义。 一根稻草压死骆驼,念虑之差改写历史,也是因为蓄势至此,机运至此。然而,关键的“一根”或者“一念”毕竟只有通过在其场、在其位的活人的能动选择才可能使情势发生决定性的临界突变。

此所谓人类社会历史流运动过程中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之自组织复杂性演变和转化逻辑凸显。 回过头来看,日本人采用秘密毒杀李士群,而事后却把一切都推到别人身上,虽说是鬼子的老伎俩,倒也让人深思:奇怪的是日本军方培养这样一条鹰犬,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为什么无端地要把他弄死?毒死就毒死了,日本人为什么欲盖弥彰!

再看柯兴在《关露传》中写道: “过几天,王炳南下了班又到胡绣枫家来。

这次,他带来了关于李士群之死的详细情况。李士群如何消灭军统中统在上海的地下秘密组织,如何和周佛海结怨,如何倒卖日本人急需的军粮使日军恼怒;戴笠如何密令周佛海杀掉李士群,周佛海如何离间李士群与日本人的关系,并且如何利用日本宪兵队长冈村的手来毒杀李士群的,等等等等,讲得详详细细。

总之,李士群的死和他与共产党暗中来往无关。” 王炳南是关露最爱的人,他又是周恩来的重要助手,他是高层次的情报官员,他的话有份量。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只知道武田义雄于1945年2月7日在视察东宁要塞防务时又出现过。也就是说,武田义雄于1942年底失踪以后,并没有被杀害,并没有牺牲;日本军方只是监禁和审查他,没有“绝对致死”铁证!

所以,完全可能是日本军方在重新审议“梅”计划时,看到了苏联人的痕迹。 但是,由于苏联人的总体战略方针和日本人的总体战略方针并无实质上的冲突:都是极力防止在东三省爆发日苏战争,避免日苏两国正面对峙。

所以,事情的后果并不严重。 处理的方法和手段也无须严厉! 让辻政信这样的反苏先锋来打前阵,也是可以理解的。 出出恶气——被苏联人玩弄于掌中的那种羞辱! 1943年9月7日,日本上海宪兵队队长岗村中佐的通知李士群,请他去岗村家赴宴,并说这次是专诚为李士群和熊剑东解释误会的。

自从林中佐调走后,岗村接任他的工作。 李士群深知,上海宪兵队的后面,是日本参谋本部和派遣军总部,不便拒绝,决定届时前往。

自从吴四宝被日军毒死后,李士群就有了戒心。每逢日军请他吃饭,李士群事先都要打好霍乱、伤寒、痢疾等多种防疫针,在酒席上也尽量少吃少饮,有时还假装胃痛,不饮不食。李士群这次也不例外。 李士群和夏仲明一进岗村家门,岗村和已经先到的熊剑东夫妇都起立欢迎,气氛相当融洽。

接着便入席就餐,彼此谈笑风生,举杯敬酒。 岗村亲手把盏,李士群仔细观察,见酒瓶、酒杯并无异样,而且岗村斟酒总是自己先尝一口,再举杯劝酒。

一会儿,岗村“妻子”又端上一道牛肉饼,各人面前各放一盘。 李士群实在不好推托,便也把自己面前的饼咬了一口,说:“好吃!好吃!”其实他并未完全咽下,停了一会,李士群便托故去厕所,连忙用手指把饼抠出来,漱了口,才算放心。

席散后,李士群、夏仲明与岗村、熊剑东等握手道谢告别,仍乘武装专车回苏州。李士群到家便把应邀赴宴经过,详细告诉了叶吉卿和在家里等他的唐惠民、余百鲁、佘爱珍等人,并说自己如何警惕,如何机智,大家听后很是高兴。

于是,李士群和唐惠民、余百鲁等人开始打麻将消遣。 麻将打到次日凌晨四时左右,李士群开始感到不舒服了。起初还以为是过度疲劳。哪知没多久就上吐下泻不止。 家人立即叫来他的私人医生储麟荪诊断,进行抢救治疗,注射了解毒针剂,终未见效。

9月9日,八点钟光景,日军联络部长中山贯一大佐协同日本驻军第65师团参谋长安藤少将,闻讯前来探病。 安藤向叶吉卿讯问了一下李士群的病情经过,便匆匆回去向日军司令官小林信男中将作了汇报。

十点钟左右,小林信男中将亲临李士群病榻前,探望奄奄一息的李士群。 当小林信男用手抚摸他的头领时,李士群仅仅能微微张一张眼,微微点一下头,其中意思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

下午二点,小林信男特派了由日军管制的苏州铁路医院院长小仓博士为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松本大佐为辅的医治抢救队,前来为李士群进行检查,采取抢救措施。 小仓博士是个年近花甲、对医道有经验、对政治无嗅觉的职业医生,在中山联络部长的监督之下,小仓博士亲自动手对李士群进行反反复复的仔细检查诊听。

经过一个小时的折腾,病因终于查到了。 在外间客厅里,小仓博士向黄敬斋等人言道:“李先生患的是—种新近才发现的极其稀有的不治之症,病名叫'败血性毒素食物中毒’。

我很抱歉和遗憾,无法也无能给李先生开处方,因为今日全世界还没有可以救治此病的方法和药品,我也不主张再给李先生注射什么药液,甚至盐水,因为这是多此—举,徒然增加患者的痛苦而无济于事。

我以为,还是听其自然的好。” 众人闻言,皆震惊异常。 小仓博士又以感慨的语气和惊异的神态,继续叙述他个人对这种怪病的看法:“不知什么原故,在我们国内,近年来此类病症时有发生,而且大都发生在军政财界的要人之间。

这种败血性毒素,不是细菌毒物,也不是其他可以化验得出的毒物,而是一种病毒,毒性极为强烈,但不传染。它并不像细菌那么缓慢繁殖,而是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地分裂和复制,极其迅速败坏这个人的血液。

病情大发作时,把患者体内含有的水份,通过汗、吐、泻等渠道,排泄净尽、使人体无水,致于死命……” 黄敬斋等人正在倾听小仓博士分析这种怪病情况时,突然听到里间卧室里传来叶吉卿撕心裂肺的嚎哭声:“士群!

士群哪,你不能走哇……” 黄敬斋、中山贯一等人急忙奔进卧室。 只见唐惠民正用手抹着李士群断气时张开的口和眼,使之闭上。佘爱珍站在一边哭得像泪人,可是拼命压抑着自己不敢发出声来。

叶吉卿扑在李士群那副已经干瘪得如同猴子一般的躯体上,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嚎陶大哭着。任凭着她干呼万唤,已经踏上了黄泉路的李士群,带着永远洗刷不清的满身污垢,悠悠西去了。 汪精卫闻讯后两眼流泪,凄然道:“他们竞如此残忍。

不讲信义!士群是代人受过呀!”汪精卫随即下令在上海万国公墓为李士群举行“国葬”,并亲笔为李士群写了《墓碑铭》,叹曰:“才足以济世,而天不永其年!” 于是,以潘汉年和李士群为主角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情报特工战,嘎然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