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常识 梁文道:通识教育的危险
教育是一种社会再分配财富和地位的方法。这不只是干枯的理论陈述,而且是很多香港人的信念和亲身体验。今天30到50岁的中产阶级,有不少人都经历过困苦的幼年,但凭着一己的拼搏和上进,透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生命,最终不只赢来学位,也得到了体面和稳定的生活。
这批努力而且幸运的中产阶级,今天有些已为人父母。他们格外关注子女的教育,当然就不足为奇。有趣的是,虽然自己是老一套所谓「填鸭式」教育的成功过来人,他们却都讨厌那种使得自己得到阶层上升机会的教育方法。他们想起童年,满是苦闷不快的记诵苦读,和格式一致压力奇大的升学考试,所以他们不想自己的子女重复自己的道路,他们要求教育改革,而教改也响应了他们。
其实教改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教育成为现代国家的责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范围上施行以来,教育的改革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新鲜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门徒首倡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一种强调启发和能力培养多于资讯记诵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却成为最不「进步」(或者「激进」)的路数,反而成了全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国需要的一种教育模式。
所以过去20年来,「先进」的第一世界国家莫不把教改视作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而改革的大方向也莫有不从曾经很激进的「进步教育」方法。
不要背诵,要理解;不要学知识,而要学学习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课本,而要灵活地在生活中撷取各种信息;不要一个人死干的传统功课,而要小组讨论做project以培养沟通与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试,而要日积月累地衡量学生的长期表现;老师不是授业的活教科书,而是解惑的启发者。
这一切都不会有人反对。过去很多中产家庭花大钱送子女进国际学校,为的就是得到这种教育。如今教改也朝这目标前进,又怎会有家长不同意?于是关于教改的主流计划也就往往局限在技术层次。
以此次的「三三四」学制改革和高中课程改革为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改革的内容,而是达至目标的方法是否可行。例如成为话题的「通识教育」,论者都把重点放在师资充不充分,和评核方法合不合理等问题上。
其实早在70年代,就已经有些先知先觉的教育学家如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发现这种教改有潜在的危险,而且问题不小。那就是它可能会破坏教育再分配财富和地位的功能。30年来,随着这一波教育改革在先进国家的雷厉风行,也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实征地证实了这种担忧。
许多低下阶层的学生不仅不能在这种开放进步的教育中得到好处,反而变得常识贫乏,与中上阶级的子弟愈差愈远。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情�ㄊ侨绾畏⑸�的呢?
即将推行的「通识教育」是近期教改中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最佳典范。「通识教育」是现有学科中最强调学生要有整合跨科知识、发展自主学习能力的科目。教统局文件第27段就明言日后「学习的主要责任落在学生身上」,而「教师的角色可以是学习促进者、资料提供者和顾问」。
关键就是当学生不需要再死背硬记过去被认为必要的知识时,他要怎么样去搜集材料,完成他的跨学科学习,和同学们一起去弄篇关于《战争与和平》(通识科的课题之一)的报告呢?他不只要拥有学校不再规定记诵的某些基础知识,还要有不错的理解分析和综合能力,要有和人沟通合作的本领,更要有一定的语言表达力。这固然是学校教育可以提供的训练,但却更多地来自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资本」。
面对填鸭式教育和可以死死操练成就的考试方法,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学生,到底还是比较平等的,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勤奋和小量的技巧组合。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有那么一批为数不少的人,虽出身贫寒却能经过教育和考试晋身中产阶级。
但若是要学通识教育,一个父母均受过高等教育,自幼培养阅读爱好,因背景良好而有充分自信心,放假能随家人旅行甚至游学欧洲的少年;与一个来自单亲领取综援家庭,闲暇要操持家务甚至帮助长辈工作,去一趟东莞都要左算右计的同龄同学,二者之间就可能有极大差别了。
因为表达、沟通、理解、分析和思考等种种能力所涉范围甚广,而且不是单在学校有限的条件下发愤苦学就可习得。光是做功课要交研习报告,一个有大专学历的父母指导协助的孩子,和一个父母只有小学学历而且日夜加班的孩子相比,恐怕就有截然不同的成果。
所谓「学习的主要责任落在学生身上」的另一层意义,就是家庭的责任也更重大了,凡是育有子女的夫妻都会明白。而那些子女有幸入读强调开放教育的国际学校者,也都心知肚明自己要比一般家长多花多少时间精力在孩子的学习上。因为这种开放的进步教育固然比较优良,但它对家庭的要求也同样地高。换句话说,以「通识教育」为典型范例的教改,很有可能在贫富差距日增、贫穷儿童数目渐多的今天,进一步扩大而非拉近了这个趋势。
我不反对教育改革走向一条开放和进步的路子,因为这似乎是当前经济转型下不得不走的路,也因为过去的填鸭教育和考试制度确实弊端丛生。但是政府必须理解,推行教改不可以忘记教育改变社会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后学校的责任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学生们因为背景造成的差异,必须在有充分资源和援助的学校之中弥补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