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三)
胡耀邦1989年4月去世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王楚来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耀邦寓所,采访那不足18平方米的家庭灵堂吊唁活动,深情地写道: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
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
胡耀邦主持和参与平反、落实政策的,不仅是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这样的党政军领导人,还有大量普普通通的中共党员和中国人: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
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代表执政党与它曾经敌视的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可能会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也可能把几十年间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重新打造一遍,而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但无论如何,这样做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
就像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92年当着几十名红衣主教的面,毅然公开承认360年前教廷处置伽利略是一个错误,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保罗二世对教廷罪恶的自责和自赎努力,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谅解和基督教众的认同。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胡耀邦对同志、对同胞博大深沉的爱,感动了全中国。即便是历来对中共治国理念持批评态度的人,从梁漱溟教授到达赖喇嘛,都对胡耀邦发出衷心赞誉。胡耀邦1981年取代华国锋出任党主席后,收到达赖喇嘛发来的贺电:
我希望你会继续用你的胆略和努力来承认现实和尊重人民的愿望。祝愿你胜利领导中国人民繁荣富强。
胡耀邦追悼会期间,台湾记者访问从人民日报社长位置上离休的秦川,请他谈谈对胡耀邦的印象。秦川的回答一连用了4个最字:
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
人民日报紧随胡耀邦,既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冤假错案奔走呼号,也为普通百姓、普通党员的悲剧命运仗义执言。最典型的两件事,是推动全国各地对右派冤案几乎一风吹地改正,隆重纪念被虐杀的共产党员张志新。
胡耀邦1977年底到中组部上任后没几天,就询问:
1957年的右派,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在不少单位竟然高达80%。中国本来极其稀缺科技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他们在长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在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出国深造,本来就是个奇迹。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不少大师级的学者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很多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创业。就像现代大儒梁漱溟教授1949年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
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就像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遇到记者提问为什么回到贫穷的祖国去,不约而同地反诘:
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成才,思想底色倾向于五四科学民主主张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中共党员只占4.4%,始终得不到信任。
他们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婴儿一样被官员翻来覆去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2次文化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创造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当年的北大旁听生从中国和世界学术史上硬生生地抹去了。
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精英,大多不懂政党政治,但愿意服从政治权力,在现实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为国家效力,甚至不自量力地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专业经验对执政者有所箴谏。
中国最好的翻译家傅雷,一解放就被《人民日报》指责,说他在《贝多芬传》译序和附录中一味夸大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极端的个人英雄和个人主义思想,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译者的观点麻醉人民,是反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
尽管如此,傅雷还是对新中国抱以极大的善意。1957年他应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示,兴奋地给在波兰学音乐的儿子傅聪写信,寄去多达14页的毛泽东讲话记录和自己的学习心得,叹服毛主席——
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都融会贯通了的人。
向来不问俗事、与世无争的傅雷,人誉云中仙鹤,自称仓库里的老鼠,在1957年可悲地被领袖的诚恳所感召,参与鸣放,讲过几条绝无任何政治企图的意见。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些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不该忽视鲁迅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金作品;稿费制度要合理,不能影响创作、影响作家生活。
反右一来,尽管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出面缓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还是不肯放过傅雷,拍板扣上右派帽子。
父亲遭到不测,长子傅聪在波兰风闻要让他提前结束留学回国。《世界》杂志2005年第10期施雪钧文章记载了一个未经傅聪本人证实的传说,初恋女友偷偷写信将国内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告诫傅聪:
你不能回来,如果回来,你的艺术就完了!
女友大胆无私的爱,为华人世界挽救了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傅聪当机立断,悄悄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
从反右到文革前,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多亏周恩来和陈毅的关照,傅雷得以与自行流亡的傅聪保持通信。天各一方的父子,视政治劫难为无物,心无纤尘地探讨音乐、艺术、文化、祖国和人生。傅雷在信中嘱咐傅聪: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文革中,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当街挨斗4天3夜后,在家中双双从容自缢。尽管国内家破人亡,傅聪在海外几十年,从未发表过半句对祖国不恭的言论。凡是对祖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多大的价钱邀请演出,他也绝不肯踏上其土地一步。据三联书店老编辑范用回忆,文革后胡耀邦对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作出批示:
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
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慈母心肠。
耀邦的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傅聪回国后,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由范用编辑,三联书店在1983年终于排除阻力,出版《傅雷家书》,成为博主这代大学生喜爱的艺术和人生修养必读书。
放眼全中国,多少像傅雷、傅聪父子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文化人,冤魂不得安息,才华湮没无闻,赤胆忠心却报国无门?然而,当年的反右运动,毕竟涉及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在一些人心目中是难以撼动的铁案。邓小平文革后对反右讲了3句话:
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3句话是个整体,不可分拆。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和民政部5个中央部委在烟台开会,决定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给予妥善安置,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勉强同意对极个别完全搞错的予以改正。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写道,与会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就是当初把批评郭玉峰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的那位老干部)当场表示保留意见,力主划错多少改正多少。人民日报驻会记者于国厚赞同这个意见,回京后向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上的争论。
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闻讯后火速商议,给杨士杰打电话,建议写出书面材料报送中央。王泽民还到中组部同志家里面商。很快,杨士杰署名写出对烟台会议的书面意见,胡耀邦又安排以中组部名义给中央打报告。中央发下话来,5个部委再开一次会进行研究。
在中组部据理力争下,中央55号文件终于开了一道口子:
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胡耀邦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在笼统肯定反右某种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广大右派同胞,以改正之名,挤开了平反之门。
人民日报考虑到右派问题的敏感性,不能像落实干部政策那样大张旗鼓地发表长篇大论,更避免像针对康办背景的郭玉峰那样咄咄逼人。从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机关和地方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向全党推荐勇于改正的先进经验,以此为榜样,循循善诱地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专人到该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对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根据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单,发函亲属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对当年给本部门的领导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党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运动的几条认识误区,即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说成是攻击中央领导,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上海市:总结了错划右派的深刻教训,如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把执行上级的指示(即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污蔑党的领导;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的成员被划为右派,扩大化比较严重,现绝大多数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谈会上六教授。
广东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连已经移居国外和港澳的错划右派也坚决予以改正。
据戴煌在书中记载,有些省市负责人看到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报道,感到太突然,纷纷给报社打电话探问是怎么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
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右派记者刘宾雁晚年回忆说:在右派问题上,起初中央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分错划的人改正,还规定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王若水主持编发了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改正的报道——
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道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针。
人民日报为右派改正工作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疑虑,严正指出: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
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右派争取到的,是一个暧昧的改正,对于反右运动是抽象肯定下的具体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改正,是一种模糊操作。人民日报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党呼吁尽可能扩大改正的范围:
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希望上级规定改正的比例数字,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突破比例。人民日报把能否为尽可能多负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党性的高度,恳切陈词:
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人民日报一再以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向全党担保,改正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将来不会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一风吹的帽子,有关部门不必犹犹豫豫,摇摇晃晃。为防止改正后整人恶习死灰复燃,人民日报记者、后来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张铭清撰写短评《怎样看待改正右派》,批评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这个标签,是一种政治上的继续歧视:
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按照过去的统计口径,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约45万人。当被改正的右派人数突破50万大关时,有人慌了:
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有人民日报背书,也由于邓小平的容忍,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有96人因种种原因未予平反,占右派总数不足0.02%。
一个文化古国最优秀阶层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得到拯救。
1980年11月,国务院参事、反右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长李逸三铺开信纸,抖抖索索地给胡耀邦写信,呼吁为1957年赫赫有名的大右派葛佩琦平反。
葛佩琦,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大学领导人之一,1938年的地下党员,以国民党军少将参议的身份潜伏东北,为共产党收集军事情报,解放后却被共产党拒之门外。到了1957年阴差阳错,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只能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帮助党整风。葛佩琦对自己的党爱之深,责之切,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激动的讲话。他的即席发言先是被《人大周报》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接着《人民日报》又加以转载: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
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人民日报》还特地制作了醒目的小标题: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1957年的危言,今天听来已经稀松平常。文革后连党内元老陈云都告诫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当年的公众不了解葛佩琦本是一名忠心耿耿的老党员,他的亡党警告听上去很像一个党外异己分子(还是国民党少将呢!)赤裸裸的挑衅,十分刺耳,被指认为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以至于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提起反右,还记得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
葛佩琦察觉事态严重,6月9日上午来到人民日报社,给编辑部送上一封更正信,指出:
6月8日你报7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
葛佩琦在信中申辩说,他在座谈会发言的语气要缓和得多,原话是这么说的: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人民日报此时正在遵照毛泽东反右部署,紧锣密鼓发出反右动员令,对葛佩琦的来信置之不理,继续连篇累牍地渲染和围剿那句杀共产党人的话。
葛佩琦为人民日报上的这段话,坐了18年大牢,妻离子散,出狱后靠双拐走路,几乎成了瞎子,一个人住在大杂院8平方米的小屋里。在他为争取平反奔走呼号的过程中,人民日报总算在档案中翻出1957年6月他给编辑部要求更正的信件,提供了他受诬陷的重要证据。葛佩琦先后去过中组部上访、找到胡耀邦家递交申诉信,种种努力最终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委封杀。同情他的李逸三老人只好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给胡耀邦写信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