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沈崇事件 揭露“沈崇事件”真相
2010年,谢泳先生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沈崇案”的质疑,从而导致对那次所发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否定。我读后很反感,而对《书屋》杂志2010年第十期发表的石天河先生对谢泳文的反驳的观点,则十分赞同。
确如石文所指出的:“不仅使现在还活着的当事人伤心,且对她的亲人、子女都有精神的伤害,从人权或人道的观念来说都是不应该的。”我觉得现年已耄耋的我也有责任谈谈自己在这问题上的亲身经历、感受。
早年的见闻
我是成都市人。很多人都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日寇即对我抗战大后方城市如重庆、成都、昆明等不断进行狂轰滥炸,这些城市的民众死伤严重。1941年日、美开战,我国与美国结成为反日、德、意法西斯的盟友。
翌年战局即变为美强日弱,美军派出大量的“B29”巨型轰炸机(我们亦称为“空中堡垒”),以成都、昆明为基地轮番轰炸日占领区机场和日本本土城市,如东京等。从此日机不敢再来,我们抗战大后方的城市民众都很高兴,从此就不再日夜忙于躲日机的空袭了。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城市进驻了美国空军及其地勤人员,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我们这些抗战大后方城市市民也日益不满不守军纪的美军的骚扰。我们最常见的也是,不少美军驾着吉普车,载着年轻的中国妇女(多是妓女,少数是上当受骗的女大学生,市民称之为“吉普女郎”)在大街上飞驰,有时他们的吉普车横冲直撞,辗死辗伤一些市民、孩子也不管。
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春熙路”上的一些大饭店则成为他们寻欢作乐、玩弄中国妇女的场所。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翌年夏,抗战时期内迁到大后方的平津、江浙的大学开始复员。我所上的燕京大学,是抗日时期由北平内迁到成都的,此时也分批复员,我是那年5月随校复员的。三千里路云和月,由于内战烽火四起,交通时断时续,行路难,我们由成都动身,经西安、太原、石家庄等地,备尝艰辛,为时二十多天才抵达北平。
我们乘火车进入前门车站,想不到在车站维持秩序的竟是腰挎手枪、臂佩“M.P.”臂章的美军宪兵。我们住进了燕园后,进城游览或购物,也发现有美国兵开车,载着“吉普女郎”在大街上奔驰。
他们打伤驾驶三轮车“车夫”的事更常有所闻。那时国、共和谈还在进行,在北平设立的军事调处执行处有美方代表参加。但是美国政府却暗地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武器抢占华北、华东、东北重要城市。
为了得到美国政府更多的支持,1946年11月,蒋介石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而且驻华美军海军陆战队竟保持有六万人,还有,五千多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遍布于蒋军之中。于是美军仗势凌人,惹是生非的恶行在我国层出不穷,我们人民的怒火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