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丰子恺作文素材

丰子恺十七岁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在此学习五年,这五年间,李淑同先生是他的图画音乐教师。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评价李叔同先生道:“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高,又是书法金石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对李叔同先生的崇拜跃然纸上。

“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这话可说得没有余地啊,要知道夏丐尊先生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呢,而且丰子恺对夏先生也是十分的尊敬的,单拿这句话不会把夏老师怠慢了么?!不会的,丰子恺自有他的道理,在《悼夏丐尊先生》一文中,先是讲“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

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然后引用夏先生说的话:“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可谓“夫子自道”。再说夏先生教国文,“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故夏先生“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更深一步的阐述后,得出了李先生所行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所行的是“妈妈的教育”,平分秋色了不是?!

两位老师的教育又岂止限于学校呢?!后来李先生做了和尚,成了弘一法师,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出家的前晚,李先生叫丰子恺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他们三人。离开夏先生后,丰子恺也时常与先生接近,不断地接受先生的教诲,甚至于为他的漫画集作序。两位导师还是他眼中的导师,他说:“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难得的是,丰子恺不愧为名师所出的高徒,对李叔同先生的毅然出家,对夏先生的多愁善感、悲天悯人,都有他独到的理解,觉得两位先生无论出世还是入世,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他认为:“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丰子恺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学生,而且是他们俩难能可贵的相交相知的朋友了。

漫画家是离不开幽默的，丰子恺的漫画，一向以富有诗意和哲理著称，生活中的丰子恺为作画，也曾遇到很多趣事。丰子恺总是带着速写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素材。有一次，去农村写生时，他看到田野旁的树林里有几个农妇正在扫落叶，她们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了他的兴致，于是，他立即掏出速写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画了起来。

正当他画得入神时，竟被其中一位农妇发现了，于是，一群“娘子军”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大兴问罪之师：“你画我们作什么？”“准是画了去给洋鬼子的吧？”其中一位农妇更叫嚷起来：“洋鬼子会捉画中人的灵魂的呀！灵魂被收去，就活不成了！”“不得了，决不能让他画去！”

那些女人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个甚至伸手要抢速写本。面对这种局面，丰子恺纵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幸亏村里的一位老人闻声赶来，问明了原委，替丰子恺解释了半天，她们这才息怒而去。在谢过了那位好心的老人之后，丰子恺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心爱的速写本查看，幸好八张描绘农妇姿态的画稿都完好无损，这才松了口气。

一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丰子恺看到一个小贩拎着一篮花生米走来，他觉得其形象很入画，就一边观察他，一边伸手去口袋里掏速写本。那小贩以为丰子恺盯着他是准备掏钱，连忙走到跟前道：“先生，花生米要买几包？”丰子恺愣了一下，无奈之下只好将错就错地买了两包花生米。

丰子恺喜欢清静，特别不喜欢和当时的政界人物来往，常常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良友》杂志的编辑多次到丰子恺家中采访，拍摄他作画的照片后登在刊物上，称他为美术界的名人，并且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丰子恺看了之后，对家中的孩子们幽默地说：“其实，我不是明人（名人），而是清人。”然后解释说，明、清是两个朝代的名称，而名和明是谐音，名又是名利一词的首字，他不喜欢做名人，他喜欢做个清静的人。

丰子恺还曾因给家里的自鸣钟改头换面而引出一段趣闻。1936年，他从上海买了台大自鸣钟，挂在缘缘堂的客厅里没几天，就感到钟面上那数字太过枯燥乏味，于是，他把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再添上几条碧绿的柳丝，又用黑色硬纸板剪出一对飞燕，粘在时针和分针的尖端。

这样一来，时针和分针走动时，就变成一对飞燕在垂柳中互相追逐了，客厅平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邻居们看到后，作为奇闻一传十、十传百，不久，附近的人几乎全知道了，许多人还特地来到丰子恺家里，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稀奇的自鸣钟。人们说：“到底是艺术家，做起事来就是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