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妻子粟惠宁 陈毅之子陈小鲁和粟裕女儿粟惠宁的悲喜故事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个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平时连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两年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

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还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和父母重逢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亲的名字再没有见报。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没有,我没提干。”他说着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把陈小鲁请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

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你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一股暖流涌上陈小鲁的心。

    1972年元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昏迷中的元帅终于看见了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寻找“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他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

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却坚持要走。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遇到了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曾对他说: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他也谢绝了。

    陈小鲁虽然是元帅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但他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下海,在商海里涉足过多个领域。他相信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个人归根结底,要靠自己。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