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李天霞 揭秘那些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2旅旅长),1942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18军参谋长),1943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
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一)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4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
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
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
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
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贻误战机……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
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
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79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
(二)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1944年夏,长衡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10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
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10军军长李玉堂和10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心意。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74军为王耀武所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58师廖龄奇;第4军欧震所辖:59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74军是抗日铁军,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
74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74军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廖龄奇第58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
战区的意思是将责任归咎于第26军萧之楚(属27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58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罪名是临阵脱逃。同期枪毙的还有97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的长沙方面,1944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只好自发突围。
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但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
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
而张德能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衡阳会战的守军,第10军方先觉军长得到的却又是不同的处理结果。他虽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后却竖起白旗,不久竟被日军安然释放。
与其相比,作战失误的却被杀头,人们不禁要问:抵抗有期,就有资格投降吗?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方军长打到几乎全军覆没,确实不应求全责备。但重庆的大本营的双重标准,事实上造成了部队将领的隔阂。
(三)1944年夏秋之际的桂柳会战。日寇陷长沙,破衡阳,直逼广西,且开辟大陆交通线,乃由湖南、广东两个方面,向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陈牧农的93军守全州,为桂林门户。9月8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从桂林来到全州,与陈牧农军长一起,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其正面的敌情是日军第11军主力,很快推进到全州。
该地区部队的部署,蒋介石用的是老办法,直接安排到军一级,当战区司令长官询问时,发现“这是委座所规定”并出示其手令:“死守全州!
”结果,日军一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向其阵地发起攻击,即轻易突破第93军黄沙河防线。陈牧农做一象征性抵抗后即退出,全州一天后即告失守。张发奎异常震怒,要求蒋介石严办陈牧农。
蒋先令扣留以待法办,但三日后即令就地枪决。能征善战的黄埔一期生陈牧农就以“放弃全州”罪,毙命于桂林。据当时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的回忆,蒋介石确有密函致陈,“在桂作战……以我的命令为依据”。
张发奎了解此内情后,反而向蒋要求宽大处理。可是该军副军长为扶正,陈情于蒋,蒋恐暴露其私,乃迅速灭口。另外一种说法是长衡会战时因长沙失守被杀的张德能系张发奎旧属、远亲,张发奎为了报一箭之仇,借机枪毙一中央军军长。
李汉冲对此矢口否认,认为张只是想将陈撤职查办而已。可是据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说,陈牧农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枪毙)曾哀叹:“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粤桂黔滇抗战》)所以覃戈鸣认为这是蒋和张发奎共玩的把戏,牺牲一个中央军军长,来震慑桂林地方部队。(四)74军历史上,两个极为出色的学生师长,一个在蒋介石的批示之下,做了枪下鬼;一个也是在蒋的批示之下,命悬一线,黄泉惊魂,其经历叫人扼腕。
他们就是廖龄奇和余程万。74军从淞沪战场撤出后,又匆匆投入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后,51师奉命突围,全师撤至浦口仅存4000人。经补充先后参加徐州、兰封等大型会战,在兰封会战中予日军第2师团重大打击。
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军第33、34师团,战史誉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1939年6月俞济时升任第10集团军副司令兼86军军长,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和58师(廖龄奇)。
1943年8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常德城的外围战于11月18日开始打响。日军进而纵火烧城,又放毒气。57师在这种情况下仍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
十几天后,余程万偕二百余残兵,突围出城,其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常德会战后,蒋介石指责余程万没尽到守土保民职责,指示要将余判死刑。后经军委会高层力保解释,蒋介石才将死刑改成撤职,令其戴罪立功。
6天后余程万随各增援部队反攻常德,即收复之。程泽润之死,则与上述将领略为不同。负责征兵的兵役署长程泽润,原属湘军系列,参加过江西剿共。孔祥熙给四川袍哥范绍增透露的消息说,蒋介石嫌四川袍哥势力尾大不掉,拟杀一二龙头老大压制之。
不久,蒋介石就恰好在重庆郊区目击新兵被绳索捆绑的悲惨际遇,于是问罪于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蒋介石枪毙了程泽润,意在敲山震虎,但不料四川甚至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的袍哥都动员起来,几十万袍哥试图闹事,经范绍增与杜月笙出面斡旋,很费周折才摆平此事。
(五)抗战初期的“长沙大火”后被诛杀的酆(音同丰)悌,其人格具有多面性。
他一度跻身十三太保系列,外间视他为老蒋的内层亲信。可是他在“四?一二”清党时节,放走共产党要员;也曾包庇“刺汪案”的策划者,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1938年底,国军军警奉令在长沙城内外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
大火既起,老百姓争相出逃,死伤甚巨。寇锋未到,而阵脚已大乱,国内舆论哗然。到了12月18日,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以稍平民愤。
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攻、守之势,说来应变之法多多。在桂柳会战之时,美军派来观察的联络组就对四战区的高参说过:“死守在城里,等敌人来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陈铭枢曾经是反蒋的先锋,他在对美国观察员诉说心迹时表示,自己依然敬重蒋公,但对蒋不经开庭审判就判处将领死刑,始终无法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