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铁案—张子强伏法纪实】

被称为世纪大盗的香港人张子强已经伏法两年多了,关于他的神秘传说仍然不断,社会上编撰臆造,相互抄袭,甚至有人自称独家采访了因躲避黑社会的追杀而逃到泰国的张子强妻子罗艳芳,实际上是凭着一些报刊资料编写“传奇”。

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子强被人神化了:

人们心中有着太多的谜团:张子强是人?是鬼?还是“神”了?

出广州市区往北约20公里,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叫柯木。这里早先是广州市的远郊,又在山边,直到今天交通也不是十分方便。那天我在广东省公安厅同志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这儿,绕了好几个大圈,才找到一处很不起眼的建筑。这片建筑就是广东省看守所。

1998年元月25日上午,一辆轿车开进了广东省看守所的院子。从车上下来的是广东省公安厅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朱明剑下车后朱明健急步走向看守所办公室,对已经等在这儿的所领导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将有重要案犯送来,我来和你们研究一下看管工作。你们看守所要确保安全关押,不出任何问题。”

办公室里的气氛立即变得凝重起来。几位所领导都意识到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案犯。因为,昨天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也亲自来看守所检查工作,并告知将有重要案犯关押进行。什么样的案犯,竟惊动省公安厅两位主要领导,亲自来布置关押工作。

下午约1点钟,一辆警车开进了省看守所,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几位刑警从车上押下来两名案犯。一名约40多岁,皮肤白皙,身高约1米 72,穿一件灰色的夹克,尽管戴着手铐,仍然挺胸凸肚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当办案人员和看守所办交接手续时,他转身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好像是来出差临时住宿的旅客;另一名因长着一头灰白的头发,看不出准确年龄,人精瘦,穿一件浅色的西装,情绪比前者低落。两人都说粤语。在省看守所的在押人员登记表上登记着,年轻一点的叫陈庆威,有着一头灰白头发的叫陈树光。

接着,两名案犯被分别送往监仓。自称叫陈庆威的被关押在612仓。灰白头发的陈树光关押在205仓。

管教干部押着陈庆威走进看守所监仓区的长长走廊。按照看守所有关规定,人犯关进监仓前要进行一次谈话,教育在押人员要遵守监规监纪。一位所领导和负责陈庆威看管工作的管教干部将他带到院内的谈话室,在门口管教干部打开他的手铐,陈庆威绅士般地一边向管教干部施礼,一边用粤语说:“谢谢,谢谢!”

打开了手铐的陈庆威非常放松地坐在椅子上,他显然不把面前的管教干部放在眼里。

所领导说:“陈庆威,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公安部制定的看守所在押人员有关管理规定……”陈庆威装作听不懂普通话,用白话挑衅地说:“我听不太懂国语。你能不能讲白话。”接着改用英语说,“Can you speak Cantonese or English(或者说英语)。”

看守所领导正色地说:“告诉你,这是在内地,标准语言就是普通话。将来的开庭、呈堂供词、讯问笔录和一切法律文书都会用中文和普通话。你听不懂普通话,或者装作听不懂普通话,对你都是不利的。”

陈庆威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接着两手抄在胸前,眼睛望着窗外用英语说:“I can not understand you so that I can't protect my rights.There is a lan- guage barrier between us.

(听不懂你的话,不能维护我的权利。你等于鸡讲给鸭听。)”站在一旁的年轻管教干部是政法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他听后立即用英语对陈庆威把看守所领导的话翻译了一遍。

陈庆威一听眼前这个年轻的管教讲得这样的一口纯正的英语,不由刮目相看。他把抱在胸前的手放了下来,身体也坐正了。

陈庆威说:“Sir,where did you learn so fluent oral English?(先生这样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在哪儿学的?)”年轻的管教干部说:“At the col- lege.

(在大学。)”陈庆威说:“I’ve only been to primary school,I learned my English when I was in prison of Hong kong.(我只上过小学,我的英文是在香港少年惩教署坐监的时候学的。)”年轻的管教干部改用普通话说:“那你现在要学学普通话了。”

陈庆威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我是香港人,我在大陆没有犯罪,我想我很快能回香港。”

所领导就把语速放慢义正词严地说:“不管你能不能很快回香港,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必须遵守监规。”

谈话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年轻的管教干部押着陈庆威来到612仓。

612仓内关押着的都是曾经担任过一定职务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人,他们和一般刑事犯罪嫌疑人不同,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文化层次较高。另外,看守所和监狱不同,看守所关押的都是正在等待法院判决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一般无须参加劳动。

因此,在关押期间除了看守所组织他们学习法律知识外,有的关押人员还在学习其他知识。陈庆威被押进612仓时,监仓里的人有的在看法律书籍,有的正在跟着一个会英文的一副干部模样的人学英语。

走进612仓的陈庆威,好像走进一间旅馆客房的旅客,满面挂着笑容,彬彬有礼地与仓内所有的人一个一个打招呼。反而让仓内的人感到诧异:来了一个什么人?

陈庆威见大家并不是很热情,就熟门熟路地在仓内地铺上找了一个位置躺了下来。他躺下的时候,把监仓其他人摆放得非常整齐的卧具弄乱了。

那名年龄大的教英语的对他说:“你不要弄乱了别人的卧具,监仓里是有内务规定的。”

陈庆威脸上虽然还挂着笑,但眼中已经露出不满的凶光:“不用你讲,监狱我是常进常出的,规矩我都知道。我很快就会回香港的。”

教英语的看了他一眼,没有接他的话,又继续教。陈庆威躺在一边听到不准确的发音,用英语自言自语地说:“You are misleading your stu- dents with such a poor English.

(这样的水平,误人子弟。)”整个下午,陈庆威都躺在地铺上,显得很平静,甚至还睡了一会儿午觉。放风的时候,他走进放风仓,像观风景似的看看天,看看地,还找一找院子里有没有蚂蚁打架。同监仓的人都不明白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一般来说,第一次关进来的人,或者哪怕就是“二进宫”、“三进宫”的,失去了自由,总是沮丧的,而且会一直在担心自己会受到法律多重的惩罚。虽然612仓关押的都是有关经济犯罪的嫌疑人,这些人一般在社会上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不会像刑事罪犯那样野蛮,不会对新关进来的人加以“教训”,但大家见到这样无所谓的人,也觉得诧异不已。

到了晚上,一位管教人员打开了 612仓的仓门,叫道:“陈庆威,提审。”

一直躺在那儿的陈庆威,一个鲤鱼打挺从地铺上坐起来,立即朝着监仓门口走去。管教人员押着他,走进了监仓区外看守所提审室。

陈庆威看见审讯台上坐着三位预审人员,一位中年,两位青年。

提审室约20平方米,室内除了一张审讯台,中间还有一张有着宽宽的扶手的黄色木椅。他知道那张木椅是他的位子,就朝木椅走去,仍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坐到木椅上后,把身体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甚至架起了二郎腿。他表情镇静、自信。两位预审人员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经历了无数次审讯的惯犯,也看出了一个香港黑社会老大的那种气势。

这三位预审人员,中年的叫林林,青年的一个叫张晓鹏,一个叫李海波。林林主审,张晓鹏担任记录。

陈庆威直视着预审人员先开了口说:“我没有犯罪,请问你们为什么拘留我?”

脸上仿佛总带着笑容的林林说:“我们是广东省公安厅的,现正在调查一个名叫张子强的疑犯涉嫌买卖爆炸品的事情。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陈庆威说：“我叫陈庆威，英文名： CHAN HINA WAI。你们扣留的我的证件上写的就是我的名字。”

    林林点燃了香烟后，拿起放在桌上的陈庆威那本假“港澳同胞回乡证”，翻开看了看，又扔在桌上，说：“你叫陈庆威吗？”

    陈庆威说：“我叫陈庆威，难道你不相信？”

    林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问：“你还叫过什么名字？包括花名等。”

    陈庆威回答：“彼德，我的英文名。除此以外，再没用其它名字。”

    林林说：“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是广东省公安厅的，希望你正视目前的现实。你应该如实回答我的提问。”

    陈庆威说：“我明白，我明白。”

    林林接着问：“现在请你讲一讲你的家庭情况。”

    陈庆威说：“我没有家庭……这与案件无关，我不想回答。”

    林林说：“你的身份证号码，回乡证号码？”

    陈庆威说：“都忘记了。”

    林林说：“你的身份证放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在你所带的行李中，只看见回乡证，没有发现你的身份证？”

    陈庆威说：“可能放在我的行李袋里，但我不敢肯定。”

    林林说：“你的出生年月？”

    陈庆威说：“我于1957年9月9日出生于广东番禺。”

    林林说：“家里还有什么人？”

    陈庆威说：“就我一个人。”

    林林又吸了一口烟，望着陈庆威面露笑容地说：“你没有结婚？”

    张晓鹏也停下了记录，望着陈庆威。

    陈庆威说：“我没有结婚，没有妻子，没有孩子。”

    林林与张晓鹏相视一笑说：“你以前是干什么职业的？”

    陈庆威想了想，停顿了好一会儿说：“我不想讲。”

    林林又问：“你的住址？”

    陈庆威说：“铜锣湾，香港的铜锣湾，你知道吗？”

    林林回答：“我当然知道，我去过，那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对吗？”

    陈庆威说：“是的，是的，看来你对香港还是挺熟悉的。”

    林林问：“那请你讲一下你具体的地址，好吗？”

    陈庆威说：“我没有固定的住址。香港同大陆不一样，住得不好，随时都可以换地方住的。又不需要办什么手续。”

    林林换了一个话题问：“你何时从何地入境的？”

    陈庆威说：“大约在1998年1月15日左右，由澳门从珠海拱北入境的。”

    陈庆威这时想了想，又说：“其实我的情况我不讲你们也许知道，否则你们不会抓我。”

    林林说：“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需要查明疑犯的身份。你有没有犯罪前科？”

    陈庆威说：“这个问题很敏感，我拒绝回答。”想了想又说：“我在大陆没有犯罪，我是香港居民。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我拒绝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林林又笑了笑说：“你要这样做，我们今天也不强求你，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向你讲明，那就是你的相貌与一个叫张子强的疑犯很相像，而张子强涉嫌炸药案。要再问一遍，你的姓名和家庭情况。”

    陈庆威停顿了一会儿，还是回答：“我叫陈庆威，证件写着的。”

    林林追问：“那你就继续使用陈庆威这个名字？”

    陈庆威说：“是的。”

    张晓鹏将审讯笔录递给林林，林林看了看后递给陈庆威说：“你看一看，如果和你讲的一致，请你在上面签字。”

    陈庆威非常警觉地接过只有两页半纸的讯问笔录，仔细地看了又看，想了想，然后拿起笔，却不是在上面签字，而是在所有空白处一道一道画杠杠，一共画了70多道横杠，把三页纸所有没有写字的地方都画得满满当当的，然后才在一处自己留下的空白处，用繁体字歪歪扭扭地写下：以上记录我都睇过正确。他这样做目的是害怕别人在他签过字的讯问笔录上，再加上对他不利的内容，可见此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惯犯。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签完字以后陈庆威被管教干部押回监仓，他仍然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走在监仓区那长长的走廊上，他甚至非常放松地大幅摆动着两只手臂，一摇一晃地走着，仿佛在自家后院散步。进612仓后，他笑嘻嘻地用白话和同监仓的人打招呼，再次表现出是一个惯于进出监狱的人，很适应监仓里的生活。

    陈庆威在地铺上躺了下来。

    就寝前，大家都去洗漱冲凉，可陈庆威躺在地铺上不动。

    同仓在押人员洗漱回来，见他仍躺在那儿，就问：“你不去洗洗。”

    他说：“哦，不用不用，我很快就会回香港的。回了香港再洗。”

    同监仓的人都看着他，不知这个案犯是怎么一回事。

    等大家都洗漱完，陈庆威已经进入梦乡了。

    这个在监仓里第一夜就睡得这样香的“陈庆威”，就是被人们称为“世纪大盗”的张子强。

    第一次采访张子强案件是2000年3月 22日，我在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柯木村的广东省看守所。接待我的是当年第一个从办案人员手中接收张子强和最后把张子强送上刑场执行枪决的省看守所的一位教导员。

那天，他首先领着我看了当年关押张子强的地方，边走边对我说：“虽然张子强关在我们这儿近一年，但是当时案件正在侦破阶段，保密纪律非常严格，包括对于我们这些近身看管他的人，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我们看管的是谁。

张子强是1998年元月25日关进来的，直到6月份以后，张子强案件侦破已经明朗化了，有一天，预审人员叫我们去监仓带张子强，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自称叫‘陈庆威’的人，就是张子强。”

    说话间，教导员领着我跨过了省看守所的那个大铁门，进了看守所的大院内。我看见院内正在施工。教导员对我说：“我们正在建设新的监仓，最初关押张子强的612仓已经拆了。”

    当时张子强关押进来的时候，厅领导一再向我们强调，这桩案件特别重大，看守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的工作是十二万分地细心。当时有传媒报道说，张子强吃方便面时，把辣椒粉收集起来，准备袭警，全是无稽之谈。

第一，张子强基本不吃辣的；第二，当时为了防止万一，我们规定在给张子强的菜中，吃肉不能有骨头，吃鱼不能有鱼刺，张子强根本不可能收集到什么辣椒粉；第三，张子强在关押期间，没有对看管人员产生过对抗情绪，更谈不上准备袭击看管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企图逃跑的迹象，他也非常明白根本是逃不出去的。”

    说着，我们俩已经走进院子，教导员指着前面一幢红色的监舍说：“张子强后来从612仓到这幢楼的806仓，就在这个楼上。由于基建，这幢楼现在已经没有关人了。我们上去看看。”

    这幢红色的建筑，上下两层，如今空无一人。教导员领着我上楼。他边走边说：“张子强就关押在楼上的第一间监仓，编号为806。”

    我上楼时，突然看见当年张子强坐着接受审讯的那张黄色宽扶手的木椅就放在楼梯旁的过道里。

    教导员说：“张子强被关进三天后就是春节了。正月初一我值班，为了稳定张子强的情绪，我找张子强谈话，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作为看守所领导，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张子强，但知道他是一个重要案犯，我应多了解他的思想状况。当时，他也一直不肯承认他就是张子强。”

    1998年春节是元月27日，那天正好是教导员值班。他请年轻的管教干部小王把张子强带到谈话室。

    当小王押着张子强走进提审室时，教导员看见张子强已经三天没有刮胡子了，下巴上黑乎乎的。

    张子强走到那张椅子上坐下，还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笑着用白话对教导员说：“新年好！”

    小王也在一边坐下。

    教导员说：“陈庆威，今天我们随便聊聊，不是提审。你怎么没刮胡子。”

    张子强说：“不要紧，我回香港刮。”

    教导员说：“回香港刮？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香港吗？”

    张子强说：“我在内地没犯事，你们应该送我回香港。”

    教导员说：“没犯事会抓你吗？送你回香港就没事了？”

    此时张子强讲话的神态，完全不像一个案犯，而像是在茶馆里和人聊天。他坐在椅子上，左腿架在右腿上，一只手抱着腿，一只手往前一挥，说：“我在香港坐过无数次的牢，进进出出是常事，就算香港警察抓到我也无所谓。哈哈，没事，没事，送我回香港就行。”

    教导员说：“陈庆威，没事？你也太看轻内地公安了吧。没事会在这个大过年的把你请到这里来？”

    张子强说：“我知道内地公安厉害。但我在内地真的没犯事。我就是在香港有事，也可以请律师。我有钱，有钱就可能请好律师。有了好律师，就可没事。”

    教导员说：“香港也是法治社会，有钱就可以使有事变成没事？我想不会的，那社会的公正公平在哪里？”

    张子强用手点了点教导员说：“这点你就没有我懂了，我16岁开始坐牢，今年我都40多岁了。香港的法律我都翻烂了，我懂。香港的法律和内地的法律不同，内地的法律注重保护国家的利益，香港的法律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

    坐在一旁一直没开口的小王，忍不住插了一句：“香港法律是英国人在管制期间制定的，属英美法系。英美法系有它先进的一面，也有它的不足。中国是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们当家做主，注重保护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注重保护人民的利益。”

    张子强嬉皮笑脸地说：“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我小学都没读完，我没有办法和你谈得这么深。但是我知道如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些年，我就这么过来的。”

    教导员正色地说：“你现身在内地，对你适用的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你恐怕要好好钻钻《刑法》了。”

    张子强语塞，略有所思，然后说：“《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张子强在与教导员的谈话中，信口开河天南海北，处处表现自己在香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连香港警察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可是在他信口开河中，也表现出一个职业罪犯的谨慎，如他一再重申自己在内地没有犯罪，而在香港他犯过什么罪，则只字不提。他也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教导员感到这是一个在内地非常罕见的案犯，熟悉香港法律，善于与警察打交道。

    谈话结束后，小王押送张子强回监仓。张子强走在前，小王走在后，这时，张子强的精神比刚才明显差多了。他低着头往前走，好像满腹的心事。到了612监仓前，他竟径直走过去了。

    小王说：“站祝”

    张子强一回头，才发现走过了监仓，马上走回来。

    小王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开门前按照规定对张子强说：“蹲下。”

    张子强没有动。

    小王又一次喝令：“陈庆威我告诉你，每一次进出监舍，管教人员在开门时，按规定在押人员都必须蹲下，听见没有？”

    张子强百般不情愿地蹲下。

    小王打开612监仓的门后，示意张子强进去。张子强站起来走进了监仓。锁好门后，小王没有立即离开，而是通过监仓门上的小窗户观察了一会儿。

    走进监仓的张子强精神明显有点低沉。他走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了下来，略有所思。这时，他抬头看见同监仓的那位年纪比较大的经济罪犯，正捧着一本书在聚精会神地看。由于这人年纪大戴着老花眼镜，把书卷成一团捧在手上，张子强只看到一个“法”字，他知道这是一本法律的书，于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很想拿过来看一看，但这人正看得聚精会神，他又不好意思上前借。

    于是张子强的注意力始终在这本书上。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深深的叹息，这位看法律书的老人大概在法律书上看到自己所犯罪行的量刑标准，神情沉重地把书放到地铺上。

    张子强一眼看到放在地铺上的那本书，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他正欲上前借阅，那老人又拿起书仔细看起来。

    所有进了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关押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想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哪一款，量刑会有多重，即要判多少年。或者在法律中，找到有利于减轻处罚的条款。这个时候看《刑法》，几乎是在了解自己的命运。此时，老人看了一会儿，又把书放下，久久不说话。

    张子强乘机凑上来，憋着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老先生，我可以借你这本书看看吗？”

    老人没有马上同意，反问道：“你不是一直说，要回香港吗？回香港，内地的法律对你没有用。”

    张子强说：“我这人一直很好学。坐牢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我的英文，我对香港法律的熟悉，都是在坐牢时学的。1995年我在香港坐牢，请了一个英国的大律师，每次到赤柱监狱来见我，大家讲的都是英文。那时，我的英文很不好，所以要律师楼的师爷来一句一句翻。后来，我下决心学英文。到开庭前，我基本可以单独和英国律师对话了。人啦，要逼。逼到一定的时候，做不了的事情都做了。”

    老人把《刑法》递给张子强，张子强如获至宝地捧着《刑法》坐到一边仔细翻看着。但是，这本用简体汉字印刷的《刑法》，他读起来如同天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已经对文字进行过几次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简化汉字，而香港至今通行的仍是繁体字。本来中文水平就不高的张子强，读简化汉字的《刑法》，非常艰难，他仍一页一页地“啃”着。

    “9810”的由来

     12岁涉入黑道，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留下无数案底，1990年在香港启德机场抢了价值3000万港币的劳力士手表，1991年又在启德机场抢了1．7亿元现金的张子强，与涉嫌在深圳杀人和绑架人质的香港头号通缉犯叶继欢联手，又在香港做下惊天大案。

    在公安部的直接指导下，“9810大案”指挥部成立，粤港警方高级官员在广州会晤……2000年3月23日，我来到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采访当年侦破和审讯张子强案的办案人员。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走进了省公安厅大厦1007室时，看见几位干警正在整理档案。有近百卷卷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靠墙的桌子上，真有堆积如山之感。

    当年负责审讯张子强的林林同志笑迎上来。林林个子不高，50多岁，形象朴实无华，通过与林林的多日相处和随着对整个案件侦破预审过程的了解，林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貌不惊人，言不高声，但个性坚忍不拔，工作锲而不舍。他在工作中总带着一丝抹不去的微笑，就是在审讯最艰难的阶段，他的谋略和坚忍也都掩在他那笑容中。

    林林见我进来，说：“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清理张子强案的案卷。”

    我说：“这么多？”

    林林说：“张子强犯罪集团最后送上法庭提起公诉的一共是36个人，这样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又是横跨粤港两地作案，制造了多宗惊天大案，犯罪时间差不多横跨近10年，这10年中的犯罪，我们都要把它弄清楚，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案卷了。

当时，中央指示‘一定要把张子强案办成铁案’，这是要求我们证据要充足，这些案卷里记录着的就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犯罪经过和证据。这些都是副卷，正卷还要多一些，全送法院了。”

    我拿起一本卷宗，封面上写着“9810大案”，就问：“老林，这个案件为什么代号叫‘9810’呢？”

    林林背靠着那堆积如山的案卷，开始向我介绍张子强案件……林林说：“‘9810’是一个时间。”

    随着林林的介绍，张子强案件的由来在我眼前打开……1998年1月10日，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接到公安部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通报了香港张子强、叶继欢犯罪集团横跨粤港两地作案的情况，要求广东省警方立案侦查。

    通话的时间并不长，但陈绍基厅长却心里沉甸甸的。公安部领导同志最后说：“陈厅长，香港回归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我们的既定国策。以香港黑社会分子张子强为首的这伙犯罪成员，横跨粤港两地作案，绑架勒索，已经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稳定。

中央领导指示我们，打击以张子强为首的香港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势力，是为了确保回归后的香港治安稳定，维护香港良好的经济环境。这件任务主要落在你们的肩上了，部里刑侦局将全力支持配合你们侦破此案。以后文件情报等，就按照我们刚才的商定，以今天的日期作为此案的代号，叫作‘9810大案’吧。”

    陈厅长说：“请转告公安部领导并中央领导，广东警察一定不会辜负中央的期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做准备。”

    公安部的领导说：“一两天内，我们部刑侦局将派人去广州协助你们办案。”

    两天后，也就是1998年1月12日，在广州白云机场，一驾波音747飞机在夜幕下徐徐降落。飞机刚刚停稳，就有一辆轿车开上了停机坪，轿车里坐着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郑少东，他亲自来接北京公安部派来的要员。接着，有三位身穿便衣的公安部要员提着公文箱下了廊桥，大家只是握了握手，就钻进了轿车。轿车立即朝市内开去。

    轿车一直开进了一个大院，门口一块醒目的牌子：广东省公安厅。

    北京来的要员是公安部刑侦局的张局长和一位张副局长，还有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杜处长。陈厅长迎上来握着手说：“张局长，由于任务紧急，刚下飞机就请你们开会，辛苦了。我们已经向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作了汇报，省委领导指示我们抽调精兵强将，成立‘9810’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

”陈厅长转身指着朱副厅长，说：“朱副厅长你们都很熟了，我们厅里大家都习惯叫他朱老总，决定由他任‘9810大案’副总指挥。”

    张局长和大家一一握手后，说：“由于案件目前处于高度机密，先向你们几位领导详细介绍案情。根据公安部领导指示，今后有关‘9810大案’，除办案人员外，在公安厅内部也暂时处于保密状态。”

    陈厅长马上指示省厅刑侦局抽调精干人员，成立指挥部。办公地点就暂时设在省公安厅大厦刑侦局的1007室。公安部的同志到达时，指挥部的人员全部集中在会议室等待着指示。

    很快，紧闭着的陈厅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陈厅长和朱副厅长、郑局长陪着公安部的同志走了出来，沿着走廊走进了一间小会议室。推开门的时候，小会议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一排抽调来“9810大案”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家看见陈厅长他们进来，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陈厅长介绍：“这几位都是刑侦局的干将。这是处长何涛，一个办案好手，这是副处长林林，30多年的警龄了，他是一位搞预审的高手。这是科长莫泉，别看她是女同志，个子小，可是情报资料分析的高手。这几位都是优秀侦查员，张晓鹏、李海波，既能办案，又是技术侦查工作的高手。”

    张局长一一和大家握手。大家落座后，由公安部刑侦局的张副局长向大家介绍案情。张副局长从密码箱里拿出一叠材料走到台前，他的助手立即帮他装好了幻灯片。

    张副局长首先对大家说：“同志们，这次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一个一般的香港黑社会犯罪团伙，而是一个犯案累累，胆大妄为，明目张胆地挑战法律，挑战香港警察，破坏了香港社会安定的犯罪集团。”

    这时，银幕上打出了第一张幻灯片，是张子强的头像。张副局长指着这张头像说：“他叫张子强，绰号‘大富豪’、‘变态佬’，今年43岁，12岁开始混迹社会，16岁就入黑道，在香港警局留下无数案底。几十年来，作案无数，是香港黑社会中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集团的头目。”

    银幕上又出现一个男人的照片。

    张副局长指着这张照片说：“他叫叶继欢，是一个在香港家喻户晓的悍匪，今年37岁，广东海丰人，1978年偷渡去香港，从1979年开始就在香港持枪打劫。”

    这时，银幕上换了一张照片，画面是从闭路电视上拍下来的，这个人一手持一枚AK47冲锋枪，一手挟持一名人质，站在街头向香港警察开火。

    张副局长说：“他与他的同伙多次与香港警察在街头驳火，是一个手段凶狠的另一黑社会头子，被香港警方列为头号通缉犯。”

    幻灯片又出现一个中年人的照片，我们已经在前面认识他，他与张子强一同关押在省看守所，自称叫陈树光。

    张副局长说：“这个人的真名叫胡济舒，绰号‘蝠鼠’，今年47岁，广东东莞人，现为香港居民，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军师，参与张子强策划的多宗案件，现被香港警方通缉。”

    幻灯片上又出现一个约50多岁，脸上有一道刀疤的男人照片。

    张副局长说：“他叫张志烽，今年53岁，绰号‘阿斩’，广东南海人，后偷渡到香港，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骨干成员，跟随张子强在香港参与了多宗重大案件。”

    张副局长最后总结说：“据我们初步了解，这两伙犯罪集团，近年来纠集在一起，横跨香港和内地从事抢劫、杀人、绑架等重大犯罪活动，已经干下了多宗震惊香港和内地的大案，并在黑社会扬言，要将香港富商逐个绑架，严重危害了回归后的香港社会稳定和繁荣，也破坏了香港的投资环境。

据了解，一些香港富商已经花巨款买防弹车，请保镖，一些实业家有将投资向海外转移的迹象，如果形成事实，势必又会影响香港的经济稳定和香港人的就业率。”

    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成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引起我公安机关注意的呢？

    林林从案卷中抽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从照片看见：一个男人横卧街头，身中多枪，倒在血泊中。

    林林说：“最早要从1995年11月发生在深圳水库的一起街头凶杀案说起”，说着，林林从如山的案卷中，挑出一卷递给我，卷宗的封面上几个大字：香港人蔡志雄被杀害。

    吃完晚饭，我马上回到省公安厅大厦的1007室，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案卷。在打开案卷的一瞬间，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组血淋淋的照片。由于我多年作家兼记者的生涯，曾经写过不少大要案，更是见过许多离奇的案件，但是那天晚上，在广东省公安厅大厦寂静的 1007办公室里，近距离地面对着这样一组由法医做过严格技术鉴定的死者照片，我还是体会了一种说不出的惊悸，一个人野蛮地剥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最大的犯罪，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危害。

    随着一页一页案卷的打开，3年前发生在深圳水库街头杀人的一幕也就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深圳水库的主要功能，就是供香港淡水。几十年前建这个水库的时候，离当时的宝安县城所在地即现在深圳市的前身还很远。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飞快发展，深圳城市已经发展到了深圳水库的边缘，这里也建起很多住宅楼。由于这些住宅楼在深圳经济特区二线内，再加上房屋租金相对比市区便宜，所以来这里租房居住的外来人口也很多，因此也难免鱼龙混杂，治安环境比较复杂。

    1995年11月27日下午，在这里发生了一起当街杀人的案件。

    水库旁边有一条路叫爱国路，虽不太繁华，但是这里有一个消费中心，路旁边有不少商店、排档和酒楼。发生杀人案件时，由于是白天，路上有不少行人。路的两边还有不少排档，排档里都有三三两两的人喝茶吃东西。

    下午约3点多钟，有两个男人走进了爱国路旁的一家糖水店，坐下来喝糖水。这是广东人的一种养生习惯。在广州、香港、澳门和广东其他一些城市里，到处都有这样的糖水店。这两个人进了糖水店以后，一个面朝店内，一个面朝店外即朝马路坐下来，一人要了一碗糖水吃了起来。

    过了约十分钟，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穿着一双拖鞋走上爱国路，经过这家糖水店门前，这时，面朝店外的那个吃糖水的人看见了他，立即追了出来，喊住了街边的男子。两人就站在马路边交谈，谈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

    街边男子要走，从糖水店里追出来的男人不让走，就打手提电话叫车，打完后两人接着争吵。过了大约半小时，有一辆三菱吉普车开来，从糖水店里追出来的人就拉那人上车，那人不肯，突然拔腿狂奔，后面的人紧追不舍。

    跑了约十几米，追赶的人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朝着前面奔跑的人“砰”的一枪，只见前面狂奔的人像被猛击一掌腾空而起，然后重重地摔在人行道的边沿上，趴在地上痛苦的抽搐。

    马路上的行人和商店里的人都被枪声和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开枪的人一直追到被击倒的人旁边，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近距离地朝着躺在地上的人的后脑开了一枪，然后，喊一直远远站在糖水店门口的同伙，匆匆逃走。那辆停在一旁的吉普车也急忙开走，一会儿人车都没有了踪影。

    人们急忙打“110”报警。20分钟后，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警察赶到，立即把现场包围起来。被枪击的人已经死亡。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侦查，发现现场只留下两枚弹壳。从死者的身上找到一本《港澳同胞回乡证》，证明是香港人，名叫蔡志雄。

事后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有迹象显示凶手是香港黑社会的人。至于凶手为什么要杀蔡志雄，一直没有找到线索，此案一直没有侦破。但是，后来深圳公安局反黑大队把视线盯上了一个叫叶继欢的香港人，可惜当时有关叶继欢的情况了解甚少，只知道此人行踪不定，很有可能是杀害蔡志雄的凶手。

    接着，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发现1995年元月发生的中国（深圳）物资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经营部经理李晨曦在深圳失踪的案件，可能也与叶继欢的犯罪集团有关。

    接着，我在有关叶继欢犯罪集团的案卷中，找到了李晨曦失踪案的材料。李晨曦1995年元月失踪，直到张子强、叶继欢犯罪集团被破获前，一直是一个悬案，由于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无法确定他是生是死，所以一直被列作失踪案。

    1995年的钢材市场十分紧俏。当时中国（深圳）物资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经营部在深圳有一批钢材，一共有2500多吨。由于货俏，货主待价而沽，具体销售工作由深圳营业部经理李晨曦负责。当时有不少人找李晨曦谈销售的事，所以那段时间李晨曦经常出入酒楼。

    1995年1月14日晚上，李晨曦又一次应邀到深圳南方国际大酒店吃饭。据说，李晨曦本人能喝几杯，但那天晚上有多位客户陪他，到晚上酒足饭饱后，李晨曦已经半醉了。

    那天晚上，他们从深圳南方国际大酒店出来时大约9点多，南方大酒店门前仍然灯火通明，霓虹灯闪烁。

    几个人陪着李晨曦走出酒店，李晨曦显然是饮酒过多，满脸通红，说话已经不太清爽。

    李晨曦对陪同他的人说：“我要回去了。”

    陪同的人说：“李经理，还早呢，我们去歌厅唱歌，小姐都找好了，在那儿等着我们呢。”

    李晨曦醉意很浓，挥挥手说：“不去了，不去了。”但陪同的人一边扶着他不让走，一边站在街边张望着像是等车。

    这时，一辆无牌吉普车飞速开来，就停在李晨曦旁边，几个人立即把李晨曦拉上了车，随即吉普车立即朝着深圳二线关外开去。

    从此，李晨曦就失踪了，再也没有人看见他。

    李晨曦失踪的第二天凌晨，在他深圳租用的写字楼的走廊上出现了两个人影。当时，由于是深夜，写字楼除了值班保安，楼内空无一人。这两个人影显然熟悉李晨曦的办公室，径直走到门前，拿出一把钥匙一把一把地试，试了几次终于把门打开了。这黑影盗走的是李晨曦存放在某仓库的那2500吨钢材的提单。紧接着，于第三天也就是1月16日提走了其中的277吨。

    后来，李晨曦所在单位发现李晨曦几天没有上班，到处也找不到他，就觉得有问题，于是向深圳市公安局报了案。深圳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仓库里的钢材已经被人提走了277吨，知道事有蹊跷，在进一步侦查中发现，当晚请李晨曦吃饭的人，也销声匿迹了。这两桩案件都与香港黑社会叶继欢犯罪集团有关。

    公安部刑侦局张副局长在向“9810大案”指挥部的同志介绍情况的时候说：“近年来，发现张子强和叶继欢这两个犯罪集团纠集到了一起，利用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犯罪逐步升级。有情报显示，他们已经在香港策划实施了多宗绑架富商的案件，索取了巨额的赎金。目前他们又在秘密策划另一宗绑架大案。”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11)(2003年06月02日)凉茶铺1月12日，公安部刑侦局张副局长向专案组介绍了情况后，“9810大案”指挥部正式开始运作。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伙犯罪分子的背景资料，朱明健副厅长紧急约见了香港警方。香港警方对于打击“大富豪”犯罪集团给予了高度的合作。第二天，他们就派出高级警官来到省公安厅。

    1998年1月14日，粤港警方高级官员第一次在广东省公安厅会晤。

    通过会晤得知，张子强及其同伙，是一个在香港警方留下无数案底的职业犯罪集团。

    张子强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4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当年香港的油麻地和什么是广东人的凉茶铺。因为，这对于后来张子强的成长有着一个“鸡蛋与温度的关系”，即成长环境与经济条件影响了张子强的人生观，使他很小就进入了对抗社会，以破坏的手段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直到走入极端，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香港人和凡是到过香港的人没有不知道油麻地的。如今香港油麻地和旺角一带，是香港九龙半岛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这里的地价恐怕是全世界最贵的，据说身价不在数千万之上，你很难在油麻地拥有一套住房。这里已经不是“寸土寸金”的概念，而是“地凭人贵”，就是说住在油麻地是一种富有身份的象征。

    而四五十年代住在油麻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过那时和现在恰好相反。当时的油麻地比现在小得多。现在的油麻地由于经济的杠杆作用，大部分都是后来填海扩大的。当时的油麻地很小，离海滩不远，一些地方只是海边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有点像后来的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是滋生黑社会的地方，这里当年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拼。

    张子强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么，当年张子强的父亲在油麻地庙街开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凉茶铺”呢？

    庙街地处油麻地的最南端，是油麻地与尖沙咀的分界处。张子强父亲开的“凉茶铺”与中国北方的茶楼、茶馆完全不同，过去北京和上海的茶楼、茶馆是有钱人去消遣的地方，有些茶楼还与戏院连在一起。

去茶楼、茶馆就是去品茶、听戏、会朋友。“凉茶铺”与现在风靡全国的广东式茶楼也不同。北方人去茶楼是为了品茶，而广东人去茶楼无论早茶、午茶、夜茶，重点都是品点心。而张子强父亲开的“凉茶铺”有点像北京街头的“大碗茶”，所不同的是北京的“大碗茶”是供大众解渴的，而张子强父亲开的这种“凉茶铺”却和我前面所说的“糖水品”一样，是为了解热消暑的。区别在于，“凉茶铺”比“糖水店”更大众化，价钱更便宜。

    广东，尤其是沿海地区，由于地处北回归线上，气候炎热又潮湿，人们觉得自己身上的“热气”不容易散发，因此，民间就流传着找一些清热解毒的植物，也就是一些中草药，将其熬成汁，喝下解除“热气”，称为凉茶。这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广东的“凉茶”有着广泛民间消费基础，几乎是有广东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凉茶铺”。

    张子强父亲带着妻儿逃到香港后，为了生存，凭着自己在家乡的一点中草药知识，就在油麻地的庙街开了这样一间简陋的“凉茶铺”。这样的“凉茶铺”不可能有太高的利润，所以，张子强父亲的“凉茶铺”开了多年也只能维持生计而已。

    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油麻地环境复杂，三教九流混杂，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在意识中萌芽。

    他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洋服店，也就是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今天在看守所里的张子强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怎样打他。

但只靠打骂的简单教育方法，不仅没有使张子强回心转意，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至今在看守所里张子强还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

    张子强开始涉入黑社会，并自立小头目。他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后来张子强在看守所与预审员和管教干部都谈到过，他以自我欣赏的自白方式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路。

    成年以后的张子强，尽管他结婚、成家、生子，但并没有“金盆洗手”，所犯案件反而逐步升级，终于干下了多宗轰动香港的大案，后来几乎成了香港家喻户晓的人物。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子强和张子强案件，我去香港进行实地采访。

    2000年10月13日，我去香港采访张子强案，事先广东省公安厅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香港联络处已经联系好了我去香港采访的有关事宜。这天下午我到了香港，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组织香港联络科的一位助理联络主任接待我，并且负责安排我在香港的采访行程。

张子强所实施的这两宗绑架案，由于被害人在香港没有报案，因此香港警方没有立案，从香港法律的角度来讲，在香港就没有张子强所实施的这两宗绑架案件。因此，我在香港不能说要求采访张子强案件，而香港警方，也不能直接向我提供任何张子强的资料。

    我到香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搜集更多的张子强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实地踏察张子强作案的现常同时我也了解香港的法律和“一国两制”的现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实地察看明细表，这个表上只有地名和事件，而不提半句与张子强有何关系，事前传给了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联络科。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联络科的官员接待我时说，他们只能根据我的要求，带领我到我要去的地方。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采访，香港警方派出的梁警官非常精干负责，十分准确地把我带到每一个我要求采访的地点，他基本上不和我谈张子强案件。

    张子强伏法后，一直传说张子强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泰国隐居了。这是张子强在伏法前写给妻子罗艳芳的信中要求的，还有说，罗艳芳手头还有很多钱，为此香港黑社会要追杀她，所以罗艳芳带着儿子躲到泰国去了。甚至，还有人自称到泰国采访了罗艳芳，并写出了一本书。我后来果真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子强写给罗艳芳的这封信。这里也不妨全文照录，让读者来分析，去伪存真。

    在这本书上，张子强给妻子罗艳芳的信是这样写的。

    阿娜：

    我知道你已想尽了办法，我也知你已祈祷了万千遍，每当我在黑暗中时，我都感到了你的声音。

    可是实在是对不起，我还是要走了。

    我曾经想过我们的晚年，是在一个安静的小镇里度过，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钓鱼，养鸡，然后等待孩子从学校回来。

    可是，当我想这样做时，已经晚了，已经没有人会给我这个机会了。

    也许你不相信，在这几个月里，我过得特别地平静。尽管几乎没有一分钱，但也没有任何工作，每天只是看着那只小窗户，希望它亮起来，然后，又希望它黑下去。

    有人说，坐牢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我想，对我来说绝对不是那么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每天的工作，都太有规律了，起床，吃饭，甚至上厕所。

    我知道你们曾为我奔走相告，为我四处游说，想让我再活下去。但是，我在这里大声地说：求求你们！不要再知（痴）心妄想，不要再作这种努力！

    内地公安，并不像香港报纸描述的那么可怕。我觉得他们甚至很可爱，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友善，和我说起话来，像一个友好的朋友，更不要说，有什么打我、折磨我的事。真的，你要相信，或许是在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岁月里，我过得很平静。

    如果我真的在香港受审，我肯定不会死，也肯定有机会出狱，我想如果那样的话，我迟早还是会有一次惨死的机会。

    相信我的话，除了我对你和孩子感到愧疚之外，我相信，自己对死的理解，有一种快乐的理解，真的，很快乐。

    当一个人真正感到了生命要结束时，才会发现，安静地坐在一张凳上，是多么地幸福。如果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孩子，那个世界，除了是天堂，还能是什么呢？

    我后悔认识你，后悔我们有一次那样的相识，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或许我就不会再在黑社会里混了，或许我就可以做一个平庸的丈夫，那才是人间的日子啊，天天可以和老婆亲热和吵架，那才是天堂埃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多少钱，不过，无论你剩多少，还是离开香港吧，到一个有湖的地方去居住，带上我对你的思念。

    从今以后，无论你是改嫁或者找情人，都会给我带来一份快乐。我知道，你在快乐的时刻，一定会想起我。毕竟，最初是我给你最快乐的时刻，也是你给我最初的快乐。

    不过，我希望你抚养好两个孩子，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我已经不需要他们的爱了，我也无法再爱他们，我现在就如山上的一个小石子，可以给人间的任何人使用，但我本身不会快乐。

    不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爸爸很爱他们，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好好读书，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要善于做一个平民，一个能吃饱，能有衣穿，不时可以弄些小钱回来花的平民。

    富翁的日子并不好过，也是对人世的不公平。别人都那么穷，你富得好意思吗？所以，不要太富。

    如果你到了新的安居点，就把我的骨灰，撒到那湖中，我乐意和鱼儿们在一起欢乐。如果你愿意，就钓鱼吧，每一条鱼，都能有我的灵气。

    照顾好我的母亲，我从来就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快乐，这一辈子，除了你之外，她也是最爱我的人。我爱她，正如我爱你一样。

    阿娜，相信我，不要难过，我真的是在一种极平静的心绪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感到平静，感到无欲无求。

    你救过我多次，多谢你了！没有你，我早就离开了人间！

    吻你！

    寻找张子强的家

    其中，1996年8月购入的位于香港金巴伦道的一套豪宅共花去了4150万港币。这套豪宅在张子强案发后，被其妻子罗艳芳于1998年8月以差不多低一半的价格2600万港币匆匆卖出。这些住宅只是张子强犯罪所获财富的一角。

    我通过调查了解到，虽然判决书上说张子强的家庭住址是香港南湾道 10号雅景阁1楼H座，其实这只是张子强于1996年7月以忠裕实业公司的名义用1180万港币购入的一处豪宅，而张子强一家并没有住入。

他们平时住在香港何文田街龙文大厦的11楼A座。从资料上查这套公寓的业主也不是张子强，而是倍亮发展公司。接着我查到，这间公司的董事有罗艳芳，还有一个叫张伟民和一个叫邓细妹的，后来又查到张伟民和邓细妹是张子强的父母。

1998年7月张子强又以其母亲邓细妹的名义，以680万港币买下这套公寓的隔壁B座，然后将两套房子连通。邓细妹一个家庭妇女，哪来的680万港币的巨款，其中的猫腻不难看出。

    我知道了张子强家的住址，但我不能向香港警方提出要到张子强家看看。于是，我换了一种方法，即写出一个具体的地址，请他带我去找这个地方。他也明白这就是张子强的家，因为当时广东省公安厅抓获张子强后，通过香港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张子强的家庭，通知书就是他们送的。我们两人都不提张子强这个名字，他把我带到了这个地址。

    这幢公寓是个小高层，只有11层，每层两户，11楼住的是张子强一家。小电梯载着我们到了11楼，电梯打开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是一面墙。接着看到墙下有一个小香炉，香炉里插着香，香是点燃的，飘着袅袅的白烟。

接着，我看见由于是两套打通的，所以张子强家的门开得比较大，大约有一般人家两扇门那么大。这时，我看见了以前不少报纸都登过的那尊据说是张子强请的一位泰国艺术家以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的面容而雕塑的狮身人面像。原来，这狮身人面像不是一尊，而是两尊，分别放在门前过道的两边。张子强家里亮着灯，我听到房子里有孩子的哭闹声。

    我当然无法敲门采访，就是敲了门罗艳芳也不会回答我的提问。我们没有惊动罗艳芳，就悄悄地离开了，但它证实了我的分析，罗艳芳根本就没有离开香港。后来，我又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香港根本没有罗艳芳去泰国的签证记录。罗艳芳逃到泰国并被黑社会追杀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从张子强家出来，我请香港警员领我去香港启德机场，因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轰动香港的抢劫案。

    香港启德机场曾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也是一个几乎建在城市内的机常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她的所有平地几乎都是填海获得的，启德机场也是填海建成。我们的车开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到了启德机常过去出国我曾多次在启德机场乘飞机，所以对那儿的繁忙印象深刻。这一天正好冷空气南下，香港下着小雨，我们冒雨实地察看。

    到了启德机场，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启德机场吗？启德机场已于 1997年搬迁香港赤腊角，现在宽大的停机坪变成了一个小商品市常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启德机场的货运大楼，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平地，连一点瓦砾都没有留下。可是当年张子强就是在这儿，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抢劫。

    这时，我发现背后还有一幢建筑没有拆除，陪同我的梁警官告诉我那是机场警署大楼，张子强当年实施抢劫的地方离警署不到50米。可见，张子强胆大包天。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15)(2003年06月09日)劳力士悬案我站在小雨中，望着早已人去物非的启德机场，眼前浮现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制造的震惊香港的那场抢劫案。

    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成为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一百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都有，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

    1990年香港启德机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宁静。那时，每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

    2月22日的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由一家香港保安公司负责押运。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一打开，3名身穿制服的押运员跳下车。训练有素的押运员们分工明确，一人下车后就站在车旁，手持雷鸣灯猎枪警戒，另外两人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后，押运员刚刚要送上车门，突然，5个蒙面人仿佛从天而降。

蒙面人也是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的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立即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并且从外面将车门锁上。

    蒙面人训练有素，在驾驶室的蒙面人逼押运员脱下制服，自己立即穿上，然后坐到驾驶座上。就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里的同时，汽车发动了，立即遁尘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 10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然后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车多人多，押运车立即汇进了公路上车的海洋，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像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1990年手提电话还没有开始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明白出事了，于是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3名押运员都在车上，仍然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 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显示为张子强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香港最大劫款案

    一年半以后，香港启德机场又发生了一宗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劫款案……1991年7月12日上午，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1．7亿。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车内还有3名手持雷鸣灯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

    这时，如同一年前电影重映，突然几名蒙面劫匪出现在装甲解款车前，其中4名戴面罩，1名没有戴，没有戴的这名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3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

    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坐到司机的座位，解款车立即发动，烟一般地消失了。

    解款车刚刚离开的时候，进行政大楼办手续的那名押运员走了出来。他一看不见解款车，立即惊呆了，再四处张望，不见车子的影子，他立即掏出对讲机报警。

    此时，解款车已经到了机场地下隧道。

    那天我从启德机场出来的时候，就请陪同我的香港警察领我去看看张子强当年实施两次抢劫都要经过的这个机场隧道。当我们的车经过这个隧道时，我发现隧道虽然不长，但那是开车进入机场的必经之路。如今启德机场已经搬迁，但旧的机场隧道仍然车辆川流不息。可见张子强当年的贼胆包天，而又设计精密，几乎算好了行动的分分钞秒，因为只要稍一耽误，警方一封锁隧道口，他就插翅难逃。

    但当时在香港警方赶到抢劫现场时，张子强他们已经开解款车经过了机场隧道，拐上九龙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进了丽晶花园，然后迅速绕了丽晶花园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启业道，把车子停在正在兴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

    这里停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显然是来接应的。解款车还没有停下，立即从面包车上跳下几个人，等车子停稳后，马上同车上的劫匪一道，搬运解款车上的现金。现金都装在一个一个的帆布袋里。劫匪们一共搬了9个大口袋和1个小口袋。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车上被绑并被蒙着眼睛的押运员都很紧张，其中有一名押运员满脸是汗，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了眼窝，这样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点，露出了这名押运员的半只眼睛。押运员以这半只眼睛从滑下的蒙布边上看见了没有戴面罩的张子强。

    几名劫匪都只顾着搬钱，他们非常迅速地将解款车上的钱转移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上，没有人注意到那几个被绑着的押运员。搬完钱劫匪们立即登上面包车沿着太子道东往旺角方向飞驶而去。

    解款车和车上的押运员被遗在路边。

    留在解款车中的押运员们，紧张地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他们不知道劫匪们最后会怎样处置他们，因为有的劫匪会杀人灭口的。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那个喜欢出汗的押运员的蒙面黑布又掉下来了，这时他才发现劫匪已经逃走了，于是就拼命挣扎呼喊。由于这里是郊外，喊了一会儿也没有人前来帮助他们，于是大家挣扎着相互松开了被绑住的手。

    此时，公路上飞驶的白色面包车里，劫匪们欣喜若狂，大家脱下了面罩，弹“额”相庆。

    张子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挑开了一个装现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港币，这些港币几乎都是旧钞。满面是笑容的张子强拿出一扎有着银行封签的千元面额港币，扔给坐在一旁同样是满面笑容的胡济舒。胡济舒用手像玩扑克牌似的翻了翻，说：“嗬，都是‘大黄牛’！”（由于千元面额的港币是黄颜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欢把它叫作“大黄牛”。）说完，又把钱扔进了帆布袋中。

    张子强又用刀挑开了另一个口袋，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百元面额的美元。

    这时，笑容从张子强的脸上退去了，眉头却渐渐地皱起来。胡济舒伸过头来，看见口袋里的美元都是新币。他立即拿起一扎，同样用手飞快地翻了一下后对张子强说：“不好，是连号的。”接着，又将口袋里的钱翻了翻，再拿出一扎，仍然是连号的。胡济舒直起腰来，看着张子强。

    张子强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扎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扎的纸带，然后将一扎美元“哗”的全部扔出了车外。

    坐在窗边的一劫匪赶紧伸手去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着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样飞扬，散浇在车外野地里，回头不解地问：“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元，扔了它干什么？”

    张子强盘腿而坐，闭眼不语。

    胡济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说：“你不懂，这叫祭天地，保平安。”

    这是张子强迷信的一种表现。

    这不禁使我想起，在上一次抢劫劳力士手表时，警方在现场也找到一些新的劳力士手表。香港有传媒在报道中说，张子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几乎每一次抢劫，都会留下一些赃款赃物，名为“留下买路钱”。

后来张子强案发以后，有香港记者采访张子强的老婆罗艳芳，罗艳芳在谈到张子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好喜欢看书，好信玄学，认为世事如游戏，人好渺小，其他人都好幼稚。”这段话虽然罗艳芳在粉饰张子强，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张子强很迷信，他看的书也多是迷信方面的书。他甚至在作案前不许部下近女色。

    不仅张子强迷信，罗艳芳也很迷信。到最后张子强一审被判死刑，罗艳芳四处奔走，想保住张子强的一条命，行动之一，就是跑到香港黄大仙庙为张子强求了一签，并请玄学“高人”指点迷津。结果一侠“高人”给她出一个“高招”：用庙里求的符纸包一小捧米，送给张子强消灾。

    后来我从张子强的辩护律师李建华的助手那儿得知，罗艳芳在张子强开庭的时候，给张子强带了一些衣服，其中包括后来张子强穿上刑场的那套西装。张子强执行枪决后，这位助手陪同罗艳芳的父亲罗培辉去领张子强留下的衣物，结果从一件衣服的口袋里，确实找到了一张黄纸符包着的一小捧米。张子强的岳父罗培辉就在张子强度过最后日子的广东省看守所的附近，找了块偏僻的地方把这些东西全部火化了。

    启德机场17亿港币被劫案，震动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美国的金融系统。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侦破。从现场没有找到太多的线索，而其中一位押运员虽然看到了一张劫匪没有戴面罩，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没有抓到劫匪前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再加上当时押运员太紧张，事后向警方描述此人时说得也是不十分清楚。

警方经过分析认为，这样大笔的现金以这样精确的作案手法被劫，一定有“内鬼”配合。警方不动声色地把侦查目标指出了卫安护卫公司内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有一个女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案发不久，香港某银行走进了一位女人，她在营业厅柜台前拿出10万港币现金存了进去。接着，在同一间银行的另一个营业所，这个女人又往同一个账号存进了10万港币现金。接着又是用同样的手法，前后在不同的营业所存钱。

    银行通知警方后，警方经过缜密的调查，发现这个女人叫黄X琦，在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发生后不久，分多次往银行里一共存进了41万港币现钞，经验证这笔现钞全部是启德机场被劫的现钞。

    警方扩大线索进行了近一步调查，结果有了重大发现，向黄X琦提供这笔现钞的是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再调查，发现罗艳芳是卫安护卫公司运输部的文员。卫安护卫公司即是负责启德机场现钞押运的那间公司。警方马上把侦查视线转向了罗艳芳。

    卫安护卫公司办公地点，在香港红杏鹤园东街的卫安中心大厦。当警方把视线转向罗艳芳以后，开始对她进行监视。

    这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女人走出卫安中心大厦。她衣着得体，非常彬彬有礼地跟大厦门口担任护卫的老伯打招呼。刚出门不久，另一位女同事从楼里出来，边走边喊：“罗艳芳，中午一块儿吃饭好吗？”

    罗艳芳笑着说：“行，我请客。”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街边的一间茶餐厅。

    马路对面的一辆小车里，两名香港便衣警察正在监视着罗艳芳，其中一人拿着照相机用变焦镜头拍下了罗艳芳。接着，便衣警察进了卫安公司总部。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有了重大发现：罗艳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着一大叠案底的黑社会人物张子强！接着又发现张子强的收入与支出存在很大问题，结合张子强、罗艳芳存进银行的现金就是启德机场失劫的钱，警方认为张子强罗艳芳夫妻是启德机场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于是，拘捕了张子强、罗艳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

    那天当法庭上座无虚席，因为启德机场劫款案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现金劫案，案件的审理不仅有许多旁听者，香港各大传媒也都派出强大的记者队伍跟踪报道。法庭开庭的那段时间，报纸、电视、电台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新闻。

    法庭上，张子强否认自己参与了启德机场现钞抢劫。

    控方律师对法官说：“控方请求证人出庭。”

    在法官的允许下，法警引上来一位男人。他就是发生抢劫那天，由于紧张满脸出汗，以至于蒙面布滑下来的卫安护卫公司押运员。

    控方律师问：“请问您的身份？”

    押运员回答：“卫安公司押运员。”

    控方律师问：“1991年7月12日上午您在哪里？”

    押运员回答：“我当时随解款车押运至启德机场货运仓库。”

    控方律师问：“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押运员回答：“解款车被劫持。”

    控方律师问：“你当时看到了什么？”

    押运员回答：“一开始我什么都没看见，因为劫匪都戴着面罩，后来他们又将我的眼睛蒙上。但车开到一个地方换车时，我的蒙布由于出汗滑了下来……”控方律师问：“你看到了什么？”

    押运员回答：“我看见当时车停在香港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旁边有人带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这里接应。车上的人正在搬运装钱的袋子。大家都蒙着面，只有一个人没有蒙面。”

    控方律师问押运员：“您能指出你所看见的这个人在法庭上吗？”

    押运员犹犹豫豫地指了指坐在被告席上张子强。

    张子强冷笑看看这位押运员。

    经过这位解款车押运员的指认，使指控张子强的证据得到更有力的佐证。法庭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决入狱18年。而罗艳芳却由于证据不足，判无罪当庭释放。

    帮助我收集这些资料的是一位香港同行，我们是在采访中相识的。他叫胡德立，今年50多岁了，是一位辛苦了一生仍然在辛劳的千千万万个香港人中的一员。尽管他差不多干了几十年的记者，但在香港的报纸上你看不到他的名字，因为，香港报纸和内地的不同，我们内地报纸在发记者文章的时候，都会在本报讯的后面署上本报记者某某某的名字，但香港由于传媒业竞争惨烈，从业人员跳槽多，除了专栏作家的专栏文章有署名，一般记者在发文章时，报社都不署名，所以，胡先生当了几十年的记者，在多家报馆干过，但你很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

胡先生当年全程跟踪采访了张子强案，他不但情况非常熟悉，而且还帮我找来了许多当年的资料。看到这些资料，我发现，张子强抢劫香港机场解款车案当年在香港的开庭，传媒的关注度不亚于后来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

    那天在香港我找到胡先生时，他立即用那种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跟胡先生完全说明来香港的目的，因为直到今天张子强仍然是香港传媒关注的对象，我不想让香港传媒知道我来港的目的，以免又炒出一些小道消息。香港传媒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

内地传媒现在也竞争，但它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一个谁在市场上占有率高，谁的影响更大，谁的经济实力更强的竞争。而香港传媒的每一次激烈竞争的结果，都会有报纸消亡，所以，我说是“惨烈”的。因此，香港传媒在“天下无大事”的时候，常常自己炒作一些事来，让读者来买他的报纸。

    胡德立看见我，非常热情地说：“忙不忙？我请你喝咖啡？”

    我笑了笑。他以为我要拒绝他，马上说：“喝喝咖啡，我们互相交流交流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我说：“好，我请客。”

    我跟着胡先生走进一间咖啡厅，咖啡厅里人不多。两人落座。

    胡德立很快进入主题：“杨先生，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没有忙什么。”

    胡先生又问：“那么，你来香港……”

    我说：“随便转转，顺便找一点资料。”

    胡先生用手指着我说：“您说的就是实话了，现在大家不是提倡实话实说嘛。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谈话节目叫《实话实话》呢，我专门在香港报纸上写一篇文章，就是讲大陆现在提倡实话实说。可杨先生就不是实话实说了。我先实话实说好不好？”

    我笑笑说：“好呀。”

    胡先生狡黠地笑着说：“杨先生分明在忙着采写张子强案件的电视剧吧？”

    我立即警觉了：“您怎么知道的？”

    胡先生又笑着说：“你看，你看，你承认了吧。我也实话告诉你，我是从大陆报纸上登的一篇消息看到的，广东省公安厅和有关方面正在筹拍一部有关侦破张子强案件的20集电视剧，我看到编剧的名字是你。”

    罗艳芳的营救

    说实话，这就是香港传媒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所以他说他像狗一样到处嗅，不然很难在竞争惨烈的环境里生存。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我当然对张子强案很感兴趣。听说，当年张子强抢启德机场解款车案开庭时，你是全程跟踪采访的？”

    胡先生笑笑说：“我们香港人喜欢讲缘分，我们俩也许有缘分。大家都是同行，同行说话容易沟通。我虽然跳了好几个报社，但张子强案件一直是我跟踪报道的。我差不多跟踪了七八年了，他在香港的很多情况，我都清楚，也报道过，从1992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审理他的案件开始，一直到后来他被终审法院判无罪释放。

你要全面地写张子强案，我可以向你提供他在香港方面的一些背景材料，条件是……”我笑笑回答：“胡先生，我很敬佩你的敬业精神。你比我年长，在新闻界你是前辈，我应该向你学习。”

    胡先生仍然狡黠地说：“你还是没有实话实说。唉，谈什么前辈，我只是比你大一些而已，混碗饭吃，而且还很辛苦。香港弹丸之地，600多万人口，有那么多家报纸，竞争简直可以说很惨烈。你看我头发都花白了，还在街头跑新闻，像一只老狗啦，鼻子不行啦。

只能多跑跑，要养家糊口埃”我说：“张子强案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且你们香港一些传媒感兴趣的，和我所感兴趣的不一样，这次重新采写张子强案件一定要还读者一个真实。”

    胡先生正色地说：“张子强案件我跟踪了七八年，我对他的看法也许跟你所说的那些香港传媒看法不一样。香港和大陆虽然一国两制，法律体系也不同，但毕竟都是中国人，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不应相差太远。

我非常了解，张子强是一个善于钻法律空子的案犯，而他老婆罗艳芳也不是一个一般的角色，她不仅和张子强一样熟谙法律，而且她还比张子强更胜一筹，善于利用传媒的宣传来博取同情。1992年11月，罗艳芳被判无罪释放后，她一出来立即展开了营救张子强的行动。

首先她花重金为张子强请了香港最好的律师上诉，接着她特意约见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胡先生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罗艳芳是如何营救张子强的。我后来从张子强与审讯人员的交谈、和管教干部的交谈，以及他的同伙在交待中所谈到张子强平时和他们的交谈，都提到对于罗艳芳的这一次营救，他一辈子铭记在心。他后来常说“艳芳，你救了我”，指的就是这一次。

    那一天，罗艳芳租下了香港某宾馆的一间会议室，向传媒广发邀请，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于张子强案开庭审理已成为香港头条新闻，各传媒都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现在张子强的妻子，也是曾被作为同谋的罗艳芳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然吸引了各传媒的关注。那天会议室里挤满了香港记者，胡德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在律师的陪同下，罗艳芳穿着长裙，戴着墨镜，走进了新闻发布会会常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罗艳芳和她请的律师，又是抓住哪一点来为张子强解脱呢？

    我在前面曾经说到，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开庭审理时，那位曾在现场看到张子强脸的押运员出庭作证，对于判决张子强有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罗艳芳请到的这位律师所采取的辩护策略，就是设法否定这位押运员证人的可信性。

他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找到了一个空子，即警方在抓到张子强后，曾请这位押运员到警局辨认。这位押运员在辨认中，没有立即认出张子强，而是在快要离开时，才想起来转身指认张子强就是当时在现场的那位没有戴面罩的人。律师抓住这一点，认为这个指认是不可信的。

    惊天铁案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21)

    (2003年06月17日)

    大盗被判无罪释放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律师陪同罗艳芳落座后，首先对着众多的话筒说：“张子强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张先生的惟一证人，是一个押运员，他声称曾在现场看见张子强。可是，在现场进行指认时，他又不能立即认出张先生，却在离开指认现场时，又回头指认张先生。这个指认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程度。而且，这个证据是独立的，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有记者问罗艳芳：“罗艳芳女士有什么说的？”罗艳芳面对着镜头，慢慢地取下了墨镜，人们看到她泪流满面。她说：“警方不但制造冤案，还搞刑讯逼供。你们看！”接着，罗艳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长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内侧有一道长长的浅红色的伤疤。

    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立即躁动起来，罗艳芳哭着说：“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划了一刀。”

    现场一片惊呼声。

    罗艳芳又戴上墨镜。我们不得不承认她制造了一个惊人的效果，这个效果由传媒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但它不可能一点都不受大众舆论的影响。

    在我弄明白了张子强的整个犯罪事实后，我更能理解当时罗艳芳这个惊人之举的背后是什么。当时她确实表演得很成功。我想，那天当她再次戴上墨镜的时候，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在哭还是在笑。

    上诉的时间持续得很长。1995年6月 23日，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的上诉案，这时候罗艳芳和律师的努力已经十分见成效。等到香港终审法院开庭时，很多人都已经确信，张子强的上诉一定会成功。香港颇有影响的《南华早报》，甚至在开庭的当天早上，就发表文章预测，张子强的上诉一定会成功。”

    那天开庭时，胡德立先生和其他记者都一早到了法庭旁听，坐下后一位同行轻声对胡德立说：“愿不愿打赌？”

    胡德立问：“赌什么？”

    这位记者说：“赌张子强今天能否上诉成功。”

    胡德立问：“你赌成功还是不成功？”

    这位记者说：“我赌张子强今天上诉成功。”

    胡德立说：“那我们就没什么赌了，我也认为张子强今天肯定能上诉成功。”

    这位记者问：“你真的认为张子强是无辜的吗？”

    胡德立望着法庭被告席上的张子强，张子强一副无辜的样子，接着胡德立用手上的带望远镜头的照相机对准张子强，随着焦距的推进，他看到张子强脸上的表情确实是无辜的，但眼睛却露着狡黠的目光。胡德立放下照相机，说：“如果张子强是无辜的，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就是淡的了。”两人一笑。

    那天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法庭书记员让全体起立，终审法院大法官杜辉宣布判决：“……经过重新审理，宣告张子强被控罪名成立。”法庭片刻宁静，大家惊讶地相互瞪着眼睛。突然，杜辉改口，“张子强被控罪名不成立。”原来是杜辉大法官的口误。

    张子强长长舒了一口气，他望着坐在听众席上的罗艳芳。

    杜辉又说：“将被告张子强当庭释放。”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整个香港人都记忆深刻的，特别是事隔3年后，当张子强又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时，人人都会想起3年前，张子强在罗艳芳和律师的陪同下，走出香港终审法院的那一刻。

    宣布张子强无罪并当庭释放后，张子强在罗艳芳的陪同下，走出法庭。终审法院门口，挤满了记者。张子强满脸是笑，朝着无数个电视镜头和照相机伸出两根手指，做出“V”字胜利的手势。

    就这样，连续在香港启德机场作了两桩大案，抢劫金额合计近2亿港币的罪犯张子强，被警方抓获后，法庭已经定罪判了他18年徒刑，最终却脱罪了。

    抓贼反被贼咬

    在香港终审法院门口朝着记者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的张子强并没有到此为止，第二天他张扬地开着他的那辆黄色林宝坚尼名贵跑车，约请香港电视台记者“控诉”警察，一时间香港各电视台和报纸都出现了张子强开着他的那辆名贵跑车的画面，以至当张子强几年后被广东省公安厅抓住以后，香港各电视台立即就从自己的资料库调出了张子强的画面。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侦破张子强案的过程中，广州警方和深圳警方都分别找到了张子强当年在启德机场抢走的那批连号美金。

    抓贼的反被贼咬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犯罪高手！

    那天在香港的那个咖啡厅里，胡德立告诉我：“张子强夫妇不仅充分利用传媒攻击香港警方，还以冤案的名义向香港警方索赔，为此香港警方后来向张子强赔了 800万港币。张子强的名字，一时间在香港差不多家喻户晓，成了一个社会明星。”

    我问胡德立：“香港社会怎样看这件事？”

    胡德立说：“你所说的香港社会是指什么？这个概念很模糊。在香港从某种角度来说，社会反映就是传媒的反映，而传媒代表的很复杂。再说在香港总有那么一批人，不唱唱反调就无法生存，于是这个世界也就热闹了，于是就忙乎我们这些记者，这不也就多了一碗饭吃。哈哈———哈哈。”

    我说：“作为记者，总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正义感，应该告诉读者一个真实。”

    胡德立说：“什么叫真实，存在就是一种真实。内地把传媒叫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你们讲究使命感；香港的传媒应该叫作传声筒，有什么传什么，什么热闹大家都去凑。我们记者也就靠这个生存。记者本身不是没有看法，也不乏具有正义感的，但法律都判他无罪了，记者能说他有罪吗？”

    我说：“有罪的被判无罪，这总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打击犯罪是法律的神圣职责。法律如果保护了罪犯，那么谁来保护人民？”

    胡德立哈哈一笑，说：“我当记者后，经常跑内地采访，我明白，这件事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这涉及到两地不同的法律体系。香港法律是英国人在这儿近百年建立的，属于英美法系。英美法系从所谓的‘天赋人权’出发，进行无罪认定。一个证据被律师钻了空子，就会推翻最终的结果。”

    我说：“从张子强案件就可以看出它的虚伪。明明是张子强作的案，结果被判无罪释放，警方还要赔他800万。警方赔就是香港政府赔，政府的钱是人民纳税的，实际上是人民拿钱赔了危害社会的罪犯。其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是这个惊世大盗继续危害社会。”

    胡德立有意把话题引入他的目的：“这样就热闹了。张子强已经伏法一年多了，我们记者还有事做。”

    那天，和胡德立的交谈用了差不多一个下午，我望着头发已经灰白的胡德立，从心里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作为都是从事报纸工作的同行，我很敬重他的敬业精神，但我现在无法答应他的要求。我们在遗憾中分手。

望着胡德立消失在香港街头永不停息的人流中，我心生感慨，香港弹丸之地，居住着600多万人口，绝大部分人都活得不轻松。据香港政府统计署统计，香港人收入最低与收入最高家庭的差距是23倍，名列全球前10位。

    我多次去过香港，站在香港街头，望着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像过江之鲫匆匆地走过，我就想起蜜蜂的巢。那一个个行色匆匆的香港人，就如同蜂巢里的工蜂，飞进飞出，辛勤工作，虽然都做着想富裕起来的梦，但绝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生存而奔波着。胡德立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些做着富裕梦的人中，有极少数的人采取反社会的手段，用香港人的话，叫走偏门，他们用犯罪的手段去豪夺别人的财富，如张子强以及他的同伙。

    张子强的自白

    我最初见到张子强当然是从电视和报纸上，从相貌特征上看，他和我曾经见过的许许多多的香港人没什么两样。我真正对张子强有感性认识，应该是在广东省公安厅，不过这个时候张子强已经伏法了。我见到的是当时审讯张子强时审讯实况的录像。

    采访的时候，林林就建议我先看看审讯张子强的录像，林林说：“你是一个记者，又是一个作家，你应该先从感性上认识一下这个张子强，这对于你今后的写作会有好处。我1968年就从部队来到省公安厅，几十年来和成千个罪犯较量过，改革开放以后，又和形形色色的香港、澳门的罪犯斗争过，张子强绝对是一个惟一。

我们在审讯他的半年中，张子强和一些死不开口的罪犯不同，他常常摆出一副黑社会老大的派头，审讯中有时是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又口水喷喷地说个不停，谈了不少他自己的经历和他对人，对钱，对犯罪，甚至包括对女人的看法。

录像中有一些这样的记录，你看一看，对你了解他肯定会有好处。”林林从中挑选了一些他觉得有价值的录像让我先看。

    这盒录像带里录的是张子强开始交待前的一次审讯。这时候，通过林林他们长期的工作，张子强的情绪已经从非常对立趋向缓和。林林此时采取的是继续松弛张子强的对立情绪、争取张子强早日开口交待罪行的预审策略，在审讯中故意和张子强做着拉家常式的谈话。

    这时候已经是6月，天气比较热了。张子强穿一件白色的背心，条纹短裤，脚上是一双拖鞋，非常放松地靠坐在那张黄色的木椅上。这盘录像带并不是这天审讯录的第一盘，所以，录像带一开始，就看见张子强在手舞足蹈地说话。

    张子强正在和预审人员谈他的人生观，他说：“……人，如果没钱，绝对万万不能，有钱也不是万能的，但没了钱万万不能。人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自然要有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影响你，你会知道有多大？”张子强这时身体前倾着，望着林林他们，反问林林。

接着，他又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让自己受穷。我没有时间和耐心在正当的行业中去打工赚钱，我已经40多岁了，我要富起来，就必须采取一些突破性的手法。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

    这是张子强关于他犯罪根源的自白。

    张子强在这一段谈话中，一再强调钱是最重要的，可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最不懂得钱的重要性的人，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张子强这个一再强调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人，拿到钱以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在两次绑架中，一个人就分得6亿多港币的赎金，而且全是现金。

拿到这笔钱，他第一时间就去了澳门葡京赌场，而且两天多的时间里就输掉了6000多万。其中，有一注就下了300万。我后来去澳门采访，专门去葡京赌场看过赌博，300万的筹码放在赌台上就很吓人。

据说，张子强用手一推，然后翻开“荷官”（赌台上专门司职发牌的人）送来的两张牌，仅仅用了不到2分钟，就把这300万输掉了。张子强后来在审讯中自己算了一笔账，他说他在葡京赌场输掉了大约有6亿多港币。也许他故意夸大了，但我在澳门采访时，澳门警方告诉我，张子强的豪赌，在澳门大家都是知道的。

    张子强没有正式职业，也没有听说他有企业和正当的生意，钱从哪儿来？只能是犯罪所得。犯罪得来的钱，花光了，再用犯罪手段去弄钱。张子强说：“我这种不断想进行绑架勒索的想法，就好像是登山运动员，爬上一个高峰后，又想上另一个高峰。”高峰是什么？高峰就是更大的犯罪！他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大，所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颗毒瘤。

    张子强在谈到他对人生的认识时说：“我到李先生（第一次绑架的人质的父亲）家中去谈判，李先生劝我通过正当的生意来赚钱。我和他讲人生的道理，我说，自己也想做生意，也有那个头脑，但没有那个耐性。

人生很短促，一棵树能活几百年，几千年，一个人有思想有头脑只能活几十年。我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先天比较差，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没有办法和别人竞争，即使自己可以补充先天不足，我的身体和年龄也不允许，只好走这条冒险的路。”

    和林林做了初步交谈后，我又采访当时在“9810大案”指挥部里担任情报资料分析甄别工作的莫泉科长。莫泉说：“当年‘9810大案’指挥部，最初就静悄悄地设立在这间1007号办公室里。唉，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就感到好像是昨天的事。”

    莫泉马上进入了主题：“指挥部成立的当天夜里，我干了一个通宵，我把当时公安部张局长介绍的情况和香港警方提供的有关情报进行了综合分析后，粗略地绘制了一个犯罪分子人物关系图，想给指挥部的同志有一个参考。

在分析中，我发现，具体到犯罪分子基本情况时，我们除了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和叶继欢，其他所有的涉案嫌疑人的情况资料都很少，只有一些花名、绰号。从破案的角度来看，线索太少。我知道我们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莫泉告诉我说，那天把人物关系图绘好后，刚钉到墙上，就看见朱明健副厅长走了进来。

    莫泉说：“朱老总早。”

    朱明健伸了腰说：“睡不着，任务重埃”他走到图表前仔细看着，表扬莫泉，“小莫啊，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个晚上就搞出来了。”

    两人相视而笑。莫泉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在朱明健手下工作，当年朱明健当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时，莫泉就在那儿当科员。

    朱明健看着图表沉思：“小莫，其实5年前我们就和这一伙罪犯打过交道了。”

    莫泉：“您说是哪一宗？”

    朱明健说：“你还记得吗，1993年我刚在刑侦处当处长，接到国际刑警组织转来香港警方请求协查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的通报，后来，我们在广州抓到一个叫胡文的香港人，他身上带着的一批美元与启德机场失窃美元号码相同。我们将胡文交香港警方，后来张子强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胡文也被放了。出来以后的胡文竟然又跑回广州，三番五次地来找我们胡闹，想要回那批美元。记得吗？”

    莫泉说：“我想起了，胡文好像是个结巴，说话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吃力。朱老总，我倒想起另一桩案子，1997年10月我们在查获一桩毒品案时，发现背后和一个外号叫‘大富豪’的人有关，后来进一步查，这个‘大富豪’就叫张子强。”

    朱明健说：“是啊，这是一个横跨香港内地犯案累累的犯罪集团，我们是再次交手。如果抓不到铁证，就办不成铁案啊！”

    莫泉说：“可是现在线索实在太少，都是一堆绰号花名，怎么办？”

    朱明健说：“再和香港警方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支持。在黑社会里，相互之间不叫真名、只知道花名、绰号，香港警方一定掌握，请他们协助查一查这些绰号。同时请他们提供更多一点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的背景资料。小莫，这桩案子是香港回归后，粤港警方的一次重要合作，我们一定要配合好，今后由你负责和香港警方的联系工作。”

    香港回归后，由于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虽然粤港警方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合作，但由于两地司法制度不同，两地警方的合作，也循着国际间刑警组织合作的惯例。

    1998年1月15日，香港警务处再次派出了高级警官来到广东省公安厅。双方在省公安厅小会议室进行了会谈，并交换了情报。会谈后，“9810大案”指挥部根据多方情报，分析整理出了一份张子强犯罪集团主要成员的资料：张子强的花名有“大富豪”、“变态佬”，有时自称“老变”等。

目前生有两个儿子，一个3岁，一个6岁。在香港虽有多处物业，但平时住在香港何文田街。张子强除了是一名犯罪累累的案犯，亦是一个严重罪案集团的头领。

他具备超卓的组织能力，并曾在香港策划干了多宗案件。相信经他策划的严重案件有1990年抢劫香港启德机场2500万元劳力士名贵手表案、1991年抢劫香港启德机场1．7亿港元大案。

张子强头脑十分缜密，多宗轰动一时的案件均由其策划。1988至1990年间他与人合作开金铺时，由于经营不善金铺亏本，他就安排同党打劫自己的金铺，监守自盗以骗取巨额保险金，后被保险公司识破。张子强作为匪首，善于用人惟才，其党羽均为曾干过多宗大案的悍匪，张子强熟知各人的长处，在行动中一一予以安排；他胆大妄为，香港启德机场亿元抢劫案中，他是惟一不戴面罩者。

但其警觉性高，当香港警方对他进行跟踪行动时往往被其识破，他便会立即对跟踪队伍进行反跟踪。

    张子强熟悉法律，且懂得利用传媒将他对警方的不满大肆宣扬，敢于挑战法律。他在香港惩教署被关押期间就曾煽动在押人员对惩教署的不满，争取其他犯人对他的尊敬；张子强极度狂妄自大，经常自诩为香港黑道第一人；张子强好赌，经常往澳门豪赌，输赢动辄千万计；其为人还极度好色，经常召妓。

    胡济舒的花名叫“蝠鼠”，又称“老狐狸”，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军师级人物。他曾经和一名女子同居，生有一个女儿，女儿现仍在香港生活。胡济舒没有正式结过婚，四海为家，不少地方都有所谓的女朋友。

根据香港警方长期搜集的资料得知，胡济舒非一般暴力之徒，头脑也十分精密。他虽在张子强犯罪集团里扮演军师之角色，但平时多以阿谀奉承的态度对待张子强。当张子强安排作案前，胡济舒会替张子强召集各同党开会，详细研究细节及各人所承担的角色，事后也会负责分赃。

他在集团内的地位仅次于张子强。胡济舒虽也为好色之徒，但较张子强有节制。他喜到处留情，在不少地方都有其同居女人，有的还为他生下孩子。胡济舒也会为张子强安排游玩及妓女，但常劝张子强不要豪赌。

胡济舒在集团内有疏财之名，借出之款项有千万之巨未收回，也不催要。当张子强因豪赌有现金困难时，他会倾其所有借给张子强。胡济舒除参与张子强的犯罪活动外，亦涉及其他非法活动。

    张子强犯罪集团另一个重要成员张志烽的花名叫“阿斩”，张志烽的脸上有一道刀疤，据说是年轻时跟人打架，被人在脸上砍了一刀，留下一道刀疤，广东人习惯把砍叫作斩，后来就有人叫他阿斩。

他是从大陆偷渡去香港的，在做手表生意时，认识了张子强，后来因犯罪在香港赤柱监狱坐牢时，又与同在这儿坐牢的张子强相遇，出狱后就参加了张子强的犯罪集团。几乎张子强所有重大犯罪活动都有其参加。在张子强犯罪集团中，他的年龄最大，今年53岁了。

张志烽曾经结过婚，后来由于不务正业，长期不顾家，妻子和其离了婚。近年，张志烽在广州找了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并生下一个儿子，所以张志烽在广州购买了房子给妻子居住，他自己一直粤港两地跑。

    通过综合分析，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高智商的，熟谙法律的，又最善于挑战警察，挑战法律，善于钻法律的空子以逃脱法律制裁的职业犯罪集团。

    同时，“9810大案”指挥部又获知一个重要情报，张子强出狱后，又与香港头号通缉犯、最具有暴力倾向的黑社会分子叶继欢犯罪集团纠集到一起，横跨粤港两地，制造了多宗绑架案，勒索了数十亿巨款。

    通过几天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对张子强犯罪集团基本情况的了解已经有了一个轮廓。陈绍基厅长立即召集“9810大案”指挥部的成员和各地公安局负责刑侦工作的领导人开会，研究下一步全省协同作战的工作重点。

    会上陈厅长强调了任务的艰巨和需要全省公安协同作战，布下一张天网，务必办成铁案。陈厅长最后说：“这是一桩中央交办的大案，按照中央的指示，‘立足内地，彻底打掉这个犯罪集团，确保粤港两地社会治安稳定’，希望各地公安机关守土有责，完成各自的任务，协助省厅侦破此案。现在由朱副厅长布置下一步侦破工作。”

    朱副厅长接过话头说：“跨境作案是张子强、叶继欢犯罪集团的特点，打击他们的犯罪，除了需要粤港警方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全省警力的配合。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架网布控，将侦查目标摄入我视线范围之内。

我们已经和香港警方进行了会晤，获得了一些情报资料。张子强犯罪集团成员众多，一旦入境要立即摄入我们的视线中，各地发现他们成员入境立即纳入视线之内，并及时报告指挥部。他们有可能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窜，指挥部要密切掌握他们的动态。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流窜到哪儿，都有当地公安机关协助布控。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希望各地公安机关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会后立即返回，按照指挥部要求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一旦有情况发生，要求迅速到位。”

    就在“9810大案”指挥部紧锣密鼓地布置张下一张天网，尽早抓捕张子强归案时，张子强却在香港一手策划了一宗又使整个香港震动的大案。

    1998年1月8日的清晨，香港鲤鱼门码头，蒙蒙的薄雾中，一艘船舷标有“珠担5144”的渔船缓缓地靠上了岸边。

    岸边早有人在等候，未等船停稳就跳上了船。

    在渔船的甲板上，堆放着约几十个白色的塑料发泡箱，全部用黄色的胶带纸封了口。上船的人立即将这些发泡箱搬上了已经停在岸边的一辆蓝色的货柜车里。

    装好车后，他们立即将车的货柜锁上，然后开车离去。

    货柜车上了公路。公路上汽车还不太多，货柜车加足马力，朝着香港新界上水方向开去。一个多小时后，货柜车开进了新界上水的流水响村。

    此时由于时间还早，流水响村本来就是一个郊外村庄，这儿人口比起市区当然少多了，所以货柜车基本没有碰上人。

    那辆蓝色的货柜车，在流水响村一间平房前停下来。车上跳下一帮人，立即从货柜车上往下搬那些白色的塑料发泡箱。发泡箱有几十个之多，大家搬了一阵也没有搬完，一个个都热得满头是汗，有人干脆脱了衣服，赤裸着上身干。

    这时远处的公路上，开来一辆黄色的名贵跑车林宝坚尼。开车的显然是一个开快车的高手，有着强大马力的林宝坚尼跑车轰鸣着，一会儿就到了货柜车边，戛然刹祝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张子强，一个是张子强的贴身马仔汪凤琪。

    张子强下车后，跟大家打招呼，发现有一个箱子破了，从箱中洒下一些黄色的粉末。张子强把那个破了的箱子搬到一边，然后走进平房内看了看，又走了出来。这时正好有一个人搬累了，就靠在货柜车旁掏出一支烟，正要点火抽。张子强像疯了一样冲上前，一把夺下打火机扔得老远，恶狠狠地说：“找死啊，这里是能抽烟的地方？”

    正在这时，天上突然传来直升飞机的声音。张子强抬头看天，发现直升机飞得不高，由机身上徽记可以清楚地看出是香港警方飞虎队的直升机。

    汪凤琪惊慌地说：“是警方飞虎队的，会不会是来监视我们的？”

    张子强镇定地说：“别慌，赶快把这批货转移，不要再用这辆货柜车子装运了。我去把我的那辆奔驰车开来，再找一辆车，尽快运走。”说罢，他跳上那辆林宝坚尼立即开走。

    此时天上飞的香港警方飞虎队的直升机并不是专门来监视张子强的，而是例行巡逻。而张子强的那辆黄色的跑车，却引起了飞虎队直升机飞行员的注意。从飞机上看，那辆黄色的跑车格外引人注目，接着飞行员又看到流水响村那间平房旁的人显得很慌张，把一些刚搬下来的白色箱子，又往车上搬。张子强以及团伙的慌张，惊动了他。飞行员用对讲机向总部报告。

    飞虎队值班室，值班警官听到对讲机里传来直升机驾驶员的声音：“报告，在上水流水响村，发现一些可疑的人正从一辆蓝色的货车上往下搬一些白色的塑料发泡箱。有一辆黄色的林宝坚尼跑车看见我们飞机后，立即开车离去。搬东西的人，又把刚搬下的东西搬回车上。”

    值班警官拿起话筒问：“能看清是什么东西吗？”

    直升机驾驶员回答：“看不清，东西装在一些白色的塑料泡沫箱里。”

    值班警官问：“一共有多少塑料发泡箱？”

    直升机驾驶员回答：“大约三四十箱。”

    值班警官立即把情况向总部汇报，总部立即派人到现场监视，并带上了缉毒犬，当时怀疑箱子里会不会藏有毒品。

    警员们悄悄赶到上水流水响村现场，立即把现场监视起来。张子强已经换来了两辆小车，正指挥手下人把从货柜车上卸下的泡沫箱又搬上两辆小车。

    警察悄悄地把现场包围了，但没有采取行动，只是远远地监视着。

    一名警察拿着一架小型摄像机，把张子强以及他的同伙运东西的过程全部拍下来。后来我看到几张从那天录像上拍下来的照片，照片上的张子强正赤着胳膊穿着一条裤衩，和几个人一起在搬那些泡沫箱。

    东西全部搬上那两辆车后，张子强他们也随着小车离开。一部分警察跟踪尾随，一部分警察立即赶到那间平房旁。带着缉毒犬的警察上前，让缉毒犬去嗅那些洒落在现场的粉末，缉毒犬嗅了一会儿没有反应。训练缉毒犬的警察，一脸的狐疑。

    现场指挥官拿出对讲机呼叫跟踪张子强的警察：“目标现在到了哪里？”

    对讲机里传来警察的声音：“报告，目标到了新界的马草垅村。”

    警员们跳上车，朝香港新界马草垅村开去。香港上水的流水响村在深圳罗湖这个方向，而马草垅村却靠近深圳皇岗口岸，这两处都是郊外的村庄，相对人烟稀少。张子强发现警方的飞虎队飞机以后，立即调车把几十个塑料发泡箱运往了马草垅村。

    2000年12月上旬，我在香港采访期间，在香港警务处国际刑警中国香港联络处助理主任梁先生的陪同下，一一到过张子强曾经进行犯罪活动的地方。 12月8日我们驱车来到新界的马草垅村。这个香港郊外的村庄，既找不到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农田和大树，道路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们甚至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打听道路的村民。当我们的车开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这时，我们突然听到枪声，接着又看见一辆警车开了过去。于是，我们就尾随警车往前走。原来，前面是警方的一个打靶场，不少警察正在进行实弹打靶。就在我们刚才来打靶场的路上，我看见一个被青藤缠绕的铁皮房，极像我在张子强案卷里看见的那个转移塑料发泡箱的地方的照片上画面。

于是，我请司机掉头。从警方靶场往回开只有几分钟，我就在路边的左侧看见那个铁皮房，我请司机停车，它果然就是当年张子强藏发泡箱的房子。

这里是一间汽车修配厂的旧铁皮房，紧靠路边，朝外有一个铁皮门。这时，靶场上又传来一阵枪声，我又一次感受到张子强的胆大妄为，这里离警方的靶场不到100米，又是去靶场打靶警察的必经之路，可张子强就是敢把东西转移到警察眼皮底下来隐藏。

    那天，张子强用了两部小车把几十箱塑料发泡箱运到这里后，立即和同伙们把它们一一搬进了这间铁皮房里。搬完以后，一个个都累得筋疲力荆张子强和同伙们都赤裸着上身，汗流满面。张子强对大家说：“今天搬得好辛苦，腰都累断了，晚上我请客，吃完饭都到桑拿找几个小姐好好按摩按摩。”

    锁好铁皮房门，大家又乘两部小车离开。张子强不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完全在香港警方的监控中。悄悄跟踪而来的香港警察，已经把这间房子严密监视了起来。

    现场监视的香港警察指挥官，见张子强他们开车离去，立即让缉毒犬训练员带缉毒犬再上去检查。缉毒犬训练员牵着缉毒犬顺着张子强他们刚才停车的地方，一直朝那间铁皮房嗅去。缉毒犬仍然没有反应。

    指挥官自言自语地说：“这箱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呢？”他转身对现场负责监视的警员说，“严密监视，没有命令不得有任何行动。也不得靠近目标。不要暴露了自己。”

    回到总部天色已晚，总部的一位高级警察正在等他。现场指挥官举手敬礼：“报告。”高级警官急切地问：“现场勘察的情况怎么样？知道发泡箱里装着什么吗？”

    现场指挥官回答：“带上缉毒犬，流水响村和马草垅村两个地方都检查了，缉毒犬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不是毒品。”

    高级警官说：“这样神秘地搬来搬去，躲避警察的检查，张子强这次搞的是什么名堂？”

    现场指挥官说：“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对现场进行着严密的监视，等天亮以后，再对两个现场进行一次更严密的勘察，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高级警官说：“好的，通知现场监视的警员，不得掉以轻心，没有命令不得有任何动作，不要暴露了我们自己。有情况随时报告我。”

    第二天白天，现场指挥官带着一批警员到上水流水响村张子强第一次藏东西的地方。几名警员又对现场进行了一次更认真的勘察。

    一名警员看见了洒落在地上的那些黄色粉末，指给指挥官看。

    指挥官说：“取一些土样，带回去化验。”

    警员上前取了一些沾有黄色粉末的土装进了塑料袋里。

    装有黄色粉末的土样被立即送到了香港警察总部的化验室，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化验员马上进行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负责化验的警员紧张地往一张化验单上填结果，然后立即将化验单送给化验室主管警官。

    主管警官看完化验结果后，神色紧张。他走到那名化验员台边，将土样又复检了一遍，结果与前一致，他拿着化验单朝门外跑去。

    这时，已近傍晚。一会儿那名化验室主管走了进来，递上化验单：“报告，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他们运的不是毒品。”

    高级警官边看化验单边问：“不是毒品是什么？”然后突然像受到一击似的惊叫，“炸药！”转身又问那名化验室主管，“不会搞错？”

    化验室主管说：“不会，我们做了两次化验，结果一样。”

    高级警官感到事态严重：“炸药？那么多箱，张子强要干什么？”高级警官立即抄起电话向警务处长报告。

    警务处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向特首办公室打电话……香港警察对马草垅村张子强藏有几十箱炸药的铁皮房进行了更严密的监控。他们在等待着张子强或其同党再次到来，以便人赃俱获。

    到1998年1月17日，警方已经对马草垅村的这间铁皮房进行了多日的监视。 17日这天，一辆小车开到铁皮房前停下，正是几天前张子强搬运炸药的那辆小车。开车的是张子强的贴身马仔汪凤琪，他领着另外两个人下了车。下车后，他们警惕地注意着现场周围的动静，然后才开门进了那间铁皮房。

    现场指挥官立即向总部报告，总部命令对铁皮房进行搜查，并拘捕房内人员。

    指挥官命令现场警察行动。训练有素的香港警察，马上缩小了包围，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撞开铁门冲了进去，拘捕了正在现场的汪凤琪等人，并展开了搜查。

    警察发现铁皮房内堆放着一箱箱用胶带纸封着的白色泡沫箱，经过清点，一共40个塑料发泡包箱，装有818．483公斤炸药、1997支雷管和750米导火索。

    搜查的警察们都惊呆了。

    广东省公安厅“9810大案”指挥部里的工作气氛紧张而有序，大家正在夜以继日做着侦破张子强犯罪集团的前期工作。

    这天，指挥部里的一台传真机正在接收一份传真，负责情报分析和办公室文秘工作的莫泉，从传真机上撕下接收过来的传真纸，看了一眼立即送给了正坐镇指挥部的刑侦局长郑少东。

    郑局长看了后，立即冲出房门朝朱明健副厅长办公室跑去说：“朱老总，香港警方的紧急协查通报。发现张子强往香港搬运了800多公斤炸药！”

    朱副厅长震惊地问：“800多公斤？！”立即起身展开传真看。看了一遍后，对郑局长说：“走，赶快向陈厅长汇报。”两人拔腿向陈厅长办公室走去。陈厅长看见他们进来，示意他们坐下看新闻。

    香港电视台正在播送新闻。

    一个播音员的声音：“警方发现有香港黑社会组织偷运炸药进入香港，经过数日侦查，今天警方在新界马草垅村路边的一间旧房内起出800多公斤炸药、近 2000支雷管和700多米导火索，同时抓获了三名涉案嫌疑人……陈厅长关了电视说：“刚才公安部已经打来电话，说香港警方发现的800公斤炸药震动了整个香港社会，香港特区政府已向中央做了汇报。

中央非常关注这件事，指示公安部敦促广东省公安厅，积极与香港警方配合，协助查明炸药来源，立足内地打掉这个犯罪集团。”

    公安部张局长说：“现在香港有传媒把这800多公斤炸药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恐怖分子爆炸州联邦大厦做比较，造成社会人心恐慌，特区政府压力很大。”

    香港传媒所提到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州联邦大厦爆炸案，所指的是：1995年4月19日，有人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州联邦大厦外制造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案，爆炸将这栋高9层的政府大厦几乎摧毁，一共造成168人死亡、400多人受伤。

据说当时所用的炸药也只有500多公斤。当时美国传媒都说是国际恐怖组织一手制造的。美国经过几年调查，最后抓获了一个叫麦克维的美国男人，是他一手制造了这桩爆炸案。

    但是，有着“变态佬”之称的黑社会分子张子强，要偷运这800多公斤炸药干什么？大家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何涛是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一位处长，他接到广东省公安厅协查炸药的通知后，以最快的时间赶到指挥部。当他推门进入后，看见朱明健副厅长、郑局长都在。朱明健看见何涛进来，立即招手让他过来。朱明健将香港警方请求协查800公斤炸药来源的传真件递给何涛。何涛看完后，也非常惊讶地说：“800公斤炸药？张子强想干什么？”

    朱明健说：“这正是我们想弄明白的。何处长，接办侦破张子强犯罪集团的任务后，我一直在想从哪儿下手。这不，800公斤炸药的事一出来，事情急，先从这儿入手。香港警方在传真中说，炸药是内地工厂生产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从内地偷运进香港的，请求我们协查炸药来源。我们也正好从这儿进去，从查炸药来源着手，看看能不能牵出张子强在内地到底都干了哪些违法犯罪的事，还有哪些犯罪同伙，以便将他们一网打荆现在先派你和莫泉去一趟香港，了解一下这批炸药的化验成分、产地和批号等，回来查炸药的来源。”

    何涛说：“好的。我明天就出发。”

    我从香港采访回来不久，一天胡德立也从香港来到深圳，到了我们报社。

    胡德立说：“你在香港托我帮你找的资料，我这次给你带来了。”说着，胡德立从包里掏出一叠资料，都是当时香港报刊报道张子强案件的有关文章。

    胡德立说：“这些资料，你可以作参考，它记录了当时香港传媒报道张子强案件时的情况。但是，这些报道现在看来有相当一部分是推测出来的，当时获得张子强案件的全面情况很难，一些报刊为了吸引读者，又必须要发稿。”为了饭碗，就连编带造。

    我翻开胡德立带来的一些报纸剪贴，其中一张标题题目，正是报道了“800公斤炸药”发现时的情况，我就问：“据我所知，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张子强犯罪集团只危害富人，跟穷人没关系。这800公斤炸药发现后，香港社会是如何反应的呢？”

    胡德立说：“800公斤炸药发现后，香港社会确实引起了一阵震动。你知道这800公斤炸药的威力有多大吗？当时传媒报道就把它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联邦政府大厦爆炸案联系在一起说。可是香港的人口密度和美国的人口密度是可以作类推的吗？香港寸土寸金，那高楼几乎是见缝插针，如果发生像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那样的爆炸案，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是一幢大楼，也远不止是几百人死亡受伤。

那么张子强偷运这800多公斤炸药干什么？确实造成社会上人心恐慌，对特区政府压力很大，当时社会上流言也很多。”

    我问：“那么，广东公安打击张子强犯罪集团是为香港人除害，为什么有人认为是干涉了香港的司法独立？”

    胡德立笑道：“不是说‘一国两制’嘛，香港有些人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一定就是老百姓的声音。什么人都可出来说一说嘛。”

    说到这儿，胡德立把话题引到自己需要的部分：“我知道，有些话题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张子强案件本身，真实的张子强也被编造的事情掩盖了。比如，到今天还有流言说，张子强没死……”我没有接胡德立的话题，而是翻着这些资料，看到不同的文章，不同的大字标题：“本港头号通缉犯跨境劫杀掳勒案值近廿亿‘大富豪’偕十七党羽广东落网”、“图炸平赤柱为叶继欢出气炸药党主脑落网”、“四千万招亡命徒收买武警‘大富豪’党羽拟组敢死队劫狱”、“‘大富豪’成当今新偶像”……我看了这些报道以后说：“嗬，怪骇人听闻的。

谢谢你，胡先生，你这样三番五次地帮我，我怎么谢你呢？”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31)(2003年06月29日)广东警官赴港查案胡德立说：“你不用谢我，我还是实话实说。张子强案件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有关张子强的传说并没有完，为什么？从职业角度来看，即张子强的事还有新闻价值。

比如，人家说张子强没有死也不是空穴来风，听说前几天晚上，在东莞还发生了以张子强名字敲诈勒索的事。是别人冒充他，还是张子强真的没死？如果张子强真没死，我能挖到这样的新闻，在香港也差不多等于美国记者挖到的‘水门事件’了。”

    我说：“胡先生，这事我知道，完全是一个闹剧。作案者是一个打工仔，看了一些小报小刊中关于张子强的报道，急于暴富，想走偏门，结果冒充张子强作案，已经被警方抓住，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接受任务以后的何涛立即动身去香港，同时莫泉也因为工作需要与何涛同行。

    何涛是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一位经验丰富的处长，曾经参与了“番禺银行运钞车大劫案”、“东星轮大劫案”等轰动一时的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

    那天他和莫泉一道在香港红石甚力火车站下了车，走到车站门口，看见香港警务处的一位熟识的警官身穿便服已经等在门口。寒暄了几句，何涛他们上了车，车子向位于香港湾仔军器厂街的香港警察总部开去。

    车子开进香港警察总部大楼。

    这次去香港采访，我也去过香港警察总部大楼。这是一幢很简朴的大楼，没有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卫，但进出需要出示工作证。工作证又是智能卡，进出经过电子门时需要刷卡。大楼内的办公室都较小，会议室也不大，有些文件柜甚至就放在走廊上。

总部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并不注意我的到来，好像跟一般的写字楼没有什么两样。但后来，我一个人去洗手间出来时，在走廊上碰到一位中年人，他大概见我是生人，马上问我是干什么的，这时，我才感觉到这里毕竟是警察总部。

    何涛和莫泉进了香港警察总部大楼后，被接他们的警官领着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一位高级警官迎上来和何涛、莫泉握手。“何处长，您好，我叫麦德生，负责香港有组织犯罪的侦讯工作。总部指定由我配合你们的工作。你们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我一定积极配合。”

    何涛说：“麦先生，这次我们来，主要是协助你们查那800公斤炸药的来源。因此，是你们有什么要求，先提出来，然后，我们再根据情况，提出我们要哪些资料。”

    麦警官一笑：“好的，请跟我来。”

    说着领着何涛和莫泉走到隔壁小会议室。麦警官领着何涛和莫泉进来后，随行的年轻警察立即关上了窗户和灯。

    麦警官按了一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一块小银幕从天花板上徐徐落下来。麦警官用一个遥控器打开一台投影机，小银幕上立即出现一堆塑料发泡箱。接着，麦警官又按一下遥控器，又翻上了一张照片，这次是一堆筒状炸药。

    麦警官边翻动照片，边解释说：“这是我们1月17日从香港新界马草垅村一间汽车修配厂的铁皮房里搜到的一批爆炸品，一共是818．483公斤炸药、1997支雷管、1627英尺导火索。这批爆炸品，有迹象是从内地偷运至香港的。我们想请你们帮助协查这批爆炸品的来源。”

    何涛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批爆炸品一定是从内地偷运至香港？”

    麦警官说：“包装上标明这批爆炸品是内地生产的。”

    何涛问：“你们有没有调查，香港会不会有建筑公司使用内地的爆炸品？据我所知，这样的爆炸品常用在工地爆破、开山炸石，也有渔民用来炸鱼。”

    麦警官说：“我们不能说没有你所说的以上可能，只是据分析，这批爆炸品来自内地的可能性大，因为，它先是从香港鲤鱼门码头的一艘渔船上卸下来，再由一辆蓝色的货柜车运往隐藏地的，所以我们怀疑是从内地偷运来香港的，请求你们予以协助。”

    何涛说：“我们已经接到指示，全力配合你们查这批爆炸品的来源，这是我们来香港的主要目的。麦先生，我们想得到这批爆炸品的化验成分和生产批号。同时，请你们带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麦警官说：“好的，我陪你们去。”

    麦警官领着何涛和莫泉，先来到香港警察总部的一间高度设防的危险品仓库。在仓库的一角，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仍然用白色塑料发泡箱装着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索。香港警方的技术人员打开了塑料发泡箱，从中拿出几支筒状炸药，递给何涛和莫泉。何涛接过炸药，看见炸药的产地是江西。

    香港警方技术人员又翻出一卷导火索，导火索的产地是广东南海。

    莫泉拿出相机，一一给炸药、导火索和雷管拍了照片。

    第二天，麦警官又领着何涛和莫泉来到流水响村。这天麦警官穿着便衣，开着一辆小车。

    麦警官指着张子强第一次用来装炸药的房子说：“爆炸品的第一次采样就是在这儿。”

    接着，麦警官又开车领着何涛和莫泉来到马草垅村。马草垅村的公路很窄，麦警官不得不把汽车停在三岔路口边，然后领着何涛和莫泉走到那间最后隐藏炸药的铁皮房边。

    何涛注意着铁皮房前的那条窄小的路问：“这是张子强的物业吗？”

    麦警官说：“这是一间汽车修配厂的库房。据初步掌握的情况，也是张子强出钱买的。”

    何涛说：“张子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买这样旧的铁皮房干什么？难道专门用来装爆炸品的？”他转身望着周围不远处的民居，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在这里藏这样大量的炸药，实在是太危险了。”

    何涛和莫泉完成了在香港的调查和取证工作后，马上赶回了省公安厅，向朱副厅长和郑局长汇报去香港的情况。

    何涛汇报说：“这批炸药我们仔细检查了，确实是内地的，炸药产于江西，导火索产于广东南海。它的用途很广，建筑工地、采石场，以及沿海渔民都有可能用得上。香港警方向我们提供了炸药的化验成分。根据这个成分以及炸药上的产地、批号，下一步可以先从生产或者销售渠道查起。”

    郑局长说：“这种爆炸品，以前在办案中也接触过，很麻烦，因为用途很广，查起来会很困难。”

    朱副厅长说：“现在也只能从这儿先着手，查清了爆炸品的来源，也许就会查出张子强在内地的同伙，从内地同伙再查他在内地的犯罪案。中央要我们办成铁案，证据一定要抓实。何处长，这几天，带晓鹏他们先查爆炸品。”

    郑局长说：“派人到江西和南海，从生产厂家查一查这批炸药、导火索出厂后都销往了哪些地方？”

    “9810”大案”指挥部，从爆炸品的源头着手，派人去江西某化工厂和广东南海某化工厂，调查这两批批号的炸药和导火索，都分别销往哪些地方。办案人员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查阅了工厂里的许多订单，甚至到仓库查阅了出库单，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情况。

从江西某化工厂调查结果得知，与香港查出的这800多公斤炸药同批次出厂的炸药，曾销到不少地方，广东就有深圳、东莞、惠州、宝安、汕尾等地。经过调查得知，这批炸药和导火索又经过多次分销，广泛用于采石尝建筑工地。汕尾一带的渔民还用这种炸药炸鱼，所以在沿海一带人们把这种炸药又叫作“鱼炮”。

    再往下查困难就更大了，工作量特别巨大，收效却仍然不大。各地采石场都有很多，大多都承包给个人，有些是季节性的，有需要就开采，没有需要就停工。汕尾市公安局由于被省厅指挥部定为重点调查地区，刑警队的同志几乎把区内所有的采石场都查了一遍。

这可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我后来去汕尾采访，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担任调查的刑警们见到我仍然直诉苦。因为采石场都在山上，几乎都没有电话，又没有完整的公路，刑警们一般都得爬上去。

但往往爬了半天到了采石场，却发现采石场停工了，老板除了留下一条狗看工棚，工地上没有一个人，你就是找一个人问话也找不到。后来，大家认为就是把全省的每一个采石场都查一遍，也未必能找到线索。

炸药是消耗品，很多采石场用量都很大，而且各采石场也不会把用掉的炸药一笔一笔登记在案，这样就很难准确地查到香港这 800多公斤炸药是从哪一个采石场流出去的。还有沿海渔民的炸鱼相当普遍。因此，很难查清每一支炸药的来源……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春节临近了，调查却没有一点头绪。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关于炸药的事，让整个指挥部又紧张起来。

    1998年元月30日，莫泉在省厅指挥部里值班，突然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听了几句，立即拿出笔记录。听着，听着，脸色立即凝重起来。记完后，她马上拔腿向郑局长办公室跑去。郑局长不在。莫泉又朝朱副厅长办公室跑去。

    莫泉说：“朱老总，又有紧急情况。香港保安局打来电话，说今天上午保安局接到一个恐吓电话，声称是张子强的同伙，要香港保安局准备3000万港币，否则要在除夕晚7点钟在香港制造爆炸，而且是四处开花。这个人自称，他的炸药比警方在马垅草村搜出的要多得多。经查，这个电话是从内地打过去的，香港警方怀疑是否是查获了张子强的炸药后，张子强指使同伙威胁香港政府。请求我们协助调查。”

    郑局长问：“除夕是哪一天？”

    莫泉说：“元月27日。”

    郑局长看看墙上的一份挂历：“还有7天！莫泉，问香港警方要这个电话资料，立即查一查从哪儿打出去的。”

    莫泉说：“香港警方已经查出，这个电话是从广东番禺市打过去的。”

    郑局长对朱副厅长说：“朱老总，看来张子强不让我们过一个好年了。真是火上浇油埃”朱副厅长：“这么多年，我已经不知道过年的滋味了。我看我们的香港同行也过不好年了。”

    郑局长说：“朱老总，爆炸威胁非同小可，我到番禺去看看。”

    朱副厅长：“你不能离开，指挥部的协调全靠你。马上将此事向陈厅长汇报，番禺，还是我去一趟。小莫，立即通知番禺公安局，紧急待命，告诉他们我一个小时内到达。”朱副厅长这位老刑警，有着雷厉风行的作风，说着就立即下楼，他的车向番禺方向飞驰而去。

车上的他虽然抓紧时间微闭着眼睛养神，实际上脑子在飞快地转着，做着各种可能的推测。这也是朱副厅长多年养成的习惯了，思考和分析，是一个刑警的武器。800多公斤炸药还没有查出一个头绪，又冒出一个人以张子强的名义威胁香港保安局，这背后到底有着多大的联系？

    一个小时后，朱明健的小车开进了番禺市公安局的大门。

    很快查明，香港保安局提供的电话是番禺市的一个公用电话打出的，使用这个电话的人员当然很复杂。

    再加上番禺也是一个打工仔比较集中的城市，又临近春节，打电话的人很多，查起来头绪也就特别多。

    当调查正在进行时，香港方面又传来一个消息，那个威胁要搞爆炸的人，就在广东公安机关调查期间又打去勒索电话，这次用的电话与上次用过的电话都在同一条街上，说明打电话的人，有可能就住附近。

    朱明健和番禺公安局研究后，决定监视这条街上的电话。

    番禺市公安局立即安排警力把整条街上的公用电话都控制起来了。

    朱副厅长亲自参加了行动，他就坐在离现场不远的小车里。番禺市公安局局长也在同一车里。

    番禺市公安局局长指着前面的公用电话说：“用这个电话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临近过年，这两天打工的人大部分回家了，打电话的人相对少了。根据香港保安局传来的情况，我们分析，勒索者以为香港警察没有办法来查内地的电话，而会掉以轻心，因此，仍然有可能还继续用这个电话。他今天早上又给香港保安局打的电话中，跟香港保安局约定下午3点告诉交钱的地点，我们已经将现场完全控制起来了。”

    朱副厅长看看表，已经快到3点钟了。

    番禺市公安局长手中的对讲机响了：“报告局长，目标出现。”

    番禺市局长拿着对讲机发出命令：“全体注意，各自坚守好自己的岗位，盯住目标！”

    这时，一位中年男人慢慢地走进街口，边走边看两边街道上的商店。

    目标慢慢地走近了那个公用电话，他回头看看四周，就开始按电话号码，按的号码较多，一看就知道是打长途电话。

    朱副厅长说：“行动吧。”

    番禺市局长对着对讲机：“行动！”

    公用电话旁的“闲人”突然扑了上去，迅速将目标送上了停在一边的一辆带车厢的货车，车立即开走了。

    番禺市公安局审讯室。正在审讯刚抓住的这名疑犯，疑犯一脸的冷汗。朱副厅长和番禺市公安局长都坐在一旁。原来这是一名香港人，因为前不久在香港被警察处理过，他就跑到内地恶作剧似的用电话敲诈香港保安局。

    审讯人员问：“你为什么想到要用威胁爆炸的方式勒索香港保安局？”

    疑犯说：“前几天，我从香港电视上看到香港黑社会偷运了800多公斤炸药进香港，我就想利用这个消息，诈香港保安局一把。就要过年了，他们一定怕出事，香港政府又有钱，这3000万他们是出得起的。”

    审讯人员问：“你怎么想要诈香港保安局？”

    疑犯说：“我在香港被处理过，我不服，我想报复他们一下。让他们过不好年。其实，我也知道真要拿到这笔钱很难。如果他们真给我，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去拿，我只想吓吓他们。”

    朱副厅长听得直摇头，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郑局长的声音：“朱老总，深圳市公安局发现张子强入境了！”

    这个时候张子强的入境显得有点突然，因为当时已经临近春节。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过年的，过年是合家团圆的日子。香港人也是如此。很重视亲情的张子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家出现在广东的东莞？

    仔细一分析，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800多公斤炸药在香港已经被警方发现，他的贴身马仔汪凤琪等人已经被警方拘留，虽然汪凤琪没有立即将他供出，但他知道必须要离开香港避风头。在香港和澳门，黑社会都有一个惯例，一旦东窗事发警察追究，或者遭到黑社会内部追杀，他们就要“走佬”，即外出逃命，或去国外，或隐身藏匿到某一个地方，等到风声过后再返回东山再起。

    张子强逃到内地也是他“走佬”的选择之一，只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东莞呢？后来我从张子强的辩护律师那儿得知，张子强的岳父即罗艳芳的父亲在东莞投资有工厂。张子强也许想先在那儿躲避一下。后来，我在采访当时跟踪张子强的何涛处长时得知，张子强毕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大盗，他来到内地，并不仅仅是避风头，还要见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搭档多年的同党。

    何涛处长谈到当时接受跟踪张子强的任务时，就有一种战士谈论沙场的兴奋。他说：“张子强从香港入境出现在深圳以后，立即被深圳市公安局发现，立即报告给正在深圳办案的省公安厅刑侦局政委张永强。

张永强立即报告给指挥部，然后组织深圳市局的同志跟踪。一直跟踪到东莞，再交给东莞市公安局继续盯祝朱老总接到郑局长报告张子强入境的电话后，马不停蹄地从番禺赶到省厅。当他急匆匆地走进指挥部后，先让莫泉立即通知香港保安局，可以解除爆炸勒索警报了，并告诉香港保安局，打电话威胁的人我们已经抓到，郑局长上前告诉他，深圳市局报告，发现张子强的踪影，现在已经盯到了东莞。

朱老总说，通知东莞市局，严密控制目标；立即向公安部和陈厅长报告。

然后就叫我立即赶到东莞，监控张子强。我马上领着晓鹏他们赶到了东莞。这时，东莞市公安局的同志已经紧紧地盯住了张子强……”东莞市位于广州和深圳之间，香港至广州的直通火车经过东莞。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东莞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大的变化是外商投资的工厂激增，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东莞的每一个镇都有新兴开发的工业区。每一个镇都有一座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在东莞的一片工业区，张子强开了一辆黑色的奔驰车慢悠悠地行驶在马路上，好像无所事事地在逛街。

    何涛带着张晓鹏、李海波坐在一辆小车里不近不远地盯着。旁边是东莞市局的同志。张晓鹏开车，何涛拿着一个小型的望远镜盯着前面车里的张子强。

    何涛对晓鹏说：“不要跟得太近。据香港警方介绍，张子强有很强的反跟踪能力，不要让他发现了我们。”

    何涛的望远镜里张子强在一个路口转弯，仍然是慢慢悠悠的，但由于是弯道，张子强的车瞬间消失了。

    何涛转身问东莞局的同志：“前面那个弯道通哪里？”

    “那是广（州）深（圳）高速公路的入口。”

    何涛马上举起望远镜急问：“朝哪个方向？”

    东莞局的同志回答：“广州方向！”

    何涛急忙对晓鹏说：“加速！张子强也许要上高速公路。”远远望见，张子强的奔驰车已经转上了广深高速公路，正在收费站进口。

    跟踪车加速，也朝收费站开去。

    张子强的车过了收费站后，朝广州方向开。

    何涛立即用手机向指挥部报告：“目标朝广州方向开去了，我们已经跟上。”

    何涛坐的车，也拐上了高速公路，远远地跟着。

    双方的车速都加快了。

    在省公安厅1007房，“9810大案”指挥部里一片紧张的气氛。

    朱明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地图旁，看着地图说：“张子强来广州干什么？”

    指挥部电话又响，郑局长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何涛的声音：“郑局长，张子强朝白云机场方向开去了，会不会乘飞机逃跑？”

    郑局长：“盯紧一点，这几天已经是春运高峰，机场车多人多，别脱了目标。随时报告情况，没有接到指挥部的命令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何涛他们跟踪着张子强的车，出了广深高速公路后，朝广州市区开来。张子强的车从广州广园路口进了广州市区后，朝右拐向广州白云机场方向开去了。何涛一边向指挥部报告，一边紧紧盯上，因为进入市区车更多了。

    到了白云机场，张子强下车后仍然是悠然地往候机楼走去。

    跟上来的何涛对晓鹏说：“停车！晓鹏，我们先下车，你的车要停在随时能开走的地方。机场人多车多，防止张子强突然离开。”

    何涛和李海波以及东莞的同志先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张子强。晓鹏将车停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但又能看到机场候机楼的出口。

    机场候机楼里人来人往。张子强看看手表后，进了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慢慢悠悠地喝了起来。

    何涛悄声地对李海波以及东莞局的同志说：“大家分开，不要集中在一起，注意有没有他们的同伙。”

    何涛和海波进了咖啡厅，找了一个离张子强比较远的座位，坐了下来。其他同志站在咖啡厅外，透过玻璃窗监视着里面的张子强。

    省厅指挥部与何涛保持着热线联系。郑局长放下电话，对朱副厅长说：“张子强进了咖啡厅，一个人坐在那儿喝咖啡。”

    郑局长回头对莫泉说：“莫科长，查一查今天广州飞出去的有哪些国际航班。”

    朱副厅长接着说：“也查一下从国外飞进来的航班。”

    郑局长说：“朱老总，你怀疑张子强去接人？”

    朱副厅长说：“香港警方提供的资料说，张子强犯罪集团的二号人物胡济舒因启德机场案被通缉，一直藏在泰国和柬埔寨。公安部提供的情报里不是说，他们有可能在策划第三次绑架，张子强会不会叫胡济舒回来？”

    这时莫泉正好打完电话，回头报告说：“今天有两个飞往香港的航班，有一个航班从泰国曼谷飞来。”

    郑局长与朱副厅长对视一下，立即果断地命令莫泉：“通知机场边防检查站查一查泰国航班上有没有一个叫胡济舒的。”

    指挥部里电话又响，仍然是何涛的声音。

    白云机场咖啡厅内，何涛他们正紧紧地盯着张子强，不断地把情况报告给指挥部。

    张子强仍然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

    何涛用手机报告说：“郑局长，张子强一个人仍然坐在机场咖啡厅里喝咖啡。没有见和什么人联系，从他不停地看表来分析，好像是等什么人。”

    郑局长在电话里告诉他：“密切注意今天从泰国飞来的航班。”

    这时，白云机场跑道上，一架泰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47———400型飞机正在降落。

    指挥部里，莫泉已经通过电话与白云机场边防检查站取得了联系，机场边检告诉说，目前还没得到这个从泰国飞来的航班上旅客的资料，要等飞机降落后才可以得知。

    这时，白云机场正在用中英文广播，从泰国飞来的航班已经降落。张子强听到广播后，立即起身朝国际候机厅走去。

    郑局长在电话里告诉何涛：“何处长，从已经得到的情报中得知张子强犯罪同伙中，目前只有胡济舒在泰国。胡济舒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人，他极有可能使用化名证件，请格外注意。”

    何涛边接听电话，边跟踪张子强来到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出口。这时，一队队旅客鱼贯而出。张子强站在接人的人群中。

    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出口。

    何涛马上记起，这个人即是公安部张局长和香港警方介绍的资料中，参与香港启德机场抢劫案的胡济舒，只是比那时显得苍老一些。

    张子强看见胡济舒立即招手，两人相见后朝停车场走去，上了张子强的奔驰车。

    何涛立即用手机通知指挥部：“张子强从泰国来的航班里，接了一个头发有些灰白的中年男人，此人好像就是胡济舒。他们两人已上了张子强的车，正朝机场外开。我们已经跟上。”

    指挥部里。朱副厅长自言自语地说：“一二号人物碰头了，他们要干什么？”

    这边，郑局长在电话里告诉何涛：“何处长，注意了，经查胡济舒的证件用的是假名。”

    朱副厅长又在自言自语地说：“下一步，他们要在哪儿落脚呢？”

    郑局长对朱副厅长说：“接下来的跟踪会更困难，案件侦破才开始，一定不能暴露目标。”

    朱副厅长说：“相信何涛的经验。通知东莞、深圳公安局，都要做好准备，及时接应配合。”

    机场公路上，何涛的车紧紧地跟着张子强的车，大家都没有说话，全神贯注地盯着目标。这时公路上车很多，开车的张晓鹏很为难，盯近了怕暴露目标，盯远了路上车多，怕丢了目标。再说，张子强开的奔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之一，而张晓鹏开的是三菱吉普，虽然也不差，但如果上了高速公路，张子强加油跑起来，这辆已经半旧的吉普肯定是追不上的。

所以，张晓鹏一路上都不敢放松，眼睛紧紧地盯着目标，像猎人的枪瞄准了猎物。

    这时，只见张子强的车又从广州广园路收费站上了环城高速公路，开了约 10分钟，又上了广深高速公路。

    张晓鹏正想扭头告诉坐在一旁的何涛，只见何涛已经用电话报告指挥部：张子强的车上了广深高速公路，朝东莞方向开去了。

    高速公路上，张晓鹏的车与张子强的车保持着约1公里的距离，用每小时 110公里的速度，不远不近地跟着。开了约40分钟，快到东莞市了，从东莞市来的同志拿起电话通知了东莞市局有关领导，刚放下电话就看见张子强的车没有减速转入高速公路出口，而是继续朝深圳方向开去了。

    何涛马上把情况报告了指挥部。郑局长在电话中告诉何涛，一定不要惊动了目标。他马上通知深圳市局的同志，到深圳后，由深圳市局接过目标，继续跟踪。

    渐渐地天就黑了，广深高速公路上仍然车水马龙。公路上一片车灯的河流，远远地已经看见深圳。

    深圳虽然是一个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香港也已经回归，但深圳至今仍沿袭着早年边境城市管理的办法。深圳不但有一个与香港连接的“边境线”，还有一个特区内与特区外连接的特区管理线，深圳人习惯把它称作“二线”，任何人进入深圳都必须持有公安机关核发的边境通行证，经过值勤武警的查验合格才能放行。

张子强的车现在经过的这个关口，是深圳特区管理线的同乐检查站，这儿有不少车，正在排队等着进关。张子强也不得不停车接受检查，在关口他从车内递出他的《回乡证》，值勤的武警看后就放行了。

    指挥部已经跟深圳市公安局取得了联系，何涛的车到后，深圳市公安局派来的车已经等在关口，并和何涛联系上。张子强经过查验进关后，紧接着何涛的车也过了关，他在关口立即上了深圳市公安局派来的一辆日本雅阁车。雅阁车马上跟上了张子强的车。

    进同乐检查站后，仍然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二十几分钟，就看见了深圳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标志的高楼大厦，霓虹灯在高楼之间闪烁。张子强的车从广深高速公路的终点———皇岗口岸出口下了高速公路，然后就在摩天楼里穿行。

    深圳市局的车也不紧不慢地跟着，何涛坐在车上。这时，他比较放松一点，因为深圳市公安局反黑大队的同志对深圳的情况熟，道路也熟，他不担心跟丢了目标。

    张子强的车在高楼间绕来绕去，最后开进了深圳罗湖区的广东银行大厦楼下，进了停车常接着，胡济舒和张子强都下车进了广东银行大厦。走进楼口的时候，狡猾的胡济舒突然回头，正好看见刚刚停下来的何涛他们的雅阁车。

    深圳市局开车的同志非常机敏，看见胡济舒盯着这辆车，把车开过了大厦。然后，再悄悄转回来，停在楼下，关了车灯。何涛坐在车内望着楼上，看见13楼的一间窗户开了灯。何涛随即用电话报告指挥部：“郑局长，我们和深圳市局的同志已经在深圳广东银行大厦楼下监视。深圳市局的同志正在查这幢楼内的住户情况。”

    张子强和胡济舒从里面伸出头来，旁边站着的就是刚才进楼的那个人，胡济舒进了深圳广东银行大厦后，就一直没出来。大家分析，他们可能就住在13楼的一个单元里。深圳市局的同志立即派人查这个单元的房主，由于时间已经太晚，一时还没有结果。何涛和深圳市局的同志一直在楼下监视着，担心张子强、胡济舒会突然离开。

    约11点20分左右，有一辆车开来，停在大厦前。是东莞的车牌，车牌号是S·27777。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中年一青年，两人进了大楼。一会儿，广东银行大厦13楼的那扇窗户又打开了，胡济舒从里面伸出头来，旁边站着的就是刚才进楼的那个人，胡济舒又看见了那辆雅阁车。看了一会儿他把头缩了回去，将窗户关上。

    东莞局查清了S·2777的车主是胡济舒的侄子。胡济舒原是东莞人，后来偷渡到香港，至今他的几位兄长以及兄长的家都在东莞。

    这时，深圳市局也查清楚了，深圳广东银行大厦内有一个单元是胡济舒以他哥哥的名义买的，单元号是13楼B座。胡济舒每次回来，不住宾馆的时候，基本上就住在这里。

    何涛抬头望望楼上，那扇紧闭的窗户里不知藏着多少秘密。

    那天晚上，尽管何涛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同志们监视中非常小心，但还是引起了胡济舒的怀疑。亏得深圳市局的领导随机应变快。

    第二天，深圳市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孙彪刚上班。秘书进来报告说：“孙副局长，车管所来电话报告，有人到车管所去查你们局里用于办案的一辆雅阁小车的资料。”

    孙副局长立即警惕地问：“哪一辆？是不是现在正在配合省厅执行任务的那辆雅阁车？”

    秘书说：“就是那一辆。”

    孙副局长抄起电话立即给车管所打电话：“车管所吗，所长吗，我是老孙，请立即将市局那辆用于办案的雅阁车的资料，在电脑上改成一公司老板的车，然后将改过的资料给来的人查。此事要保密。”

    幸亏孙副局长灵机一动，把这辆车的户口改成了一家公司的，让胡济舒得知后，这才放下心。

    那天晚上，张子强和胡济舒进了深圳广东银行大厦后就一直猫在那儿没有动静，那辆挂着东莞车牌的奔驰车也一直停在楼下。

    第二天上午他们下楼上了这辆奔驰车，从广东银行大厦开上了深圳的主干道深南大道，由东往西开来。仍是张子强开的车。开了一会儿，车子停在曾经是亚洲第一现在已经是深圳标志性建筑的地王大厦前。何涛他们从后面监视车中，看见张子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型机器，放在耳边听了一会儿。

    胡济舒好像问什么，张子强做了一个“别出声”的动作，然后将机器放进口袋里，和胡济舒一起下了车，走进地王大厦。

    何涛提醒大家：“大家注意，张子强拿出的好像是一个微型的防窃听装置。”

    在监视中，深圳市局的同志马上去查张子强在地王大厦的住处。很快查清楚，在深圳地王大厦29层高级公寓里，有张子强买的两处物业，是以他老婆罗艳芳妹妹罗艳霞的名义买的。

    何涛和张晓鹏、李海波站在离地王大厦不远的一个小商店旁边。深圳市局的同志监视着地王大厦的另一个出口。这两天街上风很大，气温也下降了许多，寒风吹着小商店贴的春联哗哗地响。何涛带着张晓鹏、李海波出来的时候，都只穿着单衣，亏得深圳市局的同志借了几件毛衣给大家御寒。

    张晓鹏擦了擦流下的清鼻涕说：“老天真不帮忙，正好遇上大风降温，要不是深圳局的同志借的毛衣，我俩就更遭罪了。何处长，你没有我们年轻，身上火没有我们旺，你到车里去避避风吧。”

    何涛不服气地说：“当年我当兵的时候，冰天雪地里卧过一夜也没有事，哪像你吹了一天风，鼻子就漏了。”

    李海波好像在想心事，他自言自语地说：“又要过年了。”

    张晓鹏笑道：“只有小孩子才盼过年呢。”

    李海波顶撞张晓鹏：“你结婚才几天，就充大人啦。”

    这时，突然何涛口袋里的对讲机传来呼叫：“注意，注意，目标下地下车库了，可能要开车外出。”

    何涛对着对讲机说：“知道了，我们先上车，有情况立即呼叫我们。”

    何涛示意张晓鹏和李海波：“快！”

    三人飞快地朝停在旁边院落里的小车跑去。

    何涛他们刚上车，就看见张子强、胡济舒开的那辆粤S·27777黑色奔驰车从地王大厦地下车库出来了。

    张晓鹏立即发动汽车跟上。

    就在这一天，在省公安厅指挥部，陈厅长正在召集指挥部的同志开会。朱副厅长、郑局长、公安部的张副局长以及指挥部的同志都在。

    这时，指挥部的电话响了，莫泉接听，听后立即报告：“张子强和胡济舒乘车往珠海方向去了。”

    陈厅长听后，稍作思索说：“珠海紧靠澳门，张子强、胡济舒随时可能出境。我的意见指挥部要靠前指挥。派省厅刑侦局张政委到珠海一线协助珠海局跟踪目标。”

    朱副厅长说：“好。”

    这时，张子强和胡济舒的车子已经快进珠海市了。

    尽管深圳和珠海都是滨海城市，同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但这两个城市是不一样的。珠海是一个典型的滨海城市。临近春节，珠海的人远比深圳的人少。

    张子强和胡济舒的车进了珠海市，街道上虽已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但行人明显地稀少了。

    张子强、胡济舒的车慢慢悠悠地开着，何涛他们的车远远地跟着。

    海波对开车的张晓鹏说：“跟慢点儿，跟慢点儿，车太少了，别让他们发现了。”

    张晓鹏将车慢了下来，远远地看见张子强的车慢慢悠悠地开着。

    张晓鹏刚想马上跟上，何涛的电话响了。

    是省厅刑侦局张政委的声音：“何处长，我已经从深圳赶到珠海，现已和珠海市公安局同志在一起，目标交给珠海市局的同志。”

    只见从前面的街边出现一部小车，跟上了张子强的车。

    何涛示意张晓鹏跟上珠海局的车，这样就跟张子强的车远远地拉开了距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张政委和珠海市公安局的张局长等珠海市局领导，都在一线指挥着对张子强和胡济舒的监视。

    张政委拿起电话向指挥部报告说：“街上行人已经不多，跟踪起来很容易暴露，而且这样让他们窜来窜去，我们很被动。”

    进了珠海市区的张子强好像并不急，开着那辆黑色奔驰车在街上慢悠悠地转，这就给跟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珠海市局不停地变换着车辆，轮流跟踪，一直没有让张子强发现。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张子强突然将车开到了珠海拱北海湾海景花园，在 XX幢楼下停了车。他和胡济舒进了这幢楼的38室。很快查明，这套房子张子强又是以罗艳芳妹妹的名义买的。张子强和胡济舒进去后再也没有出来。

    这里靠近珠海的拱北海关，离澳门很近，指挥部和一线指挥的张政委、珠海市局的张局长都很担心，张子强和胡济舒随时都会逃往澳门。

    这一夜，跟踪的同志在楼下的车里，甚至不敢眨一下眼皮，担心这个狡兔三窟的张子强又会突然变动，大家都深感责任重大。

    钉梢，或者叫“蹲坑”，是办案中既艰苦又枯燥的工作。这个过程有时会长时间的平静无奇，有时又会瞬息万变，是一项让人疲惫不堪又紧张万分的工作。在侦破张子强犯罪集团的工作中，由于成员多，涉及广，办案人员已经无法统计清蹲了多少“坑”，随着案件的深入，读者会看到许多既相似又完全不同的钉梢“蹲坑”。

    这几天珠海和深圳一样都降温，是 1998年冬季最冷的天了。

    夜里，张子强和胡济舒都没有动静。第二天已是1998年的1月24日，天亮的时候，在车里窝了一夜的何涛、张晓鹏还有珠海市局的同志们，只觉得腰酸腿软又冷又饿，正准备出来弄点吃的，突然发现张子强和胡济舒从楼内出来了。何涛他们赶紧发动汽车，跟上了张子强的车。

    张子强的奔驰车，仍然不紧不慢地沿着海边公路往市区开。何涛他们的车不远不近地跟着。张子强将车停在一家商场门口，和胡济舒下车走进商常可能是冷，他们首先去买了几件衣服马上穿到了身上，又到了超市。跟踪的同志不敢掉以轻心，也装成买东西的跟在后面。张子强和胡济舒好像有在珠海长住的意思，因为他们在超市买了一些日用品，包括洗涤净、卷纸等。

    跟踪的办案人员后来对我说，当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胡济舒比张子强年纪大，又长着一头白发，就更显得年长，可在买东西时，年轻的张子强甩手在前面走像“老子”，年长的胡济舒拎着东西跟在后面像“儿子”。

    我从案卷中看到，多年以来胡济舒一直对张子强敬畏有加俯首称臣，他在每次犯罪活动中，鞍前马后为张子强安排细节，安排人手。张子强还有一个习惯，他虽然是老大，但犯罪得手后立即取走自己事先说好的那一份，从来不为手下人分赃。

分赃的活儿又是胡济舒的。香港启德机场劫款案发生后，胡济舒成了香港警方通缉的要犯。胡济舒“走佬”逃命到柬埔寨，后来在金边开了一家名叫“大世界”的宾馆。张子强从狱中出来以后，去柬埔寨玩，据陪同张子强去的汪凤琪说，胡济舒为张子强安排了帝王一般的生活。

除了安排游玩、美食，还安排妓女。张子强豪赌，胡济舒也常劝他有所节制，但张子强在澳门葡京赌输了，需要现金时，只要打一个电话，无论胡济舒在哪儿，都会设法借钱给张子强，有时甚至让人到香港他的前妻那儿把他给的教育费用取来给张子强赌。张子强直到被捕时，还欠着胡济舒上千万的钱，都是输在赌场上的。

    惊天铁案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41）

    (2003年07月14日)

    张、胡溜了

    后来，张子强和胡济舒双双落网后，胡济舒见张子强大势已去，这个曾经上千万巨款也不计较的手下，在省看守所里，却为了两人被捕时随身带在包里的钱是张的还是胡的争得面红耳赤，可见义气是假的，利益才是真的。

    商场里的人也不太多，跟踪的同志为了防止被张子强发现，跟了一会儿就退出来了，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张子强停在门口的那辆车上，等他买完东西出来。

    当门外的跟踪人员透过商场的玻璃盯着仍然在商场里买东西的张子强时，突然来了一个青年，打开张子强的那部黑色奔驰，开上就走了。由于事情发生得突然，跟踪人员一下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大家决定仍然钉住商场里的目标时，这才发现商场里的张子强、胡济舒也不见了。

    张子强、胡济舒溜了！

    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张子强发现自己被钉梢，而是出于张子强、胡济舒作为一个职业罪犯的防范心理。开车的那个青年是胡济舒在深圳已经见到的侄子，他们让他把车开走，胡济舒和张子强却突然从商场后面乘的士离开了。

    丢失了目标，让指挥部十分着急。指挥部命令控制所有进出关口和珠海的二线关口，包括机尝车站码头。由于事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很快又发现了目标。张子强和胡济舒没有回到他们昨天住过的珠海拱北海湾海景花园XX幢，而是开着车往珠海郊外的高尔夫山庄去了。办案人员又紧紧地钉上了他们。

    珠海高尔夫山庄是一个以高尔夫球场为依托的住宅区。山庄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由一幢幢别墅组成，是一个高尚豪华住宅区，因此山庄的保安严密。张子强的车到了山庄门口，就被值班保安拦了下来。张子强出示了一张证件，表明自己是山庄别墅的业主，保安立即放行了。

    当张子强的车进去后，珠海市局跟踪的车立即上来，同样被保安拦住，保安说：“这是私家住地，需出示本山庄住户的证件或者经本山庄住户的同意才能入内。请问你们找谁？”

    由于事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跟踪的办案人员没有找到一个进山庄的理由。为了不暴露目标，也不便向保安亮明自己的身份，只好先退了出来。

    等到办案人员设法再进到山庄的时候，张子强已在山庄里失去了踪影。办案人员再次失去了目标。

    山庄里有几十幢别墅，不知道张子强和胡济舒住进了哪一幢。珠海市局的同志立即到山庄物业管理处查找业主名单，但没有查到张子强或者胡济舒的名字。

    这时何涛想到了深圳地王大厦张子强住的那套高级公寓张子强就是用他老婆妹妹罗艳霞的名字买的。正在查找中，办案人员发现了张子强那辆黑色的奔驰车，接着在一幢别墅的窗口，发现了张子强的影子。

    目标再次收进了视线。

    珠海的高尔夫山庄。天已经快要黑了。何涛他们和珠海市局的同志们一起，正在监视着张子强住的那幢别墅。别墅一楼开着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楼的大厅。李海波拉拉何涛的衣服：“你看———”透过窗户，何涛看见胡济舒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张子强穿着一个大裤衩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何涛扭头看看周围，整个别墅人迹稀少。像这样的豪华别墅区，本身入住的人口密度就比一般住宅区要少。

    何涛说：“这种地形不利于钉梢啊！”

    这时，省公安厅“9810大案”指挥部里，灯火通明。

    张、胡又跑了

    陈厅长正在主持开会，朱副厅长、郑局长和指挥部其他同志都在。

    莫泉向陈厅长报告：“已经将张子强、胡济舒的情况向公安部做了汇报。公安部领导的意见，抓不抓由省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陈厅长：“抓，证据收集得还不十分充足，原来计划也没有这么快就收网的；暂时不抓，他们这样大范围地流窜，目前又在珠海，随时都有可能出境。如果让他脱逃了，那就放虎归山了。据悉，张子强正在策划第三桩绑架案，如果逃脱，即使他不回香港，他的犯罪集团内的人，也可以实施第三桩绑架，这就会给本来传言纷纷的香港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

    陈厅长走向窗边，推开窗户，窗外广州的夜晚万家灯火。

    这时，在珠海高尔夫山庄又发生了一件意外。

    何涛他们进了山庄以后，把车子停在山庄的门口，山庄值班的保安看见路边停了一辆车，车里又没有人，不知道车主是谁。保安有点不放心，于是就往别墅里———打电话查询。他问了好几家，都说不是找他们的车。保安就把电话打到了张子强的别墅里。

    在张子强犯罪集团里，有“老狐狸”之称的胡济舒，听到保安的电话后想了想，就从沙发上起身走到窗前往外看。他看见了那辆停在路边的车，然后立即关上了窗户。

    胡济舒对张子强说：“我觉得不对劲。”

    张子强也感到了异常，他想了想对胡济舒说：“蝠鼠，难道香港警察追到这儿来了？”这时候，张子强并没有想到他是被广东省公安厅盯上了，他还以为是那800多公斤炸药的暴露，香港警察追来了。

接着，他又自问自答地说：“也许我们被‘皇气’（黑社会对警察的别称）罩住了，走，我们赶快走。”说完，两人马上拎了包，故意不关灯，还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大，然后打开厨房的后门，悄悄地溜了出去，也不走大路，而是朝山庄的后山跑去。

    省公安厅指挥部的会议仍在进行中。朱副厅长说：“珠海离澳门太近，张子强和胡济舒随时都有可能出境。溜出网的鱼，再抓就难了，我的意见，可以收网了。”陈厅长说：“好，我批准，马上收网。考虑到张子强犯罪集团成员众多，有好多同案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因此收网时一定要保密，以利于下一步案件的侦破。”这时，电话铃声骤响，在静静的午夜里声音显得特别的大。

    郑局长接过电话听了几句，脸色一变：“什么？张子强和胡济舒又跑了？！”

    在张子强和胡济舒的一生中有过无数次的“走佬”，或者叫逃命。张子强从12岁起，从香港旺角的庙街开始混世，然后就是不停地“走佬”，有时是逃黑社会内部的火拼，有时是逃警察的追捕，逃过了，就是过了一关，逃不过就要在狱中度过一段时日。

    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走佬”经验。胡济舒同样如此，而且目前他就处在“走佬”的状态之中。香港启德机场劫款案案发后，张子强被捕，香港警方对他发出了通缉令，胡济舒从香港“走佬”到了柬埔寨。

后来张子强上诉成功，被法院判无罪释放，但直到现在香港警方也没有撤销对胡济舒的通缉令，所以他还不能回香港，因此，他目前仍处在“走佬”之中。他们是站在法律的边缘走钢丝，因此很难享受平民的那份安逸。

    从别墅的后门悄悄溜出来的张子强和胡济舒，没有走高尔夫山庄的大门，而是乘着夜色朝后山跑去。后山有山庄的一道围墙，他们俩爬上了围墙，跳到了围墙的外面，夜幕中，又从围墙后顺着山路偷偷摸摸往公路边走。两人逃得匆忙只穿着汗衫和大裤衩，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边走边朝后面看，非常狼狈。

    惊天铁案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43)

    (2003年07月17日)

    暂避贵宾房

    张子强喘着粗气又问：“蝠鼠，难道真是香港警察为那800公斤炸药追到大陆来了？”

    胡济舒比张子强喘得更厉害，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什么可能都有，先脱身再说吧。”

    两人从后山走到公路上，正好来了一部出租车，招手拦下。在出租车里两人仍然惊魂未定。胡济舒不停地回头，从出租车的后窗朝后看有没有人跟踪。

    出租车进城，两人下了车。

    胡济舒说：“这么冷的夜里，我们俩穿着一个大裤衩在街上走，更引人注意。车又留在山庄里，咱们走不远。”

    张子强不愧是久经沙场，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胡济舒说：“拱北旁边有一家桑拿浴室，我们先到那儿去，在桑拿浴室不会有人注意你穿多少衣服，到了那儿再想办法。”

    说着，张子强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朝拱北那间桑拿浴室开去。

    车到拱北后，张子强和胡济舒下了车，门口的迎宾小姐看见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正诧异时，两人却朝桑拿浴室走来。没有等小姐开口，张子强就对小姐说：“要一间贵宾房。”张子强、胡济舒随着迎宾小姐一头扎进了桑拿间，进了贵宾房后就没有出来。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指挥部接到珠海方面的电话后，陈厅长立即果断命令道：“立即通知珠海拱北和深圳各口岸严密控制张子强和胡济舒出境。请珠海市局动员更多的警力，扩大搜索面，务必找到这两个人。”

    朱副厅长分析说：“现在，珠海拱门口岸已经关闸了。他们除非从珠海坐船偷渡，否则过不了境。我看他们走不远。”

    接到命令前，从省厅去的张政委和珠海市公安局的张局长已经在紧张布置全城搜索。接到命令后，又动员了更多的警力。

    就在广州省厅指挥部与珠海一线的同志紧张地搜索着张、胡踪迹时，广州海珠区吉丘下道的金惠花园里却显得格外宁静。在这个住宅区的某栋楼下，办案人员正在监视着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志烽。

    晚上约12点多，负责监视人员突然发现从楼内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从胖胖的身影看很像是张志烽。中年男人走向了那辆张志烽停在楼下的丰田小车，把车开出了金惠花园住宅小区。办案人员马上开车跟上，发现张志烽上了广州至珠海的高速公路。办案人员一边继续跟踪，一边立即向指挥部作了汇报。

    指挥部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张志烽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三号人物，在张子强和胡济舒逃跑的时候，他突然深夜开车去珠海，极有可能是去与张子强、胡济舒会合，这样，张子强、胡济舒的藏身之地就会暴露出来。指挥部让跟踪人员紧紧钉住，随时和指挥部保持联系，同时也通知了珠海方面。

    在广州至珠海的高速公路上，由于夜已深，路上车辆已经不多。有一辆丰田小车正往珠海方向开，开车的是一个 50多岁的胖胖男人，脸上有一道明显的陈年刀疤，他就是张志烽，53岁的香港居民。

    张志烽并不是香港原居民，他和张子强不同，不是自小跟着父母到的香港，他是广东南海人，1971年从惠州百花偷渡到香港，当年就拿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和大多数偷渡到香港的人一样，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张志烽只能在楼盘工地上做一些重体力活。

后来，嫌建筑工地打工既苦又赚不到钱，于是就开始做小生意，什么生意都做，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不合法的多，因为合法的生意他不会做。在做不合法生意中认识了一些不是正道上的人，这些人帮助过他，也害过他。

    1985年，张志烽的4个朋友在香港尖沙咀结伙打劫中信表行被警方追捕，4个人带着枪械逃到了张志烽的家里躲藏，后来被警方抓捕后，张志烽也以非法藏械罪被判了5年徒刑。在香港赤柱监狱坐牢时，他再次相遇曾经在一块做过手表生意的张子强。

张子强是监狱中常进常出的人，这时的张子强已经不再做小小的手表生意，而是炒楼花，即在楼房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买进，因为不是现楼，所以只需付很少的一部分资金，等到楼价升上来，再把它卖出去。张志烽敬佩张子强的精明和赚钱的手段，出狱后就加入了张子强的犯罪集团，成为骨干。

    但是，现在张志烽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混了半辈子，事业没有事业，家没有家，也没有孩子。他以前在香港曾结过婚，原来的妻子叫侯顺群，后来他混得一事无成，反而去坐牢，前妻于 1986年在香港跟他离了婚。

离婚后，张志烽一直混得不得意，也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所以从1986年到1995年底近10年间，张志烽一直是一人饭饱，全家不饿。1995年底，张志烽在深圳一间贸易商行里认识了一位在这儿做文员的姑娘，这位姑娘是成都人，来深圳前是护士，姑娘立即吸引了张志烽。

张志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港商，称自己是做贸易的，具体做什么，直到张志烽被捕，这位姑娘也不知道。张志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取得了姑娘的信任。

姑娘家人还以为女儿找了一个港商，虽然年龄悬殊大，但也同意了。1997年的1月，张志烽与这位姑娘在成都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这一年，张志烽52岁，姑娘27岁。当年的7月，姑娘为张志烽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出生对多年来一直浪迹天涯的张志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他更喜欢呆在家里，以含饴弄孙的年龄怀抱着自己的娇儿，体会着做父亲的幸福。

    这天晚上，张志烽的儿子有点感冒，他刚哄着儿子入睡，就收到了一个传呼。原来，张子强和胡济舒进了桑拿的贵宾房后，知道必须要离开珠海才能脱离危险，要离开就要有交通工具，而他们的车还停在高尔夫山庄，要找一个人从山庄里把那辆奔驰车开出来。这时，他们想到了张志烽。

    张子强对胡济舒说：“陈斩生了个儿子，像宝贝一样，现在他一定在广州的家里抱儿子。把阿斩呼过来，叫他到山庄里把车开出来。”

    胡济舒马上就传呼了张志烽。

    我从张志烽的案卷里看到，后来张志烽在省看守所里交待说：“1月25日晚上约11点多，‘蝠鼠’也就是胡济舒呼我，我复机，他叫我到珠海去有急事。我就一个人开车到了珠海，到珠海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张志烽的车进珠海时，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他将车一直开到拱北桑拿，下车走了进去。

    张志烽走进去的时候，迎宾小姐迎上来问：“先生，就一位？”

    张志烽摇摇手说：“我找人。”说完一个人走了进去。

    张志烽在一间贵宾房里找到了张子强和胡济舒，当时正有两个按摩小姐在给他们按摩。

    张子强看见张志烽进来，挥挥手让按摩的小姐出去。

    张志烽问：“什么事，深更半夜里把我叫来。”

    胡济舒说：“我们被‘皇气’包围了。我和大富豪虽然逃出来了，可车还留在高尔夫山庄，一下又走不了。你能不能进去帮我们把车开出来。”

    张志烽想了一下说：“你们逃了出来，车留在山庄里，肯定是被人监视着的，让我去取车，我不是往死里撞吗？我不敢去。”

    张子强、胡济舒见张志烽不愿去，

    监视

    张子强冷笑：“阿斩成了家，是变多了。从来也没有见过你这么儿女情长的。”

    张志烽说：“50多岁的人了，颠簸了半辈子，有了一个儿子就满足了。”

    胡济舒把话岔开：“阿斩，天快亮了，喝了早茶再走吧。再说，天亮了我们还要借你的车去买件衣服。”

    此时，天近黎明，办案人员已经发现了张子强和胡济舒的藏身之地，一边把情况立即报告了指挥部，一边把桑拿浴室严密地监视了起来。

    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在桑拿室里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才出来，三人钻进了张志烽的车。

    不远处，何涛他们和珠海市局的同志正紧盯着这间桑拿浴室。张子强他们一露头，立即被发现了。他们马上报告说：“目标出来了。”

    说话间，张志烽的车已经迎面开来了。珠海局的车马上悄悄跟上。

    这天，虽然珠海街头的人比平时要少，但酒楼和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商店还在做着年货的促销活动，因此有的商店反而比平时开门早。

    张志烽的车在一间商店门前停了下来。张子强和胡济舒进去买了衣服很快就出来了，又上了张志烽的车。车朝拱北宾馆方向开去。

    拱北宾馆里仍和平时一样，有不少人来这儿喝早茶。张志烽将车开到拱北宾馆，三人都下车走进宾馆餐厅，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张子强隔着宾馆的玻璃，注视着街上的行人。

    珠海公安局的车跟踪到了这儿，将车悄悄地停在一个街角，何涛和晓鹏他们跟珠海市局的同志们一道，在街边找到一个餐厅作掩护，密切注视着张子强的一举一动。

    一辆小车悄悄停在何涛隐蔽的那间餐馆门前，下来两个人，是省厅刑侦局的张政委和珠海公安局的张局长。

    张政委和珠海局的张局长走到何涛旁边，何涛笑着说：“两位领导亲临一线。”

    张政委看看周围的环境，说：“在这里下手人太多，我们应尽量悄悄收网，不要惊动太多的人。”

    在拱北宾馆的餐厅里，惦记着儿子的张志烽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要走，张、胡也没有强留他。就在张志烽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张子强突然又喊住他，他打开了自己的包，包里有一叠证件，他从中挑出几本包好递给张志烽说：“阿斩，这是我的护照、身份证和回乡证，你先帮我保管一下。我可能暂时回不了香港，你一定要帮我保管好，将来我回香港时要用的。”

    张子强的这个举动，今天看来真是冥冥中的一种预感。一种暂时无法回香港无法回家的预感，他也有了可能被捕的预感，当然，他此举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回香港。所以在后来他被捕后，在看守所里还曾给张志烽写过一张纸条，询问他的这些证件的下落。张子强在这张纸条上的落款仍然用了“老变”这个外号。

    张子强对张志烽是十分信任的。但是任何一个犯罪集团的内部成员关系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当这个利益不复存在的时候，关系也就不可靠了。

    张志烽拿着张子强的这些证件出了拱北宾馆的门，上了他的那辆丰田小车就朝广州方向开去了。

    结账员过来时，看见张子强和胡济舒不结账突然走了，马上追了出来，却眼睁睁地看着出租车开走了。

    在拱北宾馆对面餐馆里监视张子强、胡济舒的办案人员都大吃一惊。他们立即从隐蔽的地方冲出来，但由于宾馆门前车多，张子强所乘的出租车立即没有了踪影。

    所幸训练有素的办案人员立即记下了出租车的牌号：粤C·25475。

    张政委马上把情况报告了省厅指挥部……后来何涛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跟踪张子强的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在与他进行着无声的较量。尤其在珠海两次让其逃脱，真是让我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他们已经如同惊弓之鸟，我们再也不能有半点闪失。1998年1月25日的上午，珠海、中山、江门、顺德、番禺、广州等地的公安局，都接到命令立即上路拦截一辆红色的出租车。

    这时，张子强和胡济舒又在哪里呢？

    与香港警方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张子强，有很丰富的反侦查和反跟踪的经验。张子强和别的罪犯不一样，他发现警方跟踪后，不会溜走，而是对警方进行反跟踪。他依仗着自己高超的车技和开的名贵跑车，会在公路上与警方玩老鼠戏猫的游戏。

有一次，他在开车时发现后面有警察在跟踪，就利用在等红灯时，突然给车加速，冲过黄灯迅速摆脱警察的跟踪。等到跟踪他的警察为失去目标而丧气的时候，他又会出现在马路的另一边，对警察做着挑衅的手势。

他后来被拘捕后，办案人员从他在深圳地王大厦的住所里搜出了两副美国产的窃听器。这两副窃听器都是张子强去美国时买的，每副花了1000美金。后来在审讯中，他说，买这两副窃听器，就是专门用来反跟踪的。他将窃听器装在汽车上，可以侦测到有没有人窃听他的讲话和跟踪他。

    上车以后，张子强才发现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他跟女司机说，出关。刚开始女司机还以为他要去澳门，因为珠海与澳门的拱北海关，澳门人习惯于叫关闸。张子强说，不不不，出二线关。女司机才明白了，马上向二线关开去。

    一路上，张、胡很少说话。出租车出了珠海后就上了105国道，开了约50多公里就到了中山市，在中山市的一个收费站交了费以后，又从105国道拐上了高速公路。这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刚离开，中山市公安局的一辆警车就赶到，收费员说，有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刚经过，但没有注意车牌号。这就使干警犯难了，根本没有办法估计经过收费站的那辆红色出租车里是不是坐着张子强和胡济舒。

    中山市的前面，就是江门市。江门市公安局也接到省厅指挥部的命令：有两个重要疑犯乘坐粤C·25475号车牌的红色捷达车从珠海逃出，请你们立即上路设卡，封锁要道。发现目标，马上扣人，不准审问，立即报告省厅指挥部。

    这时时间是1998年1月25日中午11点48分。

    从珠海方向开往江门的车，都要经过江门的外海大桥。江门市公安局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发出命令：“立即在江门外海大桥收费站设卡检查。”

    11点50分，由江门市公安局的刑警、交警组成的队伍迅速到达江门外海大桥收费站，值勤干警立即拦起了路障。头戴钢盔、手持微型冲锋枪、肩戴执勤袖章的特警也火速到位，认真地盘查着每一部来往车辆。

    突然，江门公安局现场指挥的一位干部看见远远地一辆红色捷达出租车开来，叫了一声：“注意，有可疑车辆。”

    守桥的干警立即严阵以待。收费站前站着身穿防弹衣手持微型冲锋枪的警察，气氛显得很紧张。说话间，红色捷达出租车开到了收费站前。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她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看见有停车检查的标志，就按着现场执勤警察的示意，将车缓缓地停在桥头。车牌号正是粤C· 25475。

    一位警察上前示意检查。

    女司机以为是例行检查，她摇下车窗，掏出了自己的驾驶证、行驶证从车窗里递出来。警察伸头看看车后座，后座坐着的正是张子强和胡济舒。警察不动声色地示意女司机下车，然后，迅速伸手拔掉了汽车的钥匙。周围手持微型冲锋枪的警察，立即冲了上来，把出租车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车内。

    一位指挥员喊道：“出来。把手放在头上。”

    车内的张子强和胡济舒还没有反应过来，正犹豫之际，几名警察已经把他们从车内拉了出来。

    胡济舒叫道：“唉哟，阿Sir，你们不要太大力了，我配合你们就是啦。”

    张子强、胡济舒走下车。张子强穿着一件灰白色风衣，胡济舒穿一件深蓝色风衣。两人胡子都没有刮。

    执勤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张子强说：“陈庆威，香港商人。”

    警察请他出示身份证件，张子强拿出了假的香港回乡证。

    警察看见回乡证上写着，姓名：陈庆威，性别：男，出生年月：1957年9月9日，籍贯：广东番禺，职业：商人。

    警察又叫胡济舒拿出证件。胡济舒拿出的是一份旅游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陈树光。张子强和胡济舒都显得很镇定。

    执勤警察将两人护照都拿进了收费站的一间办公室，打电话向局长汇报。

    江门市公安局长马上向省厅指挥部报告。

    省厅指挥部里，郑局长说：“再与司机核实一下，这两个人是不是从拱北宾馆上的车。此事与女司机无关，弄清楚后，放女司机走。”

    江门外海大桥上，执勤警察走到女司机面前问：“这两个人是从哪儿上的车？”

    女司机紧张得有点结巴地说：“是今天早上在珠海拱北宾馆门口上的车。我可不认识他们。”

    已经来到现场的江门市公安局长对执勤警察说：“让他们将的士费给她，放她走。”

    执勤警察走到张子强面前说：“请将的士费付给司机。”

    张子强从口袋里掏出钱交给执勤警察。女司机接过钱欢天喜地地开车走了。

    江门市公安局在外海大桥及时地截住了张子强和胡济舒，使几天来紧张的跟踪工作告一段落。听说，那位在桥头截住张子强和胡济舒的警察，因此荣立了一等功。有干警开玩笑说，干了一辈子公安没有立过一等功，人家10分钟就得到了。这在广东省公安系统留下一段佳话。

    省厅指挥部里，郑局长接完电话立即向朱副厅长汇报：“江门公安局在外海大桥已经拦截住了那辆出租车，拘留了车内的两个人，已经证实就是张子强和胡济舒。”

    朱副厅长高兴地说：“好，立即通知深圳市局检查张子强和胡济舒在深圳的两处住所，并将搜查结果报指挥部。下一步就是预审了，你看安排谁负责？”

    郑局长说：“还是由老林来负责吧，他是老预审员出身了，经验丰富。”

    朱副厅长立即给林林打电话。正欲起身离去时，林林风尘仆仆地进来了。

    朱副厅长和林林握着手说：“回来了，好。老林，你离开家已经好多天了。明天就是除夕了，别怪我这个当老总的不近人情，看来我不能让你回家过年了。抓住了张子强和胡济舒。这是一个犯案累累的犯罪集团，目前我们只是抓到了两个首犯，下一步就是要通过审讯查清他们的犯罪事实和犯罪集团的成员。

    说完朱副厅长匆匆离去。

    郑局长接着说：“张子强、胡济舒马上就要从江门押解回广州，乘着这个空当，你抓紧时间将有关资料以及香港警方转来的张子强和胡济舒情况的资料熟悉熟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拘押人犯必须要在24小时内进行第一次提审，今晚你就要和这个江洋大盗交锋了。

这是一个惯于与警方打交道的香港特大案犯，您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办成铁案，就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案犯的口供是搜取证据的重要线索。目前，我们只是抓住了几个主要人物，从这个集团干的多宗大案来看，绝不是这几个人就可以干出来的，下一步全靠你们的突破了，预审工作担子不轻啊！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

    林林说：“其他没有了，我还要一个人，广州市局预审处的王立新。”

    郑局长说：“好，我们立即和广州市局联系。”

    莫泉和几位专案组的同志从案卷中抽出材料，交给林林。

    在深圳，深圳市局接到搜查张子强和胡济舒在深圳住所的命令后，立即组织警力对两人在深圳地王大厦和深圳广东银行大厦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深圳地王大厦是深圳市标志性建筑之一，在上海金茂大厦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大厦没有建起来之前，曾是亚洲第一楼。张子强用犯罪所得的赃款，在这儿的29楼以其老婆罗艳芳妹妹罗艳霞的名义买了两套公寓，一套是2901房，一套是2909房，总共花去了几百万港币。

    深圳市局的的技侦人员打开了 2901和2909房，发现这两套住房都装修豪华，但从房间里东西摆放的情况来看，平时很少有人祝一位技侦人员在房间里发现一个旅行包，从包里查到两副美国产的窃听器，其中一副张子强曾用来对付我办案人员进行过反跟踪。

    深圳市公安局的技侦人员又搜查了胡济舒在深圳广东银行大厦的住房。

    胡济舒的住房在大厦的13楼，在这套住房里，技侦人员从天花板上发现一个包，拿下来打开一看，里面有十几个存折，存折里共存有一百多万人民币，另外还有美元、日元、泰币、港币等。

    一般来说，刑事案件抓住了案犯，案件也就基本进入尾声了，可是对于张子强犯罪集团来说，由于这个犯罪集团犯罪之长，人数之多，案值之大，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而目前还只是抓住了两个首犯，得到的所有线索又都是不完全的，要把张子强案办成铁案，必须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取得充分的证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抓住了张子强和胡济舒才是侦破全案的开始……1998年1月25日晚上对张子强的第一次审讯，只不过是依照法律程序和张子强短兵相接了一次，双方都试探一下火力，更艰巨的审讯工作将在今后漫长的时间里展开。

提审完张子强以后，林林准备提审胡济舒。正在这时王立新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林林拿出一份传真件说：“香港警方提供的材料说，胡济舒在张子强犯罪集团里有‘老狐狸’之称。他非一般暴力之徒，头脑十分精明，在张子强犯罪集团里扮演军师之角色，在集团的地位仅次于张子强；胡济舒除参与张子强的犯罪活动之外，还涉及其他非法活动。”

    王立新很快把材料看完，他合上材料时说：“看来，我们遇上对手了，今年过年要‘陪公子读书’了。”

    林林说：“那咱们就开始吧。”

    晓鹏和海波去提胡济舒去了。

    此时是1998年1月25日23点50分，再过10分钟，就是26日了。

    林林和王立新在提审室的审讯台上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一头灰白头发的胡济舒就被带了进来。

    这时的胡济舒一头乱发，穿着一件旧的汗衫，显得衰老而萎靡，和香港那些流落街头无所事事的贫穷老人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一张是贴在他那假护照上的照片，这时的胡济舒穿着一套黄色的西装，系着深色的领带，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俨然一副华侨富商的气派。这两张照片，正表明了胡济舒一生中的两种生活：有钱时，豪华富贵；没钱时，贫穷潦倒。而钱从哪儿来：犯罪。

    从表面上看去，胡济舒至少也有50多岁了，是1951年3月3日出生的，当时才47岁，籍贯是广东省东莞市，在没有认识张子强之前，就已经涉入黑社会犯罪了。据我所知，他于1976年和1983年因抢劫在香港监狱服过刑。

后经张子强的贴身马仔汪凤琪介绍认识了张子强。张子强见其性格深沉，说话滋油，毫不火爆，在江湖上见多识广，对他很尊重，常以大哥相称。后来张子强又通过胡济舒认识了胡手下的张志烽、邓礼显、甘永强。

张子强见这些人都不像香港黑社会中那些只会打打杀杀的“烂仔”，个个都是“头脑型”罪犯，思想细密而不是靠一股蛮劲，张子强很赏识。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张子强犯罪集团的骨干。胡济舒虽然入江湖早，张子强一直尊称他为大哥，但他对张子强却俯首称臣，一直尊张子强为“老大”，且忠心耿耿。

    胡济舒也是一个惯于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远比张子强狡猾。张子强在审讯中要么不说，要说基本上说的是实话。胡济舒却采取了和张子强不同的策略，装出一副很委屈很气愤的样子走进审讯室。他抬头看看坐在审讯台上的林林和王立新，首先发问：“我是守法商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以下摘自对胡济舒的提审笔录）

    林林问：“你叫什么名字？出生年月？”

    胡济舒：“我的护照上都有写的，你们还要问我？”

    林林：“查明嫌疑人的身份，这是办案的必须程序，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胡济舒：“我叫陈树光，1958年4月 28日出生于香港。籍贯广东东莞。”

    林林看了看手中香港警方提供的材料，上面清楚地写着“胡济舒，1951年出生”，林林笑笑：“1958年出生的？你年龄还不算很大，头发怎么都白了？”

    胡济舒：“操心操的。”

    林林：“操什么心把头发都操白了？”

    胡济舒：“生意上的心。”

    林林：“你都做些什么生意？”

    胡济舒：“在香港做贸易。”

    林林：“据我们所知，你的真名不叫陈树光，而且你是长时间住在柬埔寨。”

    胡济舒：“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请问，你们凭什么将我抓来这里，我是香港居民，是合法商人。”

    林林正色道：“据我们调查所知，一个名叫胡济舒的香港人，参与了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活动。如果你是合法商人，我们当然欢迎。问题在于你是不是合法经商，这个问题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

    胡济舒装糊涂：“不明白你的话。”

    林林仍然笑着说：“会明白的，会明白的。”

    胡济舒哑言，然后沉默一言不发了。

    林林他们知道，对于像胡济舒这样有着“老狐狸”之称的惯犯，绝非一次两次的提审就能奏效的。

    当林林他们在省看守所提审张子强和胡济舒的时候，省厅指挥部正在紧紧地盯着张子强集团的3号人物———张志烽。

    1998年1月25日一早，张志烽在珠海拱北宾馆与张子强、胡济舒分手后，即从珠海往回返，在珠海至广州的高速公路上，张志烽驾着一辆车牌号为粤A·AE351的小车。此时，张志烽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从昨天晚上突然接到胡济舒的传呼，要他半夜赶往珠海，他就有着一种不祥之感。到了珠海之后，他的不祥之感果然得到印证，张子强、胡济舒被警察盯住了。他当然不想牵扯进去，所以，拒绝了到高尔夫山庄为他们开车的要求。之后，张志烽就一直想离开他们。天亮后，他找了一个借口，终于离开了他们。

    张志烽在江湖上已经颠簸了差不多一辈子，直到52岁才有一个家，又有了一个儿子，他现在很恋家。他只想尽快赶回家。

    可是，现在虽然离开了张子强和胡济舒，但他还是松不了一口气，因为，他预感到还有一种危险就在自己身边，这种危险是在一个信封里，就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张志烽边开车，边不由自主地总低头看看那个信封，这时他发现信封开着口，几本证件从信封里滑了出来，露出一半在外面。此时，那股不祥之感又从张志烽心中浮起，他拿起旁边的一张报纸把张子强的证件盖上了。

    想想，张志烽总觉得张子强这次被警察盯上不是一桩好事，此时他还没有想到警察盯住的是整个张子强犯罪集团。他了解张子强，知道张子强是一个善于和警察打交道的人，他不惧怕警察，可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证件收藏起来？说明张子强这次犯的事，非同一般。越想，张志烽越是觉得张子强的这些证件是不祥之物，他不想把它带回家，带到妻子和儿子身边。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跟他多年也在黑社会中混的人。他掏出手机给那个人打电话：“阿D，我是阿斩，你在广州吗？我在从珠海回广州的路上，有件事找你，你在广州的家里吧，我到你家楼下，你下楼来等我好吗？我大约还要半小时就到了。”打完电话后，张志烽为了摆脱自己这种不安的情绪，打开了车上的音响，让音乐轰鸣地响着。

    车进广州后，张志烽将车拐进了一个近年新开发的小区，远远就看见路边站着一个约50岁左右的男人正在等他。

    这个人名叫陈树汉，1951年出生，也是早年从内地偷渡到香港的，后来一直跟在张志烽身边混。张志烽加入张子强犯罪集团后，他也成为成员之一。

    张志烽把车开到陈树汉身边停下，也没有下车，就在车上把那个装有张子强几本证件的牛皮纸信封递给陈树汉，说：“这是‘大富豪’的一些证件，他现在有些不方便，你暂时帮他保管一下。”

    陈树汉接过信封，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就很爽快地说：“好的。”

    张志烽将张子强的证件交给陈树汉后，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开车回家了。

    好像一种瘟疫传染似的，陈树汉拿着这些证件也感到不舒服，不几天他也有了一股不祥之感，于是就打电话到张志烽家里，要将张子强的证件还给张志烽。是张志烽年轻的妻子接的电话，她哭哭啼啼地告诉陈树汉，张志烽被公安带走。果然应验了陈树汉的预感，他觉得张志烽被公安带走，可能与这些证件有关，陈树汉立即将张子强的证件全部撕毁，扔进广州沙面的河里，然后外逃避风去了。

    这时，省厅指挥部也在查明与张志烽接头的这个人是谁。那天，郑局长问莫泉，在已经收集的资料中，有没有这个人的资料。

    莫泉说：“从现有的资料，只查到这个人花名叫‘大哥D’，也有叫他‘阿D’的，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记载。”

    郑局长说：“深圳改革开放早，这些人大多在深圳混过，深圳市局很早就配合过香港警方查过启德机场劫案的有关人，他们收集的资料多。前段时间，深圳市公安局的同志帮我们查清了不少张子强同伙的花名。把这个人的情况传给深圳市公安局的孙副局长，请他们的反黑大队再帮助查一查，尽快弄清楚这个人究竟是谁。”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51)(2003年07月30日)红色通缉令深圳市公安局负责刑事侦破工作的孙副局长是一名老刑警了，经验非常丰富，在深圳市公安局工作多年，“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们抓过，是香港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的涉案人员。”

    孙副局长也想起来了，说：“你是说，1991年8月省厅传来香港警察总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来的红色通缉令那次？”

    胡大队长说：“对，孙局。”

    1991年8月16日，一份国际刑警组织下达的红色通缉令经广东省公安厅传到深圳市公安局。孙副局长拿着红色通缉令来到胡大队长的办公室。

    孙副局长说：“有紧急任务。”说着把那份红色通缉令放到胡大队长的桌上。红色通缉令上写道：1991年7月12日，香港启德机场发生一宗械劫案。多名劫匪持枪把一辆解款车劫走，车内有总价值1．7亿港元的现钞……经过我方侦察，涉案人员中有4名香港人，胡济舒、张志烽、汪凤琪、胡文案发后在香港失踪，很可能潜到内地躲藏。现正式向贵局提出协助请求，予以协查此4名疑犯。

    孙副局长对胡大队长说：“这个胡文早已在我们的视线内，你们反黑大队重点查一查这个胡文。”

    以下的情况，是我在采访胡大队长时了解到的。那天，我打电话约好胡大队长，在深圳市公安局五处反黑大队办公室见了面。开始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胡大队长的父亲就是当警察的，他本人也当了半辈子警察。

他说：“我当警察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但干了这么长时间，说实话我不能说我从心里爱上警察这行了，尤其是我所干的反黑工作，就是打击黑社会的，常常遭到黑社会分子的威胁。威胁我本人倒不怕，但威胁到我的家人，我就受不了。常常也不想干了，可不干警察，我又能干什么呢？”

    胡大队长对我说：“那天孙副局长下达任务后，我们大队的侦查员立即行动起来，不久，发现启德机场被劫的美元出现在内地，其中部分与胡文有关。一天，我们在深圳蛇口的意大利餐厅发现了胡文的踪迹……”随着基建的发展，这个有着意大利风格的餐厅已经被拆了，拆了以后，没有再建。

这是一家在当时很有特色的充满异国情调的餐厅，再加上当时深圳蛇口是全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窗口，来深圳参观学习的人一般都要去蛇口看看，我曾陪着家乡的客人和朋友到这间意大利餐厅吃过饭。

今天，我从张子强的案卷中看到，张子强是这间意大利餐厅最早的股东之一，后来张子强把股份卖给了张志烽。因为，早先张子强是股东，后来张志烽又是股东，所以这个犯罪集团的成员经常在这儿碰面聚会。

    那天，得知胡文就在意大利餐厅里，胡大队长身着便装，领着两名侦查员赶来了。当他们走进来刚刚坐下，就发现餐厅的一角，胡文正和另一个人在交头接耳。

    胡大队示意同事：“这个就是胡文。”

    胡大队长拿出自己的证件，走到胡文旁边说：“我们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在深圳市公安局反黑大队办公室，说话喜欢面带笑容的胡大队长向我介绍说：“抓住胡文以后，经过审查，发现旁边的这个人花名就叫‘大哥D’，真名叫陈树汉。后来，因为香港警方提供的通缉名单中并没有陈树汉，当时我们就将他放了。所以这次陈树汉冒了出来，指挥部要我们帮助查明‘大哥D’是谁时，我们立即将其情况提供给了指挥部。”

    莫泉接到深圳市局传来的材料后，立即向郑局长汇报，这样指挥部不但弄清楚了“大哥D”这个人真名叫陈树汉，而且知道他也涉嫌1991年启德机场劫款案，因此，也必定会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成员。

    再接着说张志烽，他把张子强的证件交给陈树汉后感到一身轻松，马上开车回家。

    如果你随着张志烽一同到他的家里，你会觉得这个家许多方面反差很大。这是一套新盖的房子，由于装修不久，布置得像一个温馨的新房，女主人才27岁，可男主人张志烽却已年过半百头发稀疏了。肥肥胖胖的张志烽身边却有着一个和他年龄相差一半的年轻妻子，你既感到这个家庭的不协调，又会理解张志烽为什么那么恋家。

    回到家里的张志烽，先走到床边抱起还不到一岁的儿子，看上去像爷爷抱着孙子。张志烽非常喜欢儿子，不停地亲。但他又有些神不守舍，不时地走到窗前看看窗外。

    妻子走过来问他：“等谁？”

    “不等谁。”

    妻子拿出一张刚刚取回来的儿子的照片，对张志烽说：“你看看，这是今天给儿子照的相片，照得怎样？”

    照片上的儿子白白胖胖的。张志烽看了看，把它放进了自己贴胸的口袋。

    张志烽对妻子说：“替我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我要回香港。”

    妻子不满地：“都要过年了，又要回香港？你现在是有家有儿子的人了，还是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你是不是香港还有女人？”

    “别瞎吵，我要做生意，不做生意你母子俩吃什么？”

    “不行，明天不能走，明天是除夕，怎么也得在家过年。”

    张志烽一脸的无奈，又无法和妻子说明白：“那你也先帮我把东西收拾好。”

    妻子无奈地走进里屋，帮张志烽收拾东西。

    张志烽跟着妻子走进房间后问：“我上次给你的那100万都放好了吗？”

    妻子一听钱就有点抱怨：“我们母子俩的生活费你常常都不能按时给，我又没有工作，在家替你带儿子，就靠那点救命钱，还问什么？”

    张志烽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提醒你放好。那是给儿子将来的教育费用。”

    1998年1月27日，广州珠海区的前进路，张志烽家楼下。

    街边行人已经不多，偶尔有几个人往家里搬年橘和鲜花。一辆小车静静地停在路边，，车里坐着省刑侦局的干警和广州市局的几位便衣警察。

    不远处是一间酒楼，透过酒楼的玻璃门，我们可以看见张志烽正与他的家人在吃饭，酒楼的门口就停着张志烽的轿车，看来张志烽准备吃完饭就走。

    领队的同志说：“咱们得耐心等，指挥部说，一定要悄悄地抓张志烽，不能惊动任何人。”

    透过车窗玻璃，看见张志烽正在逗儿子。

    突然坐在驾驶座的领队干警说：“注意，出来了！”

    只见张志烽一家吃完饭走出酒楼，一家人有说有笑地一直走到自己家楼下，张志烽和家人分手，分手前还亲了亲妻子怀中的儿子，然后走向自己的小车。

    这时，专案组的车悄悄开到他面前停下，几位干警跳下车。

    领队的干警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说：“我们是广东省公安厅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张志烽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老老实实跟着他们上了车。临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妻子正抱着儿子背朝着他往相反方向的家里走。

    抓住张志烽后，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也将他押往省看守所，并且马上通知了林林他们。

    林林他们决定趁热打铁，立即提审张志烽。

    提审张志烽

    1998年1月27日下午2点40分，第一次提审张志烽。

    张志烽走进提审室时，情绪很不稳定。审讯台上坐着林林、王立新、张晓鹏和李海波。李海波做记录。

    还是林林主审：“你是什么时候从香港回内地的？”

    张志烽回答说：“我是1998年1月20日左右，从深圳罗湖入境回到内地的，一直呆在家里哪儿也没去，直到今天被抓。”

    林林听到张志烽说“哪儿也没去”，只是笑笑，继续问：“你还有什么花名，你在香港有哪些朋友？”

    张志烽：“香港的朋友叫我‘阿斩’，也有人叫我阿烽。我在香港的朋友有田鸡佬，名字不知道，幸仔，姓名也不知道，还有郑志武等。”

    林林问：“你的朋友中，怎么都只是些绰号花名，连正式的名字都不知道？”

    张志烽：“大家平时都这样叫，叫叫就习惯了，也就不问正式的姓名了。”

    林林问：“你为什么叫‘阿斩’呢？”

    张志烽想了想，犹豫着回不回答，最后还是回答了。他指着脸上的一道伤疤说：“年轻的时候和人打架，被人砍了一刀，留下一道伤疤，所以后来就有人给我取了个‘阿斩’的花名，叫着叫着，大家都这么叫了。”

    林林突然问：“你的香港朋友中，有没有姓张的？”

    张志烽停顿了半天，最后吞吞吐吐地说：“有一个朋友外号叫‘傻仔强’的，他姓张。”

    “张什么？”

    “张子强。”

    林林说：“张志烽，说真话就好，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你找来。说说，前天晚上去珠海干什么了？”

    张志烽头上开始出汗，但又立刻强使自己镇静：“1月24日晚上约11点多，‘蝠鼠’，真名叫胡济舒，传呼我，叫我立即到珠海去，说有急事找我。我开车到珠海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打电话时‘蝠鼠’和我约好，让我到拱北一间‘桑拿’去找他。

见到“蝠鼠’时张子强也在，他们两人对我说，他们被警察跟踪，幸好逃脱，但他们用的车放在高尔夫山庄别墅里，叫我去开出来，我不敢去。我们三人一直在那间‘桑拿’呆到早上，25号早上7点多，我和‘蝠鼠’、张子强三人在拱北宾馆饮茶，后来我先走了，一个人开车回到广州。不过他俩干什么我不知道。”

    张志烽想尽快摆脱自己的干系，他不知道张子强和胡济舒现在就在省看守所，所以，他把张子强和胡济舒被警察跟踪的事，都抖落了出来。

    林林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俩干了什么？”

    张志烽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林林又追问：“真的不知道？”

    张志烽：“真的不知道。”

    林林没有继续追问，他想，先给张志烽这个压力已经够了，让他再去想想。

    林林说：“张志烽，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你远没有讲实话，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明白，回到监仓好好想。我们再谈。”

    第一次审讯张志烽就这样结束了。这种有点像打乒乓球一样一推一挡的审讯，今后还要进行无数次。

    接着就是除夕了，干警和疑犯都要过年。当然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过年心情。

    “过年”，或者庆祝各种节日，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年”，准确地讲叫：“春节”，这是中国人迎接春天到来的日子，也是人们辞旧迎新的节日。人们在欢庆这个节日时，祈望着新一年生活会更好。

    而在看守所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在失去自由的这群特定的人群里，心情当然也就完全不一样了。过年，本来该祈望明年会更好，在这里往往就变成了对过去好日子的回忆和留恋。

    1998年1月27日是农历除夕。那天审完张志烽已经快到傍晚了。走进监仓的张志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坐在地铺上一声不吭。

    这天，看守所给在押人员加餐，伙食比平时好，所以在押人员特别是那些关押时间相对长一些的人，吃得就比平时香，但监仓内的气氛却比平时凝重。正因为是过年，很多人都在想家。

    张志烽躺在那儿没有吃饭，他一点胃口也没有。他想到今天中午，一家人还在团圆吃饭，晚上自己就身陷囹圄了。他特别想儿子。

    张志烽从地铺上坐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妻子昨天给他的儿子的照片，久久地端详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监仓外，过年同样没有回家的看守所教导员正在巡仓。看守所关押的都是未决犯，未决，指的是还没有判决的在押人员，所以，他们的思想情绪波动最大，特别是在过年这个特定的日子里。

因此，每年过年看守所都要加强看管工作，教导员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个除夕没有回家过年了。这时在押人员的情绪波动变化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从探视窗里看到张志烽的表现，就放在了心里，后来他把这个情况转告了预审人员，作为审讯时参考。

    因为是除夕夜，在关押张子强的 612仓内，昏黄的灯光下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气氛。

    由于612仓关押的基本上都是经济罪犯，大家的行为举止和刑事罪犯不一样，端起午夜饭时都有些沉重。特别是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头发已经花白的教英语的人犯，端起饭碗眼泪哗哗地说：“往年这时候是和小孙子在一块儿过的。我们是北方人，虽然来广东已经多年了，但过年还是包饺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会在看守所里过年。唉，都是钱害的！”他端着饭碗走到一边坐在地铺上。

    还有一位被抓前是海关关员，因放私收受贿赂而被关进来的年轻人说：“你不在，家里还有好多人，一样过年。我刚结婚，今天家中恐怕只有她一个人，这年怎么过？”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惟有张子强无所谓地端起饭，还和同仓的人客气了一下，然后就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表现出常进常出监狱的那种无所谓。吃了几口抬头发现同仓的人都没有动筷子，就说：“作为年夜饭是差了点，在哪儿说哪儿话，大家将就点，等将来出去了，我请大家到中国大酒店吃干鲍鱼翅，喝‘路易十三’”。

    同监仓的人不但不领他的人情，反而都厌恶地转过身不理他。

    在关押胡济舒的205仓内，同仓里的人犯都在埋头吃饭。

    胡济舒端起年饭，想都没有想，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表现出一个没有家的光棍汉对过年的无所谓。

    春节里，林林他们同样没有休息。虽然他们都知道，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这些惯犯，但在节日里，林林给大家放了两天假，他却一直在研究张子强、胡济舒和张志烽的材料，寻找突破口。年还没有过完，当大家走进省看守所的临时办公室时，看见林林在看有关资料。一切都没有变。惟一不同的是，除了林林没有穿新衣，大家都穿了新衣。王立新穿了西装还打了领带。

    李海波还穿了一套新式的夹克，棕色的。进来以后，想引起大家的注意，下意识地拿了一块布，小心地擦着夹克衣袖上一点污垢。

    张晓鹏终于忍不住了，笑着问：“海波，什么时候这么爱惜新衣服了。这件夹克恐怕有故事？”

    李海波这时才得意地说：“女朋友买的。”

    张晓鹏说：“难怪这么爱惜。”

    林林说：“整个指挥部都没有好好过年。他们正在等着我们审讯的突破。下一步审讯非常关键。今天我们还是提审，不管能不能突破，但要加大对张子强他们的压力。”

    大家做好了准备，就开始工作了。还是由海波和晓鹏去提张子强。

    那几天天气比较冷，张子强穿着那件在珠海买的灰色夹克，仍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走进提审室。

    林林和王立新坐在审讯台上。王立新穿了一身新西装，再加上他是第一次和张子强见面，走进审讯室的张子强，一直盯着王立新。

    林林问张子强：“这两天考虑得怎么样了？”

    张子强没有回答林林的问话，眼睛仍盯着坐在一旁的王立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王立新就用白话说：“问你话呢！”

    张子强突然指着王立新问林林：“他是谁？”

    林林说：“我的同事。”

    张子强说：“不对。他是不是香港警察？如果是香港警察，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林林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他是我的同事。”

    张子强说：“那请把他的证件给我看一下。”

    突然出现这个场面，让大家都感到意外。这时，王立新笑着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警官证朝张子强亮了亮。

    张子强立即站了起来，快步地走到审讯台前看王立新的警官证。看了以后还是将信将疑的，又反看看，正看看，然后还给王立新。

    这样就在审讯室上演的滑稽的一幕，被审讯者竟然“审查”起审讯者的身份。

    张子强回到自己座位上说：“你要是香港警察，没有回香港，没有律师在场，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林林问：“为什么？”

    张子强说：“我的事都是在香港发生的，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回答香港警察的问题将会对我不利。因为，我吃过香港警察的亏。”

    林林乘其不备地问：“那你今天和我们谈谈你的问题。”

    张子强不愧是一个惯犯，他马上警觉起来：“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在大陆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商人。”

    林林又笑：“哦，遵纪守法的商人？你说说，你在内地都有哪些遵纪守法的生意？”

    张子强语塞。

    林林说：“据我们了解，你在内地没有一项投资。”

    张子强想了想说：“我正在考察投资项目，寻找合适的生意。”

    林林说：“你已经找到目标了吧。”

    张子强说：“还在考虑，还在考虑。比如，这个看守所有点旧了，我可以考虑投资新盖一个。”

    王立新笑着说：“怎么，想在这儿长期住下去？”

    张子强马上回答：“不想，不想。”

    林林说：“你说你在寻找投资项目，据我们了解，你不但在内地没有投资，你在香港也没有企业，你的资金从哪儿来的？”

    张子强说：“我可以融资。”

    林林说：“这恐怕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对你的‘融资’方法感兴趣。”

    张子强说：“我听不明白您的话。”

    张子强在这次审讯中，突然怀疑王立新是香港警察，并且表现出那样大的反常，我分析，此时他的心态还一直认为自己要回香港受审，所以他不想在香港警察面前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口供。

    他和香港警察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加上他熟悉香港法律，又有钱花重金聘高级律师，所以他很自信，并不悲观。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我公安机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决心和他触犯中国法律的严重性，所以表现得很放松。张子强很会对付警察；张子强又很幼稚，幼稚到死到临头，还在幻想着回香港。

    春节以后，“9810大案”把炸药案作为重点，办案人员的调查工作相当艰巨，而预审工作中三名案犯都不认罪，案件的进展也成胶着状态。大家都在寻找突破口。这时看守所向林林他们反映了张志烽的新婚和想念儿子的情况，于是林林他们决定再一次提审张志烽。

    走进来的张志烽神情比上次要低沉得多，当然他还在负隅顽抗。

    林林问：“张志烽，听说你结婚不久，在广州有个新家？”

    张志烽抬起头，望着林林，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想想说：“我以前在香港结过婚，1986年我在香港坐牢的时候离了婚，没有生过孩子。到1996年底，我在内地又找了一个妻子，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在广州买了房有一个新家。”

    林林说：“听说你妻子很年轻？”

    张志烽说：“我老婆今年27岁。”

    林林问：“又生了一个儿子？”

    张志烽回答说：“是，1997年7月出世的。”

    林林说：“听说你随身带着他的照片，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张志烽犹豫着从口袋里掏出儿子的照片递给林林。

    林林接过照片，认真地看，又递给王立新、晓鹏他们看，大家都故意赞赏张志烽的儿子长得好。林林很郑重地将照片还给张志烽，说：“你儿子长得很可爱。”

    张志烽接过照片说：“真的，我没有跟张子强做过什么。他的事跟我无关。”

    张志烽望着林林又自言自语：“张子强的事情真的跟我无关，我没有参与他的任何事情。如果我知道他的事情，我肯定会向你们讲清楚，张子强干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

    林林说：“张志烽我劝你先别把话说绝对，我再问你一次，1993年你因为什么事被深圳市公安局抓了？”

    张志烽装成在回忆的样子说：“1993年？深圳市公安局抓我，是怀疑我参与了张子强1991年香港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事实上我没有参加。这件事与我无关。”

    王立新说：“与你无关，为什么要抓你？”

    张志烽说：“那是张子强找我帮他办一件事。”

    王立新追问：“办什么事？”

    张志烽想了想，知道不说也不行，他觉得这事对他没有不利的地方，所以干脆什么都说了，他接着说：“1993年有一天，那是张子强在香港被警察抓捕前，有一天他来找我……”张子强找张志烽的那天，开着他的那辆黄色的林宝坚尼高级跑车，在香港马路上的车流里显得很醒目。

这时，香港警察正紧锣密鼓地侦破启德机场劫款案，目标已经锁定了张子强，所以，张子强处在香港警察的监控中。这天同样有人在跟踪监视着张子强。

    正在马路上不停地超车的张子强，忽然从倒视镜里看见后面也有车跟着他超车，马上分析是香港警察，自言自语地说：“‘差佬’跟我玩这个。我开赛车的时候，你还没出世呢！今天我就陪你玩一玩。”说完，张子强突然加速，运用他高超的开车技术，在马路上一辆一辆地超车。

    后面跟踪的那辆警察的车是辆本田小车，又是辆旧车，当然跟不上张子强的林宝坚尼跑车，一会儿就失去了目标。

    张子强把车开进了香港的中环，停在一条闹中取静的街边，走进一间咖啡厅。

    张志烽正坐在那儿等他。

    张子强大咧咧地走到张志烽身边，用手一拍张志烽，把张志烽吓了一跳。

    张子强说：“阿斩，几年没见了，混得怎样？”

    张志烽说：“不怎么样，干什么都不赚钱。”

    张子强说：“这些年，我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时时事事提防着‘差佬’。”

    张志烽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张子强说：“找一件生意给你做做。”

    张志烽眼睛一亮：“有什么生意做的？”

    张子强低下头来对张志烽说：“现在香港警察盯得我好紧，生意轻易不能做。刚才来的路上，还有警察跟着我，让我甩了。”

    然后张子强又看看四周，说：“我有一笔美金是连号的，大约有 100多万，在香港是绝对不能用的，你帮我去换港币，我给你百分之十佣金。”

    当时张志烽正是手头很紧的时候，就想试一试，但由于都是连号的，又有100多万，他一个人换不了，于是就去找一个好朋友叫郑志武的。郑志武听后也愿意试试。于是，张志烽打电话给张子强约好去取钱。

    那天，他们约好在香港新界一处偏远的山边取钱。

    张子强交给张志烽一个大塑料袋，塑料袋边上还有一些泥土，显然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张志烽将塑料袋拿到自己的车上。两人分别开车离去。

    张志烽将这批美金拿回家，关上房门就打开了塑料袋，看见袋里一扎一扎的都是崭新的美金。但是这些美金全都湿透了，这些纸币因为被水长时间浸泡都发胀了，并且所有美金都是连号的。他越想越觉得风险大，他没敢拿去换港币，就交给了喜捞“偏门”的朋友郑志武。

郑志武一定知道这笔钱来路有问题。他把它带到欧洲的奥地利，以为在欧洲没有人会注意，没想到国际刑警组织已向全世界发了通报，结果郑志武在奥地利换钱时被抓。

警察在侦破中，发现了郑志武在奥地利频繁地打过一个深圳的手提电话，经查这个电话是张志烽的，所以香港国际刑警组织通过深圳市公安局把张志烽抓了。但抓了张志烽后，由于香港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张志烽有罪，最后还是把张志烽放了。

    这时，林林为了进一步使张志烽放松，递给张志烽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张志烽接过深深地吸了一口。林林对张志烽说：“你不是说，张子强的事跟你无关吗？张子强的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你知不知道？”

    张志烽又装糊涂：“张子强这笔钱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张子强的事确实与我无关。”

    林林正色地说：“张志烽，你不要把话说绝，我说张子强干的事与你有关，是有根据的。我再问你，1991年7月份发生的机场解款车被劫案时，你在哪里？”

    张志烽马上回答：“我不在香港，我忘记当时在哪里了，但我绝对没有参与机场解款车被劫案。”

    林林说：“别急，别急，别把话说绝，说绝了，就没有回头路了。你妻子还年轻，儿子还小，他们今后的日子还要依靠你。”

    张志烽慢慢地垂下头来，拿烟的手在发抖……审讯工作实际上是与案犯心理搏斗的过程，任何一个案犯都存在着防范心理，审讯的过程就是攻破案犯的心理防线的过程。

    那几天，林林、王立新和晓鹏他们都在反复研究有关资料，寻找能攻克张志烽心理防线的蛛丝马迹，反复商讨审讯策略。

    当时，有关张子强、胡济舒和张志烽的材料并不很多。审讯中，张子强不说，胡济舒搪塞，可以说在犯罪事实上，他们基本上是滴水不漏，那么，下一步突破张志烽从哪儿着手呢？

    有着多年预审经验的林林，坚信一个道理，只要是你犯罪分子作的案，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天衣无缝，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对于办案人员来说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这些蛛丝马迹。

    林林拿起胡济舒的护照反复翻开看，护照上的胡济舒穿一件浅黄色的西装，一头灰白头发像一个南洋富商。林林一页一页翻看这本已经显得残旧的护照，护照上盖满了出入境章。护照主要用于出入境时证明身份。

而在进入每一个国家时，该国的边防检查人员都会在护照上盖一个章，入境记录了你进入这个国家的时间，出境章表明你离开这个国家的时间。林林拿起一个放大镜，一个一个看这些出入境章，他看见其中一个入境章是1997年8月由泰国乘飞机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时盖的。

    林林反复看这个章，又翻看有关资料，似有所悟地对大家说：“香港警方的资料分析，张子强策划绑架香港富商郭某是在1997年9月，胡济舒从8月回来就一直没有回泰国，也没有到香港，一直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转，那么他必然要和张子强、张志烽等一起协商密谋绑架的事。如果我们能找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在一起的证据，并且证明与张志烽有联系，那么就可以拿来对张志烽进行敲山震虎。”

    王立新是个脑子转动很快的人，他马上说：“有办法，张志烽在广州有家，而张子强和胡济舒没有。他们到广州，一定会住宾馆，而且他们不会住差的宾馆，我们查一查这段时间广州四星级以上的宾馆，也许能找到一点线索。”

    第二天，大家分头去查宾馆中电脑入住宾客的名单。林林他们在广州中国大酒店总台的电脑资料中查到胡济舒的名字，同时还发现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与张子强同时入住的记录，时间正好与胡济舒是同一天。

    大家又查到张子强、胡济舒同时入住广州宾馆的这一天，正是张志烽在广州给儿子摆满月酒的那一天。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张子强犯罪集团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策划绑架了香港富商郭炳湘的。那么，在这个时间，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于广州会面，不可能不商量绑架的事情。拿这个时间来敲张志烽，对他的心理防线应该是个有力的打击。

    另外，已经查明张志烽将张子强的证件交给了陈树汉，而陈树汉的身份也弄清楚了，将这两件事一同来攻克张志烽，分量会更重。

    于是，林林他们决定再次提审张志烽。

    1998年3月16日14点50分，在省看守所再次提审张志烽。

    张志烽拖着脚步进来时，神情比上一次呆滞，人也显得消瘦了，皮肤松弛，由于胡子也没有刮，就更显得神情委靡。

    他走到那张木椅上坐下，眼睛无光地望着林林他们。

    林林问：“张志烽，这段时间考虑得怎么样了？愿意谈自己的问题吗？”

    张志烽仍然在做着最后的挣扎，装成一副很配合的样子说：“我愿意谈自己的问题，但张子强干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林林说：“那好，我们就先谈你知道的。那天在珠海你与张子强分手的时候，他交给你一包东西，是不是？”

    张志烽抬头望着林林，知道这件事抵赖不过去，就承认说：“是的。”

    林林紧接着问：“这包东西是什么？你后来又把它交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张志烽回答得比较痛快：“那是张子强的证件，他让我保管一下。我就把他交给了我的朋友‘大哥D’了。”

    林林又问：“大哥D是不是叫陈树汉？他现在在哪里？”

    张志烽回答说：“对对，大哥D就叫陈树汉，是我多年的朋友，香港人。不过他老婆和母亲都住在广州，他在广州有家。”

    林林又问：“你为什么要把张子强的证件交给陈树汉，陈树汉和张子强有什么关系？”

    张志烽立即警惕地说：“不不，陈树汉和张子强没有关系。他只是我的朋友。”

    林林说：“真的没有关系？1991年9月，香港启德机场劫款案发生后的两个月，你和陈树汉两人在深圳蛇口的意大利餐厅被抓，为的是什么？”

    张志烽沉默了。

    林林又说：“张志烽，我再一次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你应该心里有数了，你好好想想。”

    张志烽垂着头，依然不说话。

    林林根据多年的预审经验，觉得不能一次对张志烽逼得太急，担心绳子拉得太紧会断。

    张志烽毕竟是一个有着多年犯罪经历的惯犯，又作下了多宗大案，想让他一下就痛痛快快地开口反而会欲速则不达。应该像融化坚冰那样，让它有个消融的过程。

    当林林他们在省看守所设法突破张志烽的时候，指挥部正在寻找陈树汉的踪影。

    陈树汉知道张志烽出事后，立即外出躲藏。香港人在内地犯事，一般都立即返回香港或到其他国家躲藏，利用香港“一国两制”和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逃避打击。陈树汉由于在香港参与贩毒，被香港警方发现负案在身，所以他不敢回香港，就跑到深圳躲了起来，并且这段时间不跟任何人联系。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广州的家。指挥部请广州市公安局一直紧盯陈树汉的家。

    陈树汉的经历跟张志烽有相似之处，他70年代初偷渡到香港后，也是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在香港什么都干过，仍然是一事无成，一直没有成家。直到前几年才找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广州买了房成了家，并且有了一个孩子。

另外，据说陈树汉很孝顺他的母亲，经常去看她。陈树汉在深圳躲了一阵子思家心切，再加上抓捕张志烽后保密工作一直做得比较好，他了解不到张志烽被抓的原因，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他见没有什么动静，以为张志烽的被抓跟自己无关，就悄悄地回到了广州。一到广州他就被公安局发现，立即被纳入监视之中。经过请示省厅指挥部，决定收审陈树汉。

    1998年4月10日晚上8点，在广州荔湾区某住宅小区。广州市公安局专案组的同志正在一辆车内蹲伏盯梢。他们在此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了，由于是夜晚，街道上虽然有路灯，但视线并不好，因此参加盯梢的同志格外小心。

    一会儿，一辆三菱吉普车开来，在陈树汉住的那幢楼边停下，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领队的同志手上拿着一张陈树汉的照片，但从车上下来的那个男人是不是陈树汉看不清楚。

    旁边的同志问：“是不是陈树汉？”

    领队的同志说：“不敢确定。”

    正犹豫间，那一男一女进了楼。

    一干警说；“进去了，如果一晚上不出来，就没有办法认定了。”

    另一位干警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引蛇出洞。那辆三菱吉普车已经查清楚是陈树汉的，我们故意在吉普车边溜达，引楼上人下来，这样就可以确认他是不是陈树汉。”

    盯梢的同志留了一位仍然在车上，其他两人下了车，大家都穿着便衣，走到那辆三菱吉普车边，故意走来走去，看看车内，又用手指指点点，大声地说话。

    一干警说：“这车怎么像我丢的那辆？”

    另一干警：“是啊，一模一样的。”

    一干警：“我俩再看看。”

    两人说话的声音很大。

    这时，车内的同志发现楼上有一扇窗户开了，一个男人伸出头来，正是刚才上楼的那一位。车上指挥的广州市局的同志通过对讲机轻声说：“注意，那人在楼上伸头，再引他一下。”

    一干警故意用脚重重踢了一下轮胎：“这轮胎像是新换过的。”

    车主下楼冲了上来：“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时，车上领队的同志也下了车，悄悄地走到这人的身后。

    领队的同志突然从身后叫了一声：“大哥D！”

    那人一回头。还没有等他再回头，大家一下扑上去，把陈树汉扭上了车。

    上车后，一位干警对仍在挣扎的陈树汉说：“你老实点，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

    陈树汉听到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就不挣扎了。

    陈树汉是省公安厅抓的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第4个人。这让大家都有点振奋。接着指挥部命令对陈树汉的家进行搜查。

    当天晚上，广州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走进陈树汉家的时候，陈妻和孩子都在，办案人员出示了搜查证，并按照有关规定，要求陈树汉的家人留在搜查现常这是一套新房，装修不久。当天晚上，在陈树汉的家里，搜查的最大收获是搜出了许多现金。先是一干警从一间房里搜出5万元人民币和4万元港币，又有一位干警在另一间房里搜出了20万元人民币，把这些钱全部放在客厅里的一个茶几上，茶几上堆着一堆钱。

    接着又搜出3个房产证。

    当搜查快要结束时，一名干警突然叫现场指挥的同志去看一间房子里的一个暗格，然后伸手到暗格里，搜出一叠钱，这一叠钱有着银行的封签，面值是 100元，也就是说一叠就是一万。接着，这名干警又把手伸进暗格，又摸出几叠，再摸又是几叠钱，一共摸出300叠即300万人民币现金。

    这些钱茶几上已经放不下了，只好堆在房间地上，是大大的一堆钱。

    后来查明，这些钱都是赃款，而且只是赃款的一部分！

    陈树汉没有关在省看守所，而是关在广州市看守所。主审陈树汉的是王立新。审讯的地点也在广州市看守所。

    2000年7月17日，由莫泉为我联系，在省公安厅的308会议室，也就是“9810大案”指挥部的楼下，我采访了王立新。

    王立新对我说：“陈树汉和张志烽是多年的搭档。当年启德机场劫款案，他就参加洗钱，曾被深圳市公安局反黑大队抓过。这次又抓住了。我们分析他虽然不一定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一定知道一些情况，而掌握了这些情况，对最后突破张志烽有推动作用。”

    那天晚上抓住陈树汉以后，立即在广州市看守所提审他。

    王立新又说：“一开始，陈树汉不知道我们掌握他多少情况，审讯的时候，口气很硬……”审讯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陈树汉都不说话，可以看出陈树汉的思想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王立新说：“陈树汉，你不要再抱有什么幻想了。我告诉你，张子强和张志烽都在我们这儿，你想想，否则我们怎么会找到你？”

    陈树汉做着最后的抵抗：“他们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王立新说：“真的？那我问你一件事。1月25号那天，张志烽交给你一包什么东西？”

    陈树汉慌了，他不知道公安到底了解多少？就回答说：“他交给我的是张子强的证件。”

    王立新问：“这些证件现在哪里？”

    陈树汉说：“扔了。”

    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61)作者：杨黎光(2003年08月15日)来源：海南日报步步为营王立新问：“扔了，为什么把它扔了？”

    陈树汉说：“阿斩把这些证件交给我以后不几天，我就打电话给他，结果没人接。后来我打电话给他老婆，他老婆回答说阿斩出事了。我想可能和张子强有关，否则他不会那样慌慌张张把这些证件交给我。张子强的这些证件放在我这儿也是一个祸根，我就把它全撕烂，扔到广州沙面的珠江里去了。后来，我跑到深圳躲了起来，直到4月份见没有什么动静，我就又回广州看我母亲，没想到一回来就被你们抓了。”

    王立新说：“陈树汉，你现在还能说，你和张子强、张志烽没关系吗？”

    陈树汉语塞。

    王立新说：“你不是主犯，应争取从宽处理。”

    陈树汉在王立新步步为营的进逼下，知道自己蒙混不过去了，脸上开始冒冷汗，思想斗争很激烈。他突然用手一抹脸上的冷汗，下决心似地说：“我和阿斩是多年的朋友。记得好像是1997年4月份吧，有一天，阿斩带我一起去见一个人……”接下来，陈树汉的供述曝出一个惊人的线索，原来张子强绑架香港富商郭炳湘早在1997年4月就开始策划了。

    陈树汉说，1997年4月某一天的晚上，他正在广州的家里，张志烽给他打电话，说领他去见一个人。两人会面后，张志烽将他带到广州的一间桑拿浴室，走进一间贵宾厅。只见厅房里躺着一个人，是张子强。

    张子强见他们进来，就热情招呼说：“阿斩，大哥D，来来来，一块蒸蒸。”

    张志烽和陈树汉脱了衣服和张子强一同进了蒸汽室。在热气腾腾的蒸汽室里，张子强低头和张志烽商量着什么，由于蒸汽声音很大，陈树汉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洗完桑拿出来，张志烽、陈树汉和张子强分手了。

    分手以后，张志烽对陈树汉说：“大哥D，我们去喝茶，我有事和你商量。”

    两人招手叫了一辆的士。

    张志烽和陈树汉一同上了楼。落座以后，叫了一壶茶和几样点心。张志烽一边给陈树汉倒茶，一边问：“大哥D，你为了那单毒品案子至今还回不了香港？”

    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这些成员，大部分都是五毒俱全，除了参与张子强的重大犯罪活动外，平时也涉足其他犯罪活动，包括贩毒。胡济舒就曾经涉及偷运大量大麻由泰国经其他国家往英国贩卖。张子强也曾涉及毒品交易，而被广东省公安厅调查过。陈树汉当时正因涉及香港的一桩毒品交易案，而被香港警方调查，所以他那段时间躲在广州不敢回香港。

    陈树汉听完张志烽的话说：“是啊，搞得口袋里空空的，养老婆养老妈，都没有钱了。”

    张志烽乘机说：“大富豪有一单大生意你参不参加？”

    陈树汉问：“什么生意？”

    张志烽说：“找个富豪拿点钱花花。”

    陈树汉问：“谁？”

    张志烽给陈树汉续上茶水后，说：“暂时别问，到时就知道了。”

    陈树汉还是不放心地问：“有把握吗？”

    张志烽喝了一口茶，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很自信地说：“大富豪计划的能没把握吗？人家已经干成一大单了！”

    陈树汉想了想，说：“行，干。”

    张志烽说：“你车开得不错，到时你就管开车。先去弄一个假证件，否则过不了香港。我们再找几个帮手。”

    陈树汉的交待，使张子强、张志烽等策划绑架香港富商案件露出端倪，张志烽的尾巴暴露出来了。林林他们觉得最后攻克张志烽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一双双筷子伸向那满桌的山珍海味。林林拿出“吃满月酒”的杀手锏，并没有使张志烽马上就开口坦白，因为，当时张志烽的顾虑实在太多了，打消他的这些顾虑，就如同解开一个个结，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当时，已到吃饭时间了，林林就叫张志烽先回监仓吃饭。

    张志烽又回到了关押他的省看守所 410仓，正遇开饭。410仓里的关押人员都在吃饭，此时只听到吃饭的声音，而没有人说话。张志烽端着碗却吃不下去，他深深地叹口气，把饭碗放在台子上。

    吃完饭后，同仓的人到放风仓活动，只有张志烽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地铺上，手上又拿着那张儿子的照片。

    负责张志烽看管工作的管教干部正在值班，他顺着监仓的走廊巡仓，走到 410仓门口，通过小窗注视着张志烽。他及时将张志烽的情绪变化转告林林他们，以配合预审工作。

    1998年4月12日16时30分，对张志烽进行了第7次审讯。

    审讯进行了一段时间，张志烽仍然不开口，黑黑的脸上满是汗水，他不停地用手去擦。

    林林说：“张志烽，我再问你一次，在吃你儿子满月酒的当天晚上，你们在广州的胜利宾馆商量些什么？”

    张志烽不语，冷汗一颗颗地从他肥肥的脸上、从他那道刀疤上往下流。他坐在那儿，仿佛失去了平衡，身体下意识地前后摇晃，表现出他的心理极不稳定。

    林林又追问一句：“你们后来又在深圳、东莞商量了什么？”

    张志烽用手擦了一下汗，突然轻声地说：“我不敢讲。”

    林林追问：“为什么？”

    张志烽抬头望着林林说：“我怕。”

    “你怕什么？”

    “我怕张子强。”

    “张子强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你还怕什么？”

    张志烽突然问：“你们能不能保证在大陆审讯张子强？如果放他回香港，我就不讲。”

    林林说：“我明确地告诉你，张子强的罪行比你严重得多，你是一个参与者，组织策划的是张子强。你，我们都抓了，张子强我们还会放过吗？”

    张志烽脸色铁青地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林林点上一支烟，又顺手递给张志烽一支，柔声藏刚地说：“我们已经让你想了很长时间了，你不能无限度地想下去。如果这样，会让人感到你不是在想，而是故意在拖延时间。”

    张志烽点上烟狠狠地吸上一口，然后抬头望着林林，一脸的恳求：“如果我彻底交待，能不能从宽处理。”

    林林说：“你没有选择，只有走这条路。根据法律规定，立功赎罪，可以减轻处罚。”

    王立新走上前，递给张志烽一瓶矿泉水：“你喝点水，润润嗓子。”

    张志烽接过矿泉水，一口气喝了大半瓶，然后用手擦去额头上的汗，望着林林他们。这时，他们都以为张志烽要开口交待了，没想到张志烽想了想却说：“我都交待了，我在广州的房子可以留下来吗？否则他们母子俩就要流落街头了。”

    林林说：“你所提的要求，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我们会考虑保证你的妻子和儿子今后的基本生活，当然也包括住房。”

    张志烽非常感激地直点头，又说：“能让我见见我儿子吗？”

    对于张志烽的得寸进尺，林林有点生气，但他知道此时一个小小疏忽都会前功尽弃，就说：“这需要批准，我们可以为你争龋只要你老实交待。”

    张志烽将信将疑地说：“真的？如果让我见一见我的儿子，我就说。”其实，张志烽这里又耍了一个小聪明，因为他儿子很小，如果同意让见，必然也会见到他妻子。

    他又沉默了，他在等待着能见到儿子和妻子。

    林林只好立即向省厅指挥部汇报，那天是直接向朱副厅长报告的：“朱老总，张志烽提出想见见他儿子，可以批准吗？”

    朱副厅长问：“你们是什么看法？”

    王立新说：“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张志烽的妻子没有参与他的犯罪活动。作为家属与张志烽见面，我觉得对我们最后突破张志烽，促使他早点开口交待有帮助，对案件突破有好处。”

    朱副厅长说：“那好，为了案件的全面突破，我们就批准他们见一面。请莫泉先和张志烽的妻子谈一谈，争取她协助我们做张志烽的工作。然后，再让他们见面。”

    第二天，莫泉将张志烽的妻子请到省公安厅。

    张志烽的妻子满面愁容地抱着儿子走了进来，儿子还很小还不会说话。莫泉拉了一把椅子让她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说：“我们请你来，是郑重地告诉你，你丈夫参与了重大犯罪，情况相当严重。我们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共同做他的工作，让他坦白，有一个争取宽大的机会。”

    张志烽被抓后，张妻到处打听，一直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她不知丈夫犯了多严重的事，今天听到莫泉说明后立即哭了，说：“他的事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呀。他被抓后，我也一直在寻思，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想来想去，只想到他在去年突然给了我100万港币，说是给儿子将来做教育费用的。他平时给家用的钱并不多。这笔钱是否来路不正？今天我也把它带来了，先交给公安。”

    说着，张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交给了莫泉。

    莫泉接了过来说：“据我们初步掌握，这笔钱确实是赃款。你把它交出来，是一件好事。张志烽的犯罪你也许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你能从家庭的将来考虑，劝告他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张妻问：“能宽大处理吗？”

    莫泉说：“只要是坦白交待，有立功行为，法律规定可以从宽处理。”

    张妻说：“好，好，我一定劝劝他。”

    莫泉陪着张妻到了看守所。张妻在会面室里等，莫泉将与张妻的谈话情况详细向林林作了汇报。

    林林安排晓鹏和海波去带张志烽。按照看守所规定，就是办案人员也不能进入监仓区，晓鹏和海波只能到看守所值班处办好提张志烽的手续，仍然由管教干部进监仓提人。

    一会儿，张志烽由一位管教干部押了出来，再由晓鹏和海波带进会面室。

    夫妻见面，一种说不出的百感交集。张志烽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想抱儿子。他向妻子怀中的儿子伸过手去，可是儿子由于太小，再加上张志烽关了近3个月确实有些变化，他已经不认识张志烽了，因此害怕得直往妈妈怀里钻。

    张妻说：“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将来孩子都不会认你。”

    张志烽还是抱过儿子，对妻子说：“我就担心你们母子俩将来的生活。”

    张妻说：“要是担心，就坦白吧。”

    见了妻儿后，张志烽答应坦白。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审讯。朱明健副厅长亲自来到省看守所。林林和王立新他们正在吃盒饭，大家见朱副厅长进来了，都站了起来。朱副厅长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对大家说：“大家辛苦了。这盒饭吃了差不多两个月了吧。突破了张志烽，我来补偿大家。”

    对张志烽的这次审讯，由于事关重大，决定对审讯过程进行摄像。朱副厅长在监控室，一边可以了解审讯过程，一边可以随时帮助解决审讯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心理上的负担放下了，张志烽已经决定交待，所以这次审讯开始时，反而显得比任何一次都轻松。他走进提审室的时候，还满脸都是让他见到妻儿后的感激。

    林林望着被带进来的张志烽说：“张志烽，都考虑好了吗？”

    张志烽抬起头说：“感谢政府人道地对待我，我愿意交待，彻底交待。”

    林林递给张志烽一支烟，说：“好，你慢慢说。”

    张志烽狂抽了几口烟后，说：“我和张子强是在80年代初做手表生意时认识的。后来，生意越来越难做，因为做的都是假表，常常扛一袋子也赚不了几个钱。1985年，我在香港赤柱监狱坐牢时，张子强也进去了，从此我们关系就变得更密切了。

1997年4月的一天，我正在香港，突然接到张子强从澳门葡京赌场打来的电话，他当时正在赌钱，他在电话里叫我去澳门见他……”在张子强案件中，一次又一次提到澳门，这不仅是因为张子强经常在这里豪赌，还因为他和其他犯罪集团里的成员也常去澳门聚会，一些犯罪活动也是在这里边赌边商议策划的。

    澳门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并称为世界三大赌城。张子强每次到澳门当然都是为了赌钱。赌，是张子强人生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后来被判死刑，香港记者采访张子强的母亲邓细妹时，邓细妹就对记者说，张子强“由细到大都钟意赌钱”，由此可见张子强自小就嗜赌成性。

他在省看守所曾经亲口对办案人员说，他一生输了无数钱，单在澳门大概就输了五六亿港币。这个数字我们无法核实，我分析也有可能张子强害怕我公安机关追缴他的赃款，有意夸大他赌博输钱的数字，但张子强的豪赌在赌城澳门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么，豪赌所需的巨额赌资从哪儿来？因此赌博成为张子强犯罪的一个重要根源。

    2000年10月3日，经过省公安厅与国际刑警组织澳门支局的联系，我来到澳门采访。国际刑警组织澳门支局联络官施利华先生接待了我。听说施先生是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粤语，还能讲一点普通话。

施先生是一个老刑警，对澳门的情况特别熟悉。当年曾轰动一时的纪实电视剧《9·18大案》里就有施先生的身影。因为，开封博物馆文物被盗后，被犯罪分子偷运至澳门，后开封公安局追至澳门，就是由施先生配合追回这批文物的。

    澳门，随着1999年12月20日的回归，我们对它已经不陌生。位于珠江口的澳门实在是一块弹丸之地，它的总面积也只有23．5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50万。历史上，从葡萄牙人借晾晒货物之名将澳门开辟为远东第一个商港至今的近200年中，澳门一直是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但今天，一提到澳门，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赌城。

    赌城，就是它的赌博具有合法性。赌博，还有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叫博彩业。澳门的博彩业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从1847年开始就已经有了赌博专营化的法令。

    1961年葡萄牙又颁布法令，准许在澳门以博彩作为“特殊的娱乐”，使长期存在的澳门博彩业完全合法化。澳门博彩业包括幸运博彩（即赌场）、跑马、跑狗、白鸽票及彩票。其中幸运博彩历史最为悠久，已有百余年。跑狗始于30年代，据说是当年从上海跑狗场引进的。跑马由于受香港赛马的激烈竞争，几度兴衰，几起几落。

    澳门的赌场自1962年起，由澳门娱乐旅游有限公司专营，它的总经理就是有着葡萄牙血统和“赌王”之称的何鸿。现在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五星级的葡京大酒店，就是该公司投资 6000万港币于1970年建成的。

酒店的下面就是澳门最大的赌场，它还有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叫葡京娱乐常由于葡京大酒店的主楼外形像一个鸟笼，澳门人又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雀笼”。除葡京赌场外，澳门娱乐公司还在其它酒店如凯悦酒店、金城酒店、水上皇宫、新世纪酒店、假日酒店及文华东方酒店等开设有赌常张子强及其同伙在澳门的活动离不开赌博和这些赌博的场所。

    施利华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张子强在澳门的情况。他说，他知道张子强这个人，因为他经常在澳门豪赌，输赢数额很大。在澳门黑社会也有传言，说他绑架了香港富商勒索了十几个亿。

但张子强每次来澳门并不声张，一般只带一个贴身马仔，在东方厅赌的多。每次悄悄地来，悄悄地赌，赌累了就开一间房睡，睡醒了再赌，赌完了回香港。张子强到澳门来一般不和澳门黑社会联系，只是和他自己圈子里的人聚会。听说他曾和后来被判刑的澳门黑社会十四K的头子尹国驹即外号叫“崩牙驹”的有过一次豪赌，但这也仅是听说。

    接着，我又采访了澳门司法警察局局长黄少泽先生。刚一见到黄先生我有点吃惊，因为作为澳门警察的最高首长，黄先生显得太年轻，还有，黄先生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后来交谈中我才得知，黄先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澳门人。

尽管年轻，但黄先生在澳门回归前就已经服务澳门司法部门多年了，所以他对澳门社会情况非常熟悉，尤其是对澳门黑社会的情况。他带领警队与澳门黑社会作着艰苦不懈的斗争。黄先生主要向我介绍了澳门的社会情况，以及澳门博彩业的现状和黑社会发展的历史。黄先生的介绍对我了解澳门很有帮助。

    从澳门司法警察局出来，已经快到傍晚了。晚上，我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去实地看一看张子强经常来赌博的葡京赌嘲东方厅”和“黄金厅”。澳门我以前来过，作为澳门标志性建筑葡京大酒店，也就是澳门最大的赌场，是每一个第一次来澳门的人都要去看一看的地方。

作为一个作家和记者，我当然也不例外。说实话，也许我这个人天生就没有赌性，我曾到过世界上两个赌场，两次感觉都不好。一个是马来西亚的云顶赌场，那个赌场在一座山上，到达的那天山下还是阳光明媚，山上却整个笼罩在云雾中，赌场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

翻译小姐是一位善良的马来西亚华人，她深知赌博的危害，所以只给大家一小时参观。不到一小时，所有的团员都到门口集合，上车后翻译小姐开玩笑地问大家，赢了钱的请举手，全团20多人，没有一个人把手举起来。

    这次到葡京的时候已是傍晚。葡京大酒店主楼是一栋10层的圆形建筑，它 1970年建成后就成了澳门的象征。人们都说葡京大酒店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被赌徒们称为醉生梦死之地。

    尽管所有来赌博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十赌九输，但，赌徒们都把发财的梦想寄托在那十分之一。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澳门“赌王”何鸿亲口说，十赌十输。他还算了一笔账，说明为什么会“十赌十输”。

因为，赌场在每一注赌博中都要抽2．5％佣金，因此，你就是在赌博中不输不赢，你的每一笔赌资下注40次以后，你的赌资就没有了。但葡京赌场的门前永远是车水马龙，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赌客。所以，葡京赌场从开业的第一天起，门从未关过，灯也从未熄过。即使进入午夜，葡京大酒店那华丽的彩灯也把那个“雀笼”照耀得如同一团美丽的星云。

    葡京赌场是葡京大酒店的一部分，在酒店底下三层，是澳门最豪华最大的赌场，内有7个赌厅、300台老虎机及75张赌台。这些赌厅分大厅和贵宾厅，大厅是让普通人赌的，即赌资少的人赌的，贵宾厅即专门提供给“贵宾”赌的。

在赌场里尊为“贵宾”的，不是指你的身份，而是指你口袋里有多少钱。钱多，赌得多，就是“贵宾”。我问，那么多少才为“贵宾”呢？我的这位朋友回答说，没有一个定论，我带你进贵宾厅后就会有一个估算。

这位朋友对葡京赌场很熟悉，带我进了“黄金厅”。我进到“黄金厅”在一张赌台上看到一个数字牌，它标明这张赌台每一注最多可下80万港币。张子强每次来澳门赌博，一般都在“东方厅”和“黄金厅”。到了葡京我才知道，“东方厅”不在葡京大酒店里，而在另一个赌场东方宾馆里。而“黄金厅”在葡京赌场里，它是葡京里最豪华的贵宾厅，也许是整个澳门最豪华的赌厅。

    张志烽说，那一次，张子强在澳门给他打电话约他到澳门会面，就是在“黄金厅”里……那天，张志烽从香港坐渡轮来到澳门，急匆匆地来到葡京大酒店，穿过豪华的大厅，上了二楼的“黄金厅”。走进“黄金厅”就看见张子强坐在一张“百家乐”赌台边。旁边站着汪凤琪，正伺候着张子强豪赌。

    张子强最喜欢赌“百家乐”。到了葡京赌场我知道，“百家乐”是最简单、也是赌得最大的一种赌博方法，所以在赌场里很普遍。跟赌扑克牌的“21点”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澳门赌场里的“百家乐”是赌“9点”，即谁手里拿到牌的点数是9点或最接近9点，谁就赢了。

    张志烽说，他到“黄金厅”时，看到张子强的手气很不好，拿到三张牌才6点，庄家正好是7点，仅1点就赢了。接下来张子强一直在输。张志烽站在张子强的身后打了一个招呼，张子强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接着把前面最后一堆筹码押了上去。张志烽看了一下，大概有20万港币。开牌了，张子强拿了一张黑桃8，张志烽想这次张子强一定要赢了，结果，庄家拿了一张方块9，张子强又输了。

    张子强把面前的筹码往前一推就起身离开了赌台，转身招呼张志烽跟自己走了出来。汪凤琪没有跟着来，他要替张子强结剩下的赌账。

    张子强领着张志烽来到葡京大酒店二楼的咖啡厅，落座后张子强要了两杯咖啡。喝了一口咖啡，张子强开了口，他说：“阿斩，1995年我交给你的那100多万美金，你没有帮我兑换成港币给我，这么些年了，现在我手头很紧，你要还我。”

    张志烽一听张子强特意把他叫到葡京，原来是逼债，急了：“这笔钱，是郑志武带到奥地利去兑换，被奥地利警方扣了，郑志武还差点坐牢。不是我弄丢的。”

    张子强把杯子往下一放，有点六亲不认地说：“那我不管，按规矩你要负责，当时我是交给你的，郑志武是你的朋友。这些钱，我算了一下，按照当时的汇率再加上这些年的利息，算个整数是 900万港币。阿斩，亲兄弟明算账，这笔钱你还是要还给我的。”

    张志烽哭丧着脸说：“我哪有这么大一笔钱还你。”

    张子强怪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现在没有钱还我。我这里有一单大生意，你帮我做，做成之后就可以还清这笔债了。”

    张志烽说：“什么生意能赚这么一大笔钱？”

    张子强说：“做成了，不但能还我的债，而且我还让你有更多的钱。”

    张志烽的脸上立即阴转晴：“那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张子强说：“很简单。你回香港后到新鸿基地产大厦下面，观察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老板每天什么时候下班，坐什么车，挂的什么车牌，下班时走什么路线。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准确，告诉我就行了。其他，你暂时别问，以后会告诉你的。”

    张志烽后面也没有再问什么，其实他已经清楚了张子强要干什么。

    以上是张志烽的亲口供述。

    由此事可见张子强作为一个职业罪犯的精心计划和在作案前的精心算计。此时，他精心策划的绑架案，不但考虑了许多细节，甚至把绑架成功后分赃都算好了。他找张志烽等于一箭双雕。一，翻出旧账拖住你张志烽不干也得干，因为你欠了我900万的债；二，绑架成功后张子强除了自己独吞最多的一份，还可以多分900万。

不仅因为1995年那笔美金是赃款，还有以张志烽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可能还他这么一大笔钱。他可以通过拉张志烽参加作案既增添了人手，又可以收回这笔根本不可能收回的钱。这就是张子强。

    张志烽不得不干，但我们不能说张志烽是张子强胁迫干的。张志烽也是一个职业罪犯，因为犯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钱，张志烽缺钱，参与作案就是为了捞钱。所以，在张子强的心目中，要谁一起参加，等于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

    张志烽说，他回到香港后就开始在新鸿基房产大厦楼下观察新鸿基地产的老板郭炳湘的行踪。

    在香港没有人不知道新鸿基地产的，它除了是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老板郭炳湘三兄弟还是亚洲十大富豪之一。虽然香港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目前仍然处在经济复苏阶段，但香港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与新鸿基地产郭氏兄弟，分别荣登财经杂志本年度（2001年）亚洲富豪排名榜第一位及第二位。

根据《福布斯》杂志发表的2001年亚洲最富有人士名单，香港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个人财富达126亿美元名列首位，其次为新鸿基地产郭氏三兄弟，个人财富共115亿美元，新鸿基地产的老板也是全球十大华人亿万富翁之一。

    新鸿基地产的老板是三兄弟，张子强要张志烽观察的郭炳湘是老大。也就是说，张子强现在要绑架的是世界华人第二富翁。难怪香港有传媒说，张子强要把香港十大富翁逐个绑。我在有关张子强罪行的材料和案卷中也确实看到这方面的迹象，例如他至少已多次派人观察另外两位富翁的行踪。

其中一位是回内地奔丧，张子强派人一直跟到内地，跟踪者之一就是张志烽。另外，张子强被抓前，也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在策划另一宗绑架案，可见他多么嚣张。

    也是为了真切地了解张子强在香港犯罪的情况，我特意到香港实地勘察。香港新鸿基大厦是一幢现代化的大厦，新鸿基集团的总部也在这儿，所以郭炳湘就在这儿办公。

    张志烽来到香港新鸿基大厦楼下，守在大厦中心靠港湾径的大堂入口处，这里是大厦车辆的一个进出口。张志烽在这里仔细观察着从大厦里面开出的车。

    张志烽毕竟是一个跟随张子强多年的案犯，张子强对自己集团里所有成员的特点都了如指掌，并善于利用他们各自的特长。张志烽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不适应在一线冲冲杀杀，但张志烽心细有经验，善于钉梢和观察，所以张子强派他观察郭炳湘的行踪。

    张志烽第一次盯了一天，没有发现郭炳湘的踪迹。第二天，张志烽换了一套衣服来到新鸿基大厦，在大厦门口徘徊。快到傍晚时，他看见一辆浅蓝色的宝马车开出。根据事前了解到的郭炳湘的车号，他知道这是郭炳湘的车。他连忙看了看表，是下午6点10分。

    第三天，张志烽又换了一套衣服，在下午6点前来到新鸿基大厦。尽管张志烽十分小心，三天都穿了不同的衣服，但一连几天总站在门口，还是引起了大厦保安的注意，一名保安走过来盘问张志烽，张志烽立即走进大厦里的商场装作买东西。

一会儿，郭炳湘坐的宝马车就出来了，仍是那辆浅蓝色的宝马牌豪华轿车，这一次张志烽牢牢记下了车号是AV1234。张志烽站在大厦玻璃幕墙后面，仔细观察着郭炳湘的车经过大厦出口，他看看表，是傍晚6点多钟。郭炳湘下班时间非常准时。

    第四天，张志烽没有出现在大厦内，而是开了一辆车等在新鸿基大厦的外面，下午6点多，郭炳湘的车准时开出新鸿基大厦。张志烽立即开车在后面跟踪，他看到郭没有带司机，是自己一个人开车，他一直盯着郭的车经过香港仔隧道开进浅水湾，张志烽在一张地图上标下郭炳湘所走的路线，沿线一一作下记号。

    张志烽交待说，数日后他来到张子强在香港何文田街的家。

    我到香港时曾特意到过何文田街。这个闹中取静的住宅小区，小区中的商店和酒楼都不多。张志烽把车开进了何文田街后，并没有到张子强的家里，而是将车一直开到何文田街张子强家附近的一间大排档前停下。他进了排档后，给张子强打了一个电话。

    一会儿，张子强抱着他的约3岁的小儿子走了出来。

    张志烽就将跟踪情况向张子强详细汇报。

    张子强边逗儿子玩，边听张志烽说。张志烽说完后，张子强说：“好了，你的事情做完了，你已经引起保安的注意，千万不要再在那儿露面了。你把车还给陈森友，叫陈森友继续跟踪，弄清楚郭炳湘的行动规律。”

    张志烽在向林林他们交待时特意解释说：“因1991年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后，我已被香港警方注意，所以，我也不能再在新鸿基大厦下出现。当时我开的是一部万事达轿车，车主是张子强的另一个朋友陈森友的。

我把车交给陈森友后，就返回广州了。后来直到实施绑架的那一天，张子强又派我到新鸿基地产大厦下放风，这之前，他没有再叫我去钉梢郭炳湘。很快他又派给我其他的活儿，做实施绑架前的具体的准备工作。”

    一天，张子强又约张志烽见面，这一次张子强开了一辆崭新的车牌号为 FU·199的德国奔驰车。见面后，张子强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叫张志烽上车。他亲自开车载着张志烽游车河，转来转去，他把车开到了香港的浅水湾。

香港的浅水湾和深水湾都是香港富人区，那幢幢别墅都是上千万的市价。张子强将车停在一处海滩。停车以后，他指着远处半山上的一幢洋房说：“知道吗？那就是香港首富的家。去年5月我绑了他的大公子，要了他10个‘太阳’。”

    “太阳”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黑话，一个“太阳”即一个亿。

    张志烽张大了嘴巴：“10个亿？！”

    张子强又是那种怪笑：“对，10个亿的港币。富人命比钱金贵。世界十大富豪之一，‘借’他10个亿，九牛一毛。”

    张志烽：“这么好的事，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张子强说：“这次不是请你参加吗？计划我都想好了，这里给你200万港币，你要帮我做好几件事。一、找几个人手，要靠得住的，最好是自己的老弟兄，用起来顺手，至少要五六个人；二、买两辆车，要二手旧车，其中要辆白色的日本面包车，这种车香港最多，跑起来不显眼，二手车车况好，到时能跑起来。

买车的证件要用假的，不能留‘首尾’（即马脚），一旦有情况扔了车就跑；三、找一处房子，地方要偏僻，但车要开得进去，到时用于关‘肉参’（即人质）用。”说着，张子强递给张志烽一个包，包里装着200万港币的现金。张志烽接过装钱的包。

    在省看守所，张子强一个月不刮胡子不洗澡，他叫嚷着应该送他回香港受审；突破张志烽以后，“老狐狸”也缴械投降了；第二桩绑架案慢慢浮出水面……林林他们对张志烽的审讯工作逐步地深入着。

随着张志烽的供述，张子强犯罪集团的犯罪事实渐渐地露出冰山一角。指挥部制定的以张志烽为突破口的策略显出成效。随着审讯工作向纵深发展，突破口越撕越大，张子强所制造的惊天大案就慢慢地浮出水面了……那天的审讯进行得很晚，广东省看守所已经笼罩在一片夜色之中，只有审讯室的灯光仍然亮着。楼上监控室里，张晓鹏陪着朱副厅长，通过监视器，掌握着楼下预审室里审讯的整个过程。

    连日来，实在是太累了，坐在那儿的张晓鹏毕竟年轻，坚持不住在打瞌睡，一个瞌睡打醒了，发现窗外是黑黑的山峦，再看看表，已经夜里一点多了。张晓鹏发现朱副厅长仍然坐在那儿精神饱满的盯着监视器。

    他上前说：“朱老总，太晚了，您休息吧。有事我们及时向您汇报。”

    朱副厅长仍聚精会神地看着监视器。这时，张志烽已经交待完绑架郭炳湘的作案过程。他松了一口气，看看表，然后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行字：林林，祝贺突破，往下审讯注意弄清楚张子强在案件中的组织策划作用和参与者情况。我的那瓶茅台酒给你们留着。

    朱副厅长将纸条交给晓鹏，说：“晓鹏，将这张纸条送给林林，我就在你们这儿睡一会儿。”说完就和衣躺在监控室的值班床上。

    张晓鹏轻轻关上门，起身去了审讯室。

    省看守所审讯室里，张志烽在继续交待，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尽管夜已经深了，但他并不显得疲倦，精神反而比较亢奋。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张志烽此时处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状态下。

从元月27日被捕后，几个月来张志烽一直处在极度的心理矛盾之中，他吃不好睡不着，并不是坐牢对于张志烽有这么大的打击，他这一生自涉入黑社会以来，已经坐过无数次的牢，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香港传媒把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称为吃惯“大茶饭”的人。

“大茶饭”是香港话，是一句黑社会用语，意思是全社会都要为我提供茶饭，即物质享受。吃惯“大茶饭”的人怎么会怕坐牢呢。我在澳门采访时，见到一位曾经在澳门黑社会里冲冲杀杀多年、最后退出江湖的人，他在向我介绍黑社会生活时说，黑社会的成员常常把坐牢当做休养。因为，在黑社会里为了各自的利益总要打打杀杀，常常有生命危险，到牢里反而是一种身心的休息。

    可是，现在张志烽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吃惯“大茶饭”，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家庭，没有妻小的拖累，也没有生活的寄托。如今，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儿子，在自己正逐渐走近老年的时候，有了全部的身心寄托，生活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此时，就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张志烽要想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妻儿。现代审讯工作，重要的一点，不是一再在疑犯面前强调罪行的严重，而是要给他分析，你还有多少希望，尤其对罪行严重的人。

你给他生存的希望，他就要为争取这个希望而努力。指挥部抓住了张志烽心理的薄弱环节，决定这个审讯突破的重点，就是给张志烽一线希望，此时张志烽的心态，就像一个负重爬山的人，突然把重负卸下了，有一身轻松的感觉，所以他既不困，也不累。

    张晓鹏进来后，把朱副厅长的纸条交给了林林，林林把审讯重点引向了张子强是如何进行绑架策划以及其他成员参与的情况。

    张志烽说：“97年8月，我摆儿子满月酒时，胡济舒回来了。胡济舒和张子强都是几十年老朋友了。我们这班人文化都不高，胡济舒和我一样也是小学毕业，但胡济舒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特别欣赏武侠小说里的军师式人物，说起谋略来一套一套的，张子强很看重他。

91年香港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发生后，张子强被判刑，我和胡济舒都受到牵连，胡济舒还是香港警方的重要通缉犯。在香港的银行户头全被冻结，他逃到柬埔寨一直不敢回香港。

胡济舒在香港没有结婚，但他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人，91年分居，这个女人给胡济舒生了两个孩子。胡济舒逃到柬埔寨以后，张子强在坐牢，我们就失去了联系。93年的时候，我从一位搞旅游的朋友那儿得知，胡济舒在金边开了一家大世界酒店，我那时因机场劫款案受到牵连，在香港很难混，就到柬埔寨去找他。

这样和胡济舒又联系上了。后来我就带一些假劳力士表和假钻石到柬埔寨去卖，每次去都住在金边胡济舒的大世界酒店里，虽然是兄弟，但胡济舒每天仍要收我20美金的房租。”

    林林追问细节：“这次绑架，张子强为什么没有让胡济舒去香港参加？”

    张志烽回答说：“启德机场劫案款，胡济舒被香港警方通缉。1995年虽然张子强上诉成功，但香港警方一直没有撤销胡济舒的通缉令，所以至今胡济舒也还是回不了香港，因此他也不能到香港去参加绑架。他每次回来只能在广州深圳珠海和他的老家东莞转转，而且用的也一直是陈树光的假护照。”

    林林问：“这次胡济舒是如何参加进来的？”

    张志烽回答：“是张子强拉他进来的。那次我摆儿子的满月酒，张子强就要我邀请胡济舒一起参加绑架……”那晚快10点了，张志烽在广州为儿子摆的满月酒宴才渐渐结束。散席时，胡济舒都有点醉了，张志烽送他出来。

    走到酒楼门口，张志烽对胡济舒说：“蝠鼠，明天早上你到胜利宾馆来，大富豪夫妇住在那儿，我们约他们夫妇一块儿喝早茶，我有好事告诉你。”

    胡济舒满口酒气：“好的，好的。”

    第二天一早，胡济舒乘的士来到胜利宾馆。胡济舒下车后，张志烽已经在楼下大堂里等候。

    张志烽迎上来对胡济舒说：“大富豪还没有起床，我们再等等。”两人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下来，张志烽递给胡济舒一支烟。

    张志烽说：“蝠鼠，大富豪在计划干一单大的，问你干不干？”

    胡济舒心有灵犀一点通：“干，这些年手头一直很紧。”

    张志烽说：“好，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了，我们一块儿干。”

    这时，张子强走了过来：“怎么样，谈什么？”

    张志烽说：“谈那单生意呢，蝠鼠说，算他一份。”

    张子强说：“没有问题，我知道蝠鼠在柬埔寨过得不好。今天，我们还要商量一下细节。阿斩，等会儿你把观察的情况再说一说，让蝠鼠参考参考意见，尽量要把漏洞控制到最校”张子强拉胡济舒进来，并不是仅仅如他所说，“多年的兄弟了”，因为此前张子强所策划的另一宗绑架，就没有拉胡济舒他们进来。

也不是因为人手不够，作为一个绑匪，胡济舒的年龄已经不适应在一线冲杀了。再说，张子强知道胡济舒仍在香港警方的通缉中，还不能自由进入香港。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71)

    作者：杨黎光(2003年08月26日)来源：海南日报“军师”胡济舒我想，这一次张子强拉胡济舒进来，是有着另一方面原因的。胡济舒在张子强犯罪集团里有“军师”的地位，他的思维一直比张志烽他们缜密，再加上他平时喜欢钻武侠小说，喜欢所谓的谋略，张子强在这一点上一直对他很尊重，拉胡济舒进来，是希望他帮助把计划考虑得更严密一些。

    张志烽把新鸿基大厦楼下的观察，一一地对胡济舒叙述了一遍，胡济舒非常仔细地听，听完以后并没有马上说什么，他还要好好想一想。

    张子强与胡济舒、张志烽商量后，张子强夫妇当天就回香港了。第二天胡济舒在广州转转后就到了深圳，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第三天，张志烽从广州赶过来了。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是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坐落在著名的罗湖口岸和深圳火车站广场旁。所以，大酒店的豪华大门前，永远是车水马龙。住在酒店的客房里，楼层稍稍高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

此时，胡济舒就站在他住的房间窗户旁，正顺着罗湖海关方向眺望香港。自从1991年启德机场劫款案被通缉，他就一直没有回过香港。现在香港还有他和一位女人同居时生的一儿一女，他还要负担这一对儿女的生活教育费用。

胡济舒和张子强一样，是一个犯罪的好手，但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他虽然在柬埔寨有一个“大世界酒店”，还在柬埔寨有一些其他的生意和物业，但由于他经营无方，再加上柬埔寨前些年政局一直动荡，他也一直处在入不敷出的境地。他一直缺钱，因此，张志烽一说请他参加绑架，他马上就答应了。他也在这最后一桩案子上栽了。

    这天，张志烽开着一辆车来到香格里拉大酒店。

    张志烽来到胡济舒住的房间，看见房间里只有胡济舒一个人。

    入座后，两人扯了一些闲话，就又开始商议细节，胡济舒请张志烽把所有细节再说一遍。

    张志烽说：“我已经在新鸿基大厦下观察了好几天，郭老板每天下班后都去健身房，大约在六点多钟回家，开的是一辆浅蓝色的宝马车，车号我都记下了。一般来说下班后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大富豪打算在他回家的路上绑架他，然后用车拉到我们租来的屋子关押。”

    胡济舒想了想说：“这样，需要几个开车技术好的，我的一个香港朋友老甘（甘永强），车开得很不错，算他一个。另外，他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叫阿鸡（邓礼显），要是人手不够也算一个吧。”

    张志烽说：“没问题，正缺人手呢。”

    胡济舒又问：“什么时候动手？”

    张志烽说：“等大富豪的最后决定，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人手齐了还要再分一次工。”

    两天后，胡济舒搬回他在深圳广东银行大厦的房子住下。那天，他在深圳“喷泉酒楼”，请参加这次绑架活动的兄弟们吃饭。“喷泉酒楼”就在胡济舒住的大厦的楼下，它有一个醒目的灯牌：喷泉酒楼。胡济舒他们在这儿再次商议绑架的事宜。

    张志烽和陈树汉乘车来到喷泉酒楼门口，两人下车。同时从车上先后还下来两个人：第一个人叫陈森友，香港居民，花名阿牛；第二个人叫薛永森，花名阿细，香港居民，这些人都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成员。

    4人在迎宾小姐的引导下，走进“喷泉酒楼”的一间包房。胡济舒已经坐在里面等候。

    大家落座后，就点菜，在等菜的时候，张志烽对在房间里的服务小姐说：“小姐，你先出去，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再进来好吗？”服务员出去了，并随手关上了门。

    此次这伙人的聚会，是为了商议绑架的具体细节和初步分工，主要是做案前的准备工作。按照常规像这样的重要聚会，作为匪首的张子强应该参加。但是张子强这个大盗，他策划作案有几个特点：一是，总的策划方案由他决定后，作案前的准备工作他并不亲历亲为，而只是把前期的工作交待给自己的亲信去准备；二是，每次作案经费都由他出，他做出匡算拿出作案经费后，对经费的具体用途也不过问；三是，一旦实施作案时，他不但亲临现场而且总是冲杀在一线；四是，作案成功后，张子强不替手下分钱。

他只是事前把自己要分多少告之大家，事成后他拿走自己的一份，其他成员分多少，他从不过问。这既是张子强作为一个“世纪大盗”的特点，也是张子强的一种古怪想法，他在看守所里曾跟审讯人员说：“黑社会里有些事情好丑，我从不参与给人分钱。

我只拿走我应得的一份，我多一分钱都不拿。”这是张子强的逻辑，常人看来就不一定说得通，而他确实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办案人员告诉我，两次大的绑架案，钱都是张子强去收的，每次他都只拿走他的一份，这一份钱是事先商定的，他确实不多拿一分钱（当然他分得的是最多的），然后把剩下的赃款交给同伙去分，事后连问都不问。

    这次策划绑架香港新鸿基地产的老板郭炳湘，张子强事前经过精心策划后，先叫张志烽观察了郭炳湘的行动规律，然后觉得事情已经成熟，就拿出200万港币交给张志烽做准备。

    于是，在这次聚会上，张志烽要做出分工，他对大家说：“事情已经和大家说过了，如果大家都愿意干，我就分分工。阿牛（陈森友）先负责买车和租房子，我先给你40万，不够再说。其他人等消息，有事随时通知大家。”

    花名叫阿牛的陈森友点点头，从张志烽处领了40万港币后，就赶回了香港，去看房和买车去了，其他人都在静等消息。

    当张志烽经过苦苦挣扎决定争取坦白从宽、正在交待这个犯罪集团的犯罪事实时，关在广东省看守所612仓的张子强仍然以为自己能很快回香港。自称为香港黑社会第一人的张子强，总是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对待生活，对待自己，他把自己的命运当做一个筹码放在赌台上，等待自己赌运的好转。

此刻，他在监仓里非常适应地生活着，不时地还表现出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做派”……这天清晨，612仓里的在押人员都起床了，张子强也慢慢悠悠地起来了。此时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刮胡子了，胡子留得很长。

    起床后，大家按照监仓规定把各自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张子强却把自己的被子一窝就堆放在那儿。

    大家一一去洗漱，洗漱完后把各自的口杯、毛巾都放得整整齐齐的。张子强漱完口洗过脸，把口杯往台子上一推，把毛巾随便一扔，结果把别人放整齐的口杯、毛巾都弄乱了。

    洗漱结束后，大家整理内务卫生，有人冲厕所，有人拖地板，有人整理被褥。张子强一个人坐在地铺上什么也不干。一位负责内务卫生的年轻人犯对张子强说：“喂，把你的被子叠叠好，口杯、毛巾也放整齐。”张子强不在乎地说：“我坐过无数次的牢，却没有当过兵，不会把被子叠得像萝卜糕一样。”

    年轻人犯也生气，声音变高地说：“我不管你哪一天回香港，你在这儿一天就要这么办！”

    张子强眼睛里露出一股凶光说：“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教训我？”

    年轻的在押人员冲上来：“你是什么东西？进来一个多月了，从来不搞卫生，一个月都不洗澡换衣，仓里的卫生都让你给搞糟了。”

    张子强站了起来，瞪着眼睛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一百遍了，我很快要回香港了，我回香港再洗澡，再说我也没有带洗换的内衣呀。”

    这时，管教小王来了。

    小王在监仓门上的小窗上看得一清二楚，他喊道：“陈庆威，出来，谈话。”

    “哗———”的一声，监仓门被小王打开了。

    张子强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他又忘记了要蹲下来。在看守所也许是为了安全的原因，在管教到监仓提人犯的时候，管教要开门锁门，在开门锁门的时候，要求人犯蹲下来。张子强总记不住这个规定，今天小王提出张子强转身正要锁上仓门时，看见张子强又没有蹲下，就威严地用手一指：“蹲下！”

    张子强一脸的不情愿，但还是蹲下了。

    小王带着张子强到了谈话室。

    一走进谈话室，张子强往椅子上一靠，两手一抄抱在胸前，不满地说：“管教，今后出门进门时，能不能不蹲下？”

    小王问：“为什么？”

    张子强说：“我在香港毕竟也是一个大佬，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

    小王一脸正色地：“陈庆威，这正是我今天找你谈话的内容。你要明白，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在看守所里。看守所是暂时剥夺自由的羁押场所，你今后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被法办；一是被释放。无论是哪一种出路，在看守所里都应该认真地考虑自己的问题，配合司法机关弄清楚自己的问题。”

    张子强说：“我在内地没有问题。”

    “你要注意三点，一是配合办案，二是遵守看守所的管理，三是在仓里不能生事。”

    张子强分辩说：“我没有生事，但是，阿猫阿狗也来管我？”

    小王说：“陈庆威，在外面没有什么人管你，在看守所你要学一下什么是纪律，适应被人管，学会有条理的集体生活。”

    张子强瞪着眼正看着小王，半天没有说话。

    小王拿出一叠衣服：“这是所里给你买的内衣，你换一换。”

    张子强没有立即接过看守所给他的内衣，他在犹豫着，他感到这几件内衣对他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张子强是在珠海高尔夫山庄仓促逃跑后被抓的，当时他虽然匆忙中买了一套外衣，但并没有准备内衣，他根本没想到会那么快被抓。

元月25日被抓后，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很快回香港，所以不洗澡，不刮胡子，也没换内衣。今天早上和同仓的人吵架，也是基于相信自己能回香港。现在管教小王递给几件内衣，他不是体会到看守所对他的人道关怀，而是从这几件内衣上，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他暂时回不了香港的一种信号。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极不情愿地接过衣服，口中嘟嚷着：“我可以回香港后再换。”

    与此同时，林林他们在争取突破张志烽的时候，也不时地敲打一下张子强，让他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在小王和张子强谈话后的第二天，林林他们又提审了一次张子强。

    张子强被带进审讯室时，林林看见他的胡子已经长得差不多有一寸长了。

    林林笑着说：“胡子还是留着回香港刮？”

    张子强回答说：“你们应该送我回香港。”

    王立新说：“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是不可能考虑送你回香港的！”

    张子强突然气急败坏地用手敲着椅子的木扶手说：“你们违法，我要告你们。你们没有搞清楚我的问题，就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你们已经超期羁押了，这是违法的。”

    林林笑嘻嘻地拿出一本《刑事诉讼法》翻到其中的一页，走到张子强面前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期从弄清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之后算起，你不是说你叫陈庆威吗？我们还没有查清楚你的真实身份呢，所以，你不属于超期羁押。”

    张子强拿起林林递过来的《刑事诉讼法》，认真地看林林给他指出的那条。然后抬头起来：“这一回我算输给你了。”

    林林笑着说：“那就认输吧。”张子强把身子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

    王立新说；“面对现实吧，你跟谁过不去？你最终跟你自己过不去。”

    张子强从裤袋里掏出一张卫生纸，捻成一个小球塞进了耳朵里，然后干脆把眼睛闭上，他以无声来反审讯。

    这一次他沉默了半天，就是不说话。我在看审讯张子强的录像带时，发现在审讯中，张子强时而滔滔不绝，时而整天不说一句话，时而与审讯人员硬抗（如将卫生纸塞耳朵等），时而与审讯人员软抗，和你嘻嘻哈哈尽说一些没边没际的话。有时甚至会突然不耐烦地对审讯人员说：“怎么样？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像他在主持着审讯工作。审讯这样的江洋大盗对我审讯人员确实是一种考验。

    林林他们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对张子强不急不躁，把张子强“闷一闷”，再提出“晒一晒”，逐步地摧毁他的心理防线。在突破张志烽后，林林他们乘胜追击，利用张志烽的交待，再来突审胡济舒，拟再以胡济舒的口供来印证张志烽交待的真实程度，进一步把案件往纵深处深入。但是，有着“老狐狸”之称的胡济舒，仍然抱着侥幸的心理负隅顽抗，审讯工作不顺利。

    再次提审胡济舒的时候，胡济舒坐在那儿一副一脸无辜的样子，望着审讯人员。林林单刀直入：“你去年有无回国？”

    “有。”

    “什么时间？”

    “大是8、9月间。”

    “到底是8月还是9月？”

    “记不清了。”

    “那么，我提醒你一下，是不是吃张志烽儿子的满月酒时？”

    胡济舒抬头望着林林，不知道林林卖的什么药，想了想回答说：“是的，是吃张志烽儿子满月酒的前一天，我从泰国返回广州，住在中国大酒店，第二天参加了张志烽为他儿子摆的满月酒。”

    林林说：“那好，我告诉你，那不是9月，而是8月。”

    胡济舒有点发慌，不知道林林到底卖的什么药。

    林林又问：“来吃张志烽儿子满月酒的还有哪些人？”

    “记不清，来了不少人，有张志烽家的亲友，还有一帮朋友。”

    “有张子强吗？”

    胡济舒已经被顶到了胡同，他不得不承认：“有，有，张子强也来了，他们夫妻俩都来了。”

    林林问：“喝完酒以后呢？”

    “饮完酒后各自回去休息了，张子强没有和我住在一起，他们夫妇俩住在胜利宾馆。”

    林林故意打断胡济舒的话：“这些我们都知道，不用你重复了，第二天呢？”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张子强夫妇俩已经回香港了。我就和一位朋友到南湖去玩了，晚上在东方宾馆对面的南海渔村吃的饭，之后回酒店休息。”

    “第三天，你住在深圳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吧？”

    胡济舒望着林林，心里更加发慌，那眼神里分明在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

    林林又问：“你这次回来的目的？”“只是回来玩一下，旅游观光，既没有投资做生意，也没做其他任何事情。”“你这次回来见过哪些朋友？”“在广州见过阿鸡，真名叫邓礼显。在深圳香格里拉见过一些相识的朋友，在一起吃吃饭，其他没有什么。”

    林林说：“我还没有问你其他事情，你不要此地无银三百两。”

    胡济舒手脚无措地说：“我没有三百两，我没有三百两。”

    林林又问：“你后来是不是去了东莞的华侨酒店？”

    胡济舒抬头望着林林回答说：“是的，是的。”

    林林步步进逼：“见过一些什么人？”

    “见过我母亲，还有我大哥、二哥。”

    “还有哪些人？”

    “除了我母亲，大哥二哥，其他人没见过。”

    “你讲的都是实话吗？”

    胡济舒显得底气不足，声音低了八度：“都是实话。”

    林林说：“这个问题你就不是说实话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和你的一帮朋友聚在东莞华侨酒店好热闹啊！你们在那里商量些什么？”

    “没有的事，我记不起来了。”

    “是记不起来，还是没有？请你说清楚。”

    “是记不起来了。”

    “你什么也没有干，家里哪来的那么多钱？”

    “那是我哥哥的。”

    “你哥哥的？你哥哥也参加了张子强的犯罪？”

    胡济舒马上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与张子强无关。”

    林林问：“你藏在深圳广东银行大厦住处的那一大笔钱是谁的？是怎么来的？据我们所知，除了存在深圳、东莞的一大笔钱，你还拿走了一大笔钱到泰国。”

    胡济舒说：“这事要问我哥哥。”

    林林说：“我们已经问过了，你哥哥说是你拿回来的。”

    胡济舒沉默不语。

    林林站了起来，声音严厉，但脸上却带着微微的笑容：“胡济舒，你参与了张子强的犯罪活动，你们的事情已经败露了。这一段时间你一直抱着侥幸心理，跟我们兜圈子，现在你也该知道我们掌握了你多少情况了。好了，不谈了，现在吃饭！”

    王立新拿来了盒饭，递给胡济舒一盒，胡济舒两手接过，拿在手上痴痴地端着。林林他们打开饭盒，同时也帮胡济舒打开饭盒，饭盒里的饭菜都是一样的。

    吃饭的时候，谁也不说话，这次林林的提审，由于针针见血，对胡济舒的打击是沉重的，整个下午他明显话少了，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到了吃完晚饭，他就彻底崩溃了……这顿晚饭，胡济舒吃得特别慢。林林和王立新交换了一下意见，觉得胡济舒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再加一把劲，恐怕就要攻下了。于是，决定吃完晚饭再次提审胡济舒。

    胡济舒坐在审讯室沉默着。

    林林走上前递给他一瓶矿泉水，问：“胡济舒，想清楚了吗？”

    胡济舒眼睛直直的，接过矿泉水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然后望着林林下了决心似的，说：“我参与了张子强的绑架活动。1997年8月，我从泰国回广州时，张志烽告诉我他们准备要绑架郭炳湘，张子强、张志烽已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后来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张志烽告诉我，绑架活动已策划快一年了，本来想在1997年7月1日前实施，后因为香港回归，张子强认为整个大气候不适宜，这件事就拖了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手还不足。

    当时我就提议让邓礼显和甘永强参加这次活动，后来又提议胡文加入了，除了人员变动外，其他基本都是按原定方案进行的。从深圳到东莞华侨酒店，都一直在商量此事。记得在东莞华侨酒店那次，到场的有阿细（薛永森）、阿斩（张志烽）、阿牛（陈森友）、甘永强、我和大哥D（陈树汉），这次主要商量的是行动细节。

当时按照分工，阿牛负责购买绑架用的车，租赁关押人质的房子……陈森友在香港新界马草垅村看中一套房子，那天约张子强和张志烽来看房子。

    香港新界马草垅村，就是后来张子强用来藏炸药的地方，在香港采访时我来过这里。用我们内地的概念，应该是香港的乡下，一条乡间马路通往一个自然村，这里非常僻静。

    陈森友领着张志烽、张子强来看这一处房子。张子强说：“房子还可以，也不显眼。大小也合适。”接着，张子强在屋前屋后转了几圈，就在路边停下。看见有几辆车正好从房子边开过。突然他断然否决，说：“不行，离马路太近了。不安全。”

    张志烽也转来转去看了看，同意张子强的意见：“离马路是近了些。”

    陈森友说：“可是已经买下了。”

    张子强说：“那就另买一处。”说完，他们就上车走了。

    数日后，张志烽、胡济舒他们在东莞的华侨酒店里再次碰面，商量具体事宜。

    一大帮人都挤在胡济舒的房间，而且里面有很多“烟枪”，房间里乌烟瘴气的。

    张志烽问：“阿牛（陈森友），你负责联系买车和租房的事怎么样了？”

    陈森友（阿牛）回答说：“在新界买的那处房子，你和大富豪（张子强）都说不合适。”

    张志烽插话：“大富豪不是说再租一处吗？”

    陈森友说：“可钱已经花出去了。现在我通过朋友何志昌以他女朋友的名字找到一处地方，在新界的马鞍岗200号，地方比较偏僻，马路可以直通到房子前面，车子可以开进院子里面。只要你们看了合适就可以租下来。买车的事，我已经挑好了一部二手的面包车，假身份证件也搞到了，但你给的那40万已经花完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缺钱。”

    “缺多少？”

    “买车和租房子，加上其他费用，大约还缺20万。”

    “还缺那么多？”

    “是呀，你可以算一算嘛。”

    张志烽不吭声了，其他人也不吭声。

    胡济舒就问：“怎么回事？当初是怎么计划的？”

    陈森友说：“大富豪给了阿斩200万，他要结婚，又是买新房又是装修，贪污了几十万。现在我们经费不够了。”

    这是绑架郭炳湘前发生的一个插曲。

    此时，张志烽正在筹备结婚。我从案卷上看到，张志烽是1997年1月在成都登记结婚的，他的儿子是1997年7月出生的，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张志烽是在妻子已经怀孕的情况下筹备结婚的。

因为，当时时间一定很紧，他要买房，装修，都要用钱，而他手边又没有什么积蓄，不结婚妻子的肚子又在一天天大起来，因此，就把张子强给他作案经费贪污了。他原以为张子强给的经费有很多，他贪污的事不会暴露出来，没想到，张子强看不上陈森友在马草垅村买下的房，这样就又要买房，于是他的“贪污事件”就暴露出来了。

    陈森友把事抖出来后，张志烽就不说话了。

    胡济舒在张子强犯罪集团里有军师地位，此时要发挥作用了。他看见事情卡壳了，并且影响了整个作案的准备工作，没有房子没有车，绑架活动就无法进行，大家前期做的工作都要泡汤了，一个个都在眼巴巴地等待着“开张”，成功后每人会有一大笔进账。胡济舒自己也在等待着，可不能因为张志烽的原因而流产。

    胡济舒问张志烽：“你能拿出20万吗？”

    张志烽一脸苦笑：“我又是结婚，又是生孩子，又要养老婆，我哪还有钱。有钱我也不会挪用埃”胡济舒说：“我从柬埔寨回来也没有带这么多现金埃其他有谁能拿出20万，事成之后再还。”

    满屋子的人没有一个吭声，其实屋里的人个个都可以拿出20万，大家就是不想拿。

    陈森友这话是说给大家听的：“如果没有这20万，车买不成，房子也租不成，这活就没法干了。”

    房间里一时间沉默了下来。大家你也不看我我也不看你，都在埋头抽烟。

    胡济舒隔着烟雾看着大家，烟雾中个个都是不想出钱的神情，有人还往洗手间跑。胡济舒不由得微微摇摇头。

    这时，有人说：“要不，蝠鼠，你找大富豪再要点，反正事成后，他拿大头。”

    胡济舒说：“不行，据我所知，他最近手气不好，欠着葡京赌场的不少账呢。”

    有人插嘴说；“那也不能为这点钱给憋死啊！”

    胡济舒在张子强犯罪集团里有仗义疏财的名声，据说他借给同伙的钱有几百万之多，他从来不催要，所以他张口向别人借，一般大家都会给他面子。而在这伙人当中，胡济舒和甘永强、邓礼显关系最铁，这两个人又是他推荐参加进来的，所以此时胡济舒扭头对甘永强说：“这样吧，老甘，给你香港的阿鸡（邓礼显）打个电话，让他先垫付20万元，直接交给陈森友。

这笔钱就算是阿鸡借给我的，事后由我来还。”甘永强点头。胡济舒实际上把绑架活动向实质性的方面推进了一大步。

    后来，我从张志烽的审讯笔录上看到，张志烽说，邓礼显也没有出这笔钱，最后还是由张志烽自己东挪西拉地凑上了这笔钱。经过那天东莞华侨宾馆的商议后，绑架活动加快了进程。

    最后一次商量绑架郭炳湘是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这一次张子强亲自来了。因为这已经是行动的前夕，张子强要亲历亲为了，这也是他作案的特点，到行动时，他是事必躬亲的。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张子强这个职业罪犯的狡猾和老谋深算。

据张志烽交待，张子强在行动前，自己导演了一场绑架自己的行动，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万一绑架时失手，他可以说是被别人胁迫来绑架的……1997年9月27日，在香港何文田街张子强家门前的一间快餐店里，发生了一桩后来谁也说不清的绑架案。

    那天，张子强从自己家中走了出来，带着他那6岁的大儿子一块走进了家门口的这间快餐店。落座后，张子强为儿子要了一点小吃，这时店里客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的客人正坐在各自的角落里吃东西。

张子强让儿子吃，自己却看了一下手表，好像在等人似的。突然，两个蒙面的人，手中拿着枪冲了进来，抓起张子强就往外推，一个蒙面人用枪指着快餐店的人大叫：“都别动，谁动打死谁，我们只要这两个人，跟其他人无关。”说着，还拉了一下枪栓，掉下了两粒子弹。

    这班人抓着张子强父子俩推上了门口的一辆轿车，绝尘而去。

    整个事件发生得非常快，快餐店里的人面面相觑，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载着张子强父子俩的车开了一会儿，张子强的儿子吓得脸色发白，紧紧地靠在张子强的身上。

    突然，蒙面人拉下了面具，原来是甘永强和邓礼显，两人笑了。

    张子强对脸色发白的儿子说：“别怕，是叔叔和我们开玩笑，今天我带你到深圳去玩。”

    当天，据说张子强并不是从深圳罗湖海关进的关，而是偷渡过的关，来到深圳。他安置好儿子后，于1997年9月28日上午，来到胡济舒住的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此时其他参与行动的人员也集中到了这儿。

    张子强走进房间给大家布置行动，房间里还有胡济舒、张志烽、薛永森、陈森友、陈树汉、汪凤琪、甘永强等。

    有一份香港地图放在房间的地毯上。张子强就站在这份地图旁，对大家说：“我再把大家的分工说一遍，张志烽在新鸿基大厦下负责观察‘肉参’（即人质）的行动，一发现‘肉参’离开新鸿基大厦，立即电话通知我；等到‘肉参’的车从我身边过去，我马上通知老甘（甘永强）；老甘的车立即在前面堵桩肉参’的车，我的车在后面打横拦住，把所有过路的车都堵在后面，不让他们进入现常大家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肉参’抓上大哥D的面包车，大哥D（陈树汉）开着那辆面包车立即送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房子。

整个过程要在10分钟内完成。然后由邓礼显把‘肉参’的车开走，停在海边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如果这些都成功了，打电话给我，就说：‘事成了’。然后由我与‘肉参’家谈赎金。明白了吗？”

    大家点头。

    张子强又说：“行动就定在明天傍晚。从现在开始，大家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明天一早，你们各自返回香港，到香港后谁也不准回家，全部集中到铜锣湾怡东大厦，我已经租好了一个单位，大家就在那儿休息，等待命令。”

    张子强又说：“我还有一个要求，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碰女人。”

    张子强不但赌性强，而且还特别迷信，相信玄学。作案时常常用赃款赃物祭鬼神。1990年香港启德机场劳力士表被劫案，香港警方在劫匪逃跑的路上找到一些手表。1991启德机场劫款案，警方同样在路上发现一些美金，其实都是张子强的迷信行为。张子强非常迷信，因此，他虽然好色，但是认为干“大事”时不能碰女人，他认为这样犯忌，会触霉头。

    这时，有人故意说笑：“老婆也不行吗？”

    张子强满面严肃地：“老婆也不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启德机场那档事后来失手吗？就是办事的头天晚上和老婆睡了。”

    大家一阵哄笑。

    张子强很认真地说：“我说的是实话，碰女人不吉利（突然面露凶光），谁要是弄砸了事，别怪我不给面子。”

    有人问：“武器呢？武器在哪儿？”

    张子强说：“不用你操心，明天到怡东大厦就发给大家。你们还有问题吗？”

    陈树汉说：“有，我有问题。明天行动？我可能不行，我的假证件还没有做好，偷渡又来不及，我恐怕参加不了。”

    张子强笑着说：“我知道，大哥D还在被香港警察通缉呢。蝠鼠，你的证件也回不了香港吧？你的任务是就住在香格里拉，一旦行动成功，我在和郭家谈判期间，一切由你指挥。我们都和你联系，我和郭家谈判成功，立即通知你，由你通知陈森友他们放人。（面向大家）没有蝠鼠的通知，你们不能放人。”

    大家点头。

    1997年9月29日上午，张子强犯罪集团参加绑架郭炳湘的成员，一个个分别走进了香港铜锣湾怡东大厦的一套公寓里。怡东大厦是一幢大约有几十年楼龄的旧公寓楼，这里住的人比较复杂，所以有生人进出也不特别引人注意。

    铜锣湾是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张子强选这儿作为匪徒的集中地，也表明了他作为职业罪犯的精明，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不容易引人注意。因为你如果选一处人迹稀少的地方，这么多作案人员的突然集中，进进出出必然会引人注意。张子强两次实施绑架，都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作为集中地。

    走进张子强租的这套公寓，如果你是个生人，肯定会吓一跳，房间里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两支AK47冲锋枪、一支雷鸣登猎枪和七八支手枪。陈森友又带来了两支手枪。这么多足可以装备一个武装小分队的武器，使房间里的气氛顿时显得紧张起来。

    可是，对于这些跟随张子强多年的匪徒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空气中反而弥漫着一种兴奋的气氛，因为他们此刻所想的是，绑架富翁表明着巨额的不义之财就要落入口袋了。大家在房间里或坐或躺说着笑话，等待着行动的开始。有人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就提议打牌。于是拿出两副牌，吆三喝四地打起来。

    这时，胡文无精打采地走了进来。

    有人拿胡文开玩笑：“胡文，来得这么晚，又没有精神，是不是和老婆亲热起晚了？”

    胡文一脸的怒气：“他妈的，还亲热？我恨不得杀了她！”

    原来，胡文由于长年不呆在家里，他老婆红杏出墙和别人好上了。这事让胡文知道了，他担心自己不一定能打得过人家，于是，就带了一把假枪，登门把奸夫吓唬了一下。结果，那人反而以非法持枪要挟人把胡文告上了法庭，法庭给胡文发来了传票。胡文正在等待着开庭。

    张子强犯罪集团显然是属于黑社会的，但张子强犯罪集团同香港黑社会组织又有所不同。香港黑社会组织有着严格的帮规，每一个入会者都要“拜堂会”，履行严格的入会手续。一旦你加入了黑社会组织你基本上就没有了个人的自由；但你若有了麻烦，你所加入的黑社会组织也会帮助你维护你。

    张子强犯罪集团与香港黑社会组织有两个不同，一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严密的组织，平时组织成员经常集中在一起，所以黑社会组织总是一帮一帮的。而张子强犯罪集团是松散性的，平时并不在一起集中，一旦准备作案了才集中。

另外，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成员，从张子强到胡济舒、张志烽都不崇尚暴力，因此，成员内部遇上了其他麻烦事，他们也不会像其他黑社会组织那样一伙一伙地去参与斗殴。至于张子强为什么不崇尚暴力，与他小时候最早跟着混世界的黑社会一个小头头的死有关，因为张子强亲眼看见他的死，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他后来不崇尚暴力。

张子强后来被捕后，曾和他的律师讲过这一点。我将在后来张子强与叶继欢犯罪集团合作时，再详细分析这一点，因为，叶继欢犯罪集团是一个暴力犯罪集团，叶继欢本人崇尚暴力，他平时也把自己的成员集中在一起吃住，到处买枪买刀。他的集团成员就有几宗人命案。

    由于张子强犯罪集团的这个特点，所以胡文的事张子强根本不过问，集团成员也不会过问，不但不过问，还拿胡文的事说笑。

    有人打断开玩笑人的话：“胡文的老婆红杏出墙，胡文反而吃官司。”

    胡文生气地说：“他妈的，没老婆不行，有老婆也烦。”

    有人接话：“有钱就行，黄脸婆放在香港，再包一个二奶，又年轻又漂亮。”

    另一人接话：“你以为你能包住她？你一离开，她就红杏出墙了。胡文，我不是说你噢。”

    胡文说：“像阿斩那样就好，找一个年轻的，还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蝠鼠问我干不干，我想都没想，干，有了钱什么都好办。”

    有人说：“来来，打牌打牌，不讲这些不吉利的话。咦，别出‘老千’（赌博中的作假）噢。”

    大家边说着笑话，边在等待着张子强的命令。

    1997年9月29日下午，在香港新鸿基大厦前，张志烽监视着大厦出口。他不停地看表，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 30分，还没有见到郭炳湘的影子。

    这时，张子强并没有到香港铜锣湾怡东大厦的那个单位里，张子强在另一处地方，指挥着全局。

    这时，怡东大厦单位里的电话骤然响起来，陈森友拿起电话。陈森友：“喂，大富豪，好的，好的，我们马上行动。”陈森友放下电话对大家说：“大富豪来电话，让我们准备好。”

    匪徒们立即行动起来，纷纷拿上武器，装进两个旅行包，然后分别下楼。

    大厦门口停了一辆白色“TOYOTA”旧面包车。陈森友上车发动，其他人分别上车，车子立即开出，车牌号是GZ3612。

    在香港新鸿基大厦前张志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新鸿基大厦的出口，他又看看手表，时间是6点40分。他精神紧张起来，因为这是郭炳湘平时下班回家的时候，等他再次抬头的时候，那辆他所熟悉的浅蓝色的宝马车已经开出了大厦。

    张志烽立即拿起手机，对着手提电话说：“老板收工了。”

    张志烽打完电话就离开了，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郭炳湘的车出了新鸿基大厦后，朝海滩道方向开去，此时马路上车流很长，香港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又是靠在海岸线边建的城市，海岸线一般多山，城市会显得更拥挤。所以，香港恐怕是全世界车流最长的城市，但是香港的城市交通管制也是最好的。虽然车多，但交通秩序井然，车流较为缓慢，但较少塞车。郭炳湘的车，顺着车流慢慢地朝前开着。

    这时，天还没有黑，在海滩道的一个拐弯处，停着一辆车牌号为HG7396的小车，车上坐着张子强。

    这是海滩道的一个拐弯处，交通标志表明这是一个单行道，窄窄的道路只容得下一辆车行驶。张子强的车停在弯道的这一边，他从电话里听到张志烽的报告后，立即用对讲机通知了前面的人：“老板已经收工了，车子一经过，我立即通知，你们就行动。记住，浅蓝色的宝马。”

    这时，郭炳湘那辆浅蓝色的宝马车已经经过香港仔隧道，开上了浅水湾道，仍然是郭自己开车，没有带司机，车上只是他一个人。

    在海滩道弯道旁停车的张子强已经发动了汽车，此刻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汽车的手刹，聚精会神地注意着自己车的倒视镜，随时准备开动汽车。很快看见郭的车快速经过他的车边，朝前开去。

    张子强立即拿起对讲机：“车已过了。”说完，松开手刹，脚踩油门，把车子打横放在马路中间，立即把整个马路都堵住了，然后下车把引擎盖打开，假装车子出了故障，在修车。

    海滩道弯道的另一头停着已经开车等在这儿的甘永强，他手拿对讲机，对讲机里传来张子强的声音后，甘永强立即将没有熄火的轿车（车牌号FK9630），也打横堵在马路中间。

    只一会儿功夫，郭炳湘的车就从弯道的桥下钻过来，他看见前面有一辆车停在马路中间，立即刹车。

    这时，也停在一边的陈森友那辆白色“TOYOTA”面包车（车牌号GZ3612）已经跟了上来，紧紧地顶在郭的宝马车后面，使他动弹不得。

    郭炳湘见前面的车子不动，就按了几下喇叭。突然他从车子的倒视镜中，看见后面的车子里跳出来好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每人手上都拿着长短武器，把宝马车团团围住了。

    郭本能地叫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没等郭缓过劲来，绑匪们已经把他从车上拖下来，几个人架着他强力塞进了后面的面包车，立即有人将他绑上，并用胶带纸封上了嘴。同时陈森友在倒车，然后从郭的车旁挤过，绝尘而去。

    绑架行动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陈森友将郭炳湘拉走以后，邓礼显从甘永强的车上下来，上了郭的宝马车，车钥匙还插在钥匙孔里，宝马车的发动机还开着，邓礼显轻轻一踩油门，发动机轻声地哼起来，邓礼显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好车。”

    此时，前面的甘永强已经将自己的车开走，给邓礼显让开道。

    邓礼显开着宝马车绕过甘永强的车，将车开到事前看好的离现场50米的一个海滩停车场放好，自己就离去了。郭炳湘坐的那辆豪华型宝马车就静静地停在那儿，谁也不会注意到主人已经离去，可车钥匙仍然挂在车上。

    在香港浅水湾道上，陈森友一边开车，一边用对讲机通知张子强：“成功了，成功了！”

    此刻，张子强仍然在香港海滩道弯道旁，他的那辆横在马路中间的车子，车的引擎盖仍然打开着，张子强用自己的车把后来经过海滩道的车都拦下了。当假装修车的张子强听到对讲机里传来陈森友“成功了”的声音时，马上把自己车的引擎盖盖上，装成车子修好了，还跟停在后面的车子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钻进车里发动汽车，也绝尘而去。

    由于行动迅速，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道路上已经恢复了平静，谁也没想到香港的亿万富翁郭炳湘刚刚在这里被人绑架了。这是一桩惊天绑架案。

    马路上，张子强边开车边用电话通知陈森友：“让‘肉参’（即人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就说自己被绑架了，叫家里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陈森友接到张子强的电话，立即对自己的同伙说：“叫他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车上的同伙立即把压在身下的郭炳湘抬起来，撕开贴在他嘴上的胶带纸，又从郭的包里掏出他的手提电话，说：“快，快给你家打一个电话，叫你家里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可是没想到，郭炳湘非常强硬，拒不和绑匪合作，坚决不打这个电话。匪徒们将他按下抬起好几次，他就是不打，并且你只要撕下他嘴上的胶带纸，他就教训这帮匪徒。

    陈森友无奈，只好又给张子强打电话说：“‘肉参’不愿打电话。”

    张子强得知郭炳湘不配合时，知道事情不会像预先计划的那么顺利了，他气得骂了一句，就把车开到一个僻静处，用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给郭家打电话。

    在郭家，郭妻正在纳闷，平时丈夫下班回家都很准时，如果有事一定会事先打电话回来，可是今天这么晚了，也没有电话来。正在这时，豪华的客厅里，电话响起来了。郭妻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张子强的声音：“你家先生还没有回家吧？”

    郭妻下意识地看看客厅里的挂钟，挂钟指向7时35分。郭妻脸色骤变，忙问：“你是谁？”

    张子强：“我是谁不要紧，我只是告诉你，你的先生在我手里，要想平安，花钱消灾吧。”

    郭妻显得六神无主，拿电话的手在发抖，她很快镇静下来说：“没有接到我家先生亲自打来的电话，我无法肯定你所讲的是不是事实。”

    郭妻的话让张子强噎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那么好，你等着吧！”

    接着，他又给陈森友打电话。

    这时，陈森友已经将郭炳湘拉到事先租来准备关人质的香港新界马鞍岗 200号。这是一幢靠山边的二层砖房，有院子，有围墙，周围有很多树木。车可以直接开进院子，院子离公路约有一公里。

    到了马鞍岗200号后，匪徒们立即按事前的分工，将郭关在一个房间里，用一条铁链锁上郭的脚，仍然用胶布贴着郭的眼睛。

    在另一间屋里，陈森友接完张子强的电话后，走进关押郭炳湘的房间，对他说：“你还是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吧，否则，你老婆会认为你不安全。”

    没想到郭一点也不怕，他拒绝配合，对绑匪们说：“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你们要为今天的事后悔的。”

    几个匪徒气得大骂，上前对郭拳打脚踢。郭仍不就范。陈森友只好又给张子强打电话。张子强在电话里听到打人的声音，马上制止：“别动粗，我再想想办法。”

    张子强为防止被人电话跟踪。又换了一个街边公用电话亭给郭家打电话。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此刻，郭家客厅里已经坐了很多人，可以看出一家人都在，大家都在关注着电话。郭家那种富裕祥和的生活，被绑匪们完全打乱了。

    这时，客厅里电话铃响。焦急的郭妻立即拿起电话。

    是张子强的声音。在夜色的掩护下，张子强站在街边那个公用电话亭里，拿着电话，轻声说：“现在几点了？”

    郭妻已经听出了是刚才打电话来的那个绑匪，她不由自主地看看家中的钟：“12点10分。”

    张子强说：“你家先生还没有回家吧。今夜肯定是回不了家了。还回不回得了家，什么时候回家，要看你的表现了。”

    此时的郭妻，显然是家里已经事先商量过了，所以显得比前一次镇静一些。

    郭妻说：“一切都必须听到我先生亲自打来的电话才能谈。否则，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安全。”

    张子强阴沉沉地说：“那好，你就耐心地等吧，我想王德辉事件你不会忘记吧？”说完挂了电话。

    在郭家客厅里，郭妻对着电话：“喂喂，喂喂！”一家人都焦心地围了上来，电话耳机里传来忙音：嘟—嘟—嘟—有一个叫何志昌的香港小老板，他并不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成员，却被一个团伙拖了进去。

    他虽分得了1500万港币的账款，但钱还没有焐热，“千万富翁”就要付出10年牢狱之苦；由于人质不肯屈服，绑匪残酷地对他进行身心摧残；张子强独得赎金3个亿，转眼一夜输掉几千万……张子强与郭家的谈判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这让张子强感到很头痛，绑匪们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绑架的目的是为了勒索钱，时间拖得越长对绑匪就越不利。可现在郭家坚持不接到郭炳湘本人的电话，以确定他是否安全，就不和张子强谈判赎金。而郭炳湘本人就是不和绑匪配合打这个电话。事情僵持了，张子强也急得一下没招了，就拿出曾经在香港社会引起过轰动的富商王德辉被绑架的案件来威胁郭家。

    说起王德辉，内地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说香港华懋集团现在的主席、那个总扎着一对小辫子，像一个陕北扭秧歌的姑娘，人称“小甜甜”的龚如心也许大家就不陌生了。据《福布斯》杂志 2001年的统计，龚如心以30亿美元的身价排名世界富翁第109位，成为亚洲的第一富婆。龚如心就是王德辉的妻子，她是在王德辉出事以后，肩负起华懋集团的决策重任，拓展华懋集团业务的。

    王德辉在香港经过多年的奋斗，建立起了华懋集团，他的事业在香港蒸蒸日上。就在这个时候，由香港退职警官钟惟政和台湾人陈麟之主谋策划，企图绑架王德辉。陈麟之和钟惟政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投入了20多万港币的经费，用于作案前的侦察，摸清王德辉的生活起居习惯，购买了作案时用的车、船、武器和手提电话。

     1990年的4月10日，陈麟之和钟惟政纠集了10多名犯罪分子，在王德辉下班必经一条街道上，拦截了王德辉的汽车将其绑架，绑匪们抓住王德辉后，马上换乘一辆事先准备好的汽车逃离现场，驶往香港的一处海边，然后把王德辉塞上一艘已经事先买好停放在这儿的木船上，驶往海上。

    然后，绑匪才给龚如心打电话，勒索 6000万美金，此案一时成为香港爆炸性的新闻。

    后来此案告破，香港警方曾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广东省公安厅予以支持。省公安厅积极配合，很快在内地抓获了多名涉嫌此案的劫匪，并及时移交给香港警方。

    但是，人质王德辉却最终不见踪影，社会上一时传言纷起，新闻传媒也热闹了起来。有人说王德辉被绑匪扔到海里淹死了；有人说王德辉仍然活着，改名换姓藏匿起来了。但是，王德辉终究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宗绑架案最终成了一桩悬案。而且多年来，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久谈不衰的话题。有人还将它拍成电影电视，设计了多种结局。

    王德辉的夫人龚如心在危难中挑起了华懋集团的重担，掌管了“华懋”的大印，并且迅速发展了“华懋”的事业，这成了另一段佳话。

    王德辉案件，虽然在香港众多的刑事案件中，并不一定是块“头牌”，但王德辉案件在香港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富人们说起此案仍然有点谈虎色变。王德辉案件也被一些罪犯利用作为敲诈富人们的一个武器。

张子强就在两宗绑架案中利用王德辉案件威胁事主。而且事实证明，他的威胁是有效果的。我后来分析，富商们遇上亡命之徒的敲诈，宁可花钱消灾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钱，他们可以再去赚，但人命是不可复生的。

张子强就是揣透了富人们这种心理，才一次一次地策划绑架。而且一改所有绑匪都不敢暴露自己身份的惯例，敢于亲自到事主家里谈判，索取赎金。这种无奈地屈从绑匪的后果，就让罪犯们有恃无恐了。此类的案件，就不时被亡命之徒复制，社会就不安宁了。

    香港是个繁华大都市，但新界却相对比较宁静。马鞍岗200号是个乡间二层小楼，此时，在阳光下显得很平常，也很安静。小楼外面有一个院子，院子的铁门紧紧地锁着，外面的人看不见院子里的动静。附近的居民都住得很分散，有人偶尔从这儿经过，但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竟关着香港的地产大王。

    绑架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午，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远远地走来，他走到关押人质的院子前停住，然后回头看看，又非常警惕地绕着院子兜了一圈，确认周围没人时才悄悄地走上前敲门。这个中年男人叫何志昌，是陈森友的朋友，今年53岁，在附近开了一间小饮食店。

    何志昌敲了几下，有人开门，露出了一张脸，正是陈森友。

    何志昌说：“阿牛，打电话叫我来干什么？还叫我注意周围有没有生人？我走了一圈，没有看见有生人。干什么这么神秘？”

    陈森友拉何志昌进屋子：“进来再说。”

    何志昌进屋，陈森友关上门：“我带你看一个人。”说着，就领何志昌进到里屋。

    何志昌看见房间里地上用铁链锁着一个人，吓了一跳，说：“阿牛，你不是租这间房子赌‘外围马’吗？怎么锁着一个人？”

    在香港赌马是合法的，但赌马必须按香港政府的规定在指定的地点投注或者电话注赌，“外围马”是有人私自开局赌，这在香港是违法的。

    陈森友说：“你看这人是谁？”

    何志昌又看了一眼，因郭炳湘被蒙着眼睛，他看不出是谁，就问：“是谁？”

    “这就是香港地产大王郭炳湘。”

    在香港没有人不知道郭炳湘，何志昌听后吓了一跳，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想走，边走边说：“是郭老板？喂喂喂，这跟我无关。”

    陈森友拉住他：“怕什么，这是个财神爷。你知道他身价多少吗？香港十大富豪之一！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何志昌听到“好处”，不由得又伸头看了看里屋的郭炳湘，再看看陈森友，缩回头，不再说话了。

    陈森友对何志昌说：“‘肉参’关在这儿，还有这么多弟兄们，每天要吃要喝。我们不是附近的居民，进进出出怕引人注意。你开着排档，就请你每天管我们的一日三餐吧。”

    何志昌说：“这个没问题，在我的店里做就行了。”

    陈森友从包里拿出一沓钱交给何志昌：“不会让你吃亏，进出就用那辆面包车。饭用盒装好，放在车 上运来，注意，千万不要引人注意。”

    何志昌后来成了这宗绑架案中的一个同案犯，他本来不是张子强的犯罪集团的成员，只是陈森友的一个朋友。一开始陈森友也没有把绑架的事告诉他，他也没有直接参与作案，当他第一次看到“人质”时还吓了一跳，但是他为了贪图那些“好处”，就成了一个同案犯，而且间接地参与了绑架的许多环节，例如租房、买车， 以及后来为绑匪提供饮食，帮助看押“人质”等，也分得了利益。

后来，他也落网了，当然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付出惨痛的代价。

    何志昌的饮食店并不太大，但也干干净净。当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饮食店里已经没有了客人，几位伙计正在打扫店铺，准备收档关门。

    这时，一位40岁左右的女人来了，问伙计：“老板呢？”

    这是何志昌刚找的一个女人，他50多岁了还是光棍 一个，没有成家。

    女人虽然没有正式和何志昌结婚，但感觉上已经要当何志昌的半个家了，她说：“你们怎么不去？让老板亲自送。”

    伙计说：“老板不让，非要自己送，都送了一天了。”

    这时，外面汽车声响，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了饮食店门口，何志昌从车上下来。

    女人问：“去哪儿了？”

    何志昌说：“送外卖。”

    女人问：“什么人要你亲自去送外卖？”

    何志昌笑笑：“朋友。”

    女人还想刨根问底，何志昌打断她的话：“别问了，晚上告诉你。”女人就不说话了，帮何志昌收拾店子，关上门。

    何志昌对女人说：“今晚咱们不去 200号住了。”

    女人问：“为什么？”

    何志昌说：“那里已经有人了。”

    张志烽叫陈森友去租房，陈森友就让何志昌帮忙。马鞍岗200号就是何志昌帮助陈森友租的。租下房子后，很长时间陈森友并没有来住，本来他租房是为了关人质用的，绑架行动没有实施前，房子当然就是空的。于是，何志昌就带着自己的女人在马鞍岗200号住了一段时间。

    女人问：“你刚才就是给他们送宵夜？”

    何志昌说：“对。”

    女人问：“他们是赌‘外围马’的吗？”

    何志昌边脱衣服边往二楼走，女人也跟他上了二楼。何志昌走到一间冲凉房，边冲凉，边有点得意地说：“比赌‘外围马’来钱多了。”

    女人站在冲凉房门口问：“什么事，比赌‘外围马’来钱？”

    何志昌说：“你就别问了。”

    女人说：“再来钱也是别人的，你高兴什么？”

    何志昌冲完凉出来，对女人说：“你也冲冲，咱们今晚要睡在店里了。”

    女人有点不高兴地说：“跟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有套房？”

    何志昌伸手搂过女人：“快了快了。”

    女人推开何志昌的手，走进冲凉房，然后从里面伸出头来说：“就凭你这个小店，什么时候才能赚足买一套房的钱？”

    何志昌已经上床，舒舒服服躺下，然后说：“现在真的快了。”

    说完，何志昌眯上眼睛，眼前又浮现出被锁在铁链上的郭炳湘的影子，接着，他想到的是郭家送来一扎扎的赎金。

    女人冲完凉后躺在何志昌的身边，推推半眯着眼睛的何志昌，说：“志昌，说实在的，我想嫁给你，就图有套房，没房就不会嫁给你。”

    何志昌睁开眼，望着天花板：“香港这地方挣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很多人买房靠银行贷款，然后就一辈子为还银行的钱打工。看来，要想发财不搞偏门不行啊！”

    女人问：“什么偏门？赌‘外围马’？让警察抓了，不罚个精光？”

    何志昌说：“赌‘外围马’算什么偏门，那还不是赌吗，是赌就会输。我说的是偏门，只赢不输，只要有胆子。”

    女人看着又眯上眼睛的何志昌，感到有点不对：“志昌，偏门都有风险的，我们还是过平安的日子吧。”

    何志昌已经快睡着了，自言自语地说：“没有风险哪能发财。”

    女人抬头望着何志昌，何志昌自我陶醉地睡着了。

    我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高法刑终字第1139号《刑事判决书》上看到，何志昌，194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广东东莞人，和胡济舒是老乡，但两人好像并不熟悉，何志昌参与绑架郭炳湘是因为与陈森友是好朋友，由陈森友拉进来的。

判决书说，何志昌租赁了关押人质的场所，张子强等人将郭炳湘绑架至香港马鞍岗200号后，由何志昌等人看押。作案后，何志昌分得赃款1500万元，因此，何志昌犯绑架案，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何志昌，在参与绑架郭炳湘之前，是香港千千万万个排档小食店中的一个小老板，为了奔小康生活，为了能有一套房，用了差不多半生的时间在奔波着。可是，当他从第一次看到被绑的郭炳湘吓了一跳、到后来一直参与看押人质，这中间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后来我与香港记者胡德立探讨了这个问题。胡先生与何志昌差不多是同龄人，又共同生活在香港这个环境中，他的看法也许更有代表性。

    我和胡德立先生再次见面是在广州的一间咖啡厅里，那次我正在省公安厅采访，接到胡德立的电话，就和他相约见面。

    我对胡德立的敬业精神很敬佩。

    我说：“胡先生，这次我约你来，主要是有些事想请教你。”

    胡德立打断我的话：“哎，不敢当，不敢当。说实话，你看我最近老说‘说实话’，给人感觉好像大家都不说实话似的。你们大陆记者和香港记者比，使命感强，责任心也强，你们充满着朝气。香港记者片面追求社会轰动性多，说实话，有些社会轰动性是传媒造出来的，并不是所有的轰动性对社会都有益。香港记者不一定有那种使命感和责任心。”

    我说：“我正在采写张子强案件，自然关心滋生张子强犯罪团伙的土壤，因为任何一个事物，都会产生在特定的土壤里。对于像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这些有着多年犯罪历史的惯犯参与绑架，我能理解，但对有些案犯，比如像何志昌这样的人，既不是张子强的犯罪集团成员，又没有犯罪前科，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卷入了绑架案？您生活在香港，又是一个老记者，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胡德立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表明他是很认真地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您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即，一般的香港人平时很少想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香港是一个重现实，而不重传统的地方，急功近利，也就是想尽快发财是大多数香港人的一个特点。

近几十年来，由于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批超级富豪，像李嘉诚、曾宪梓这些靠自己的勤奋闻和机遇，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了世界级的富豪。一边是他们的创造和发财神话，一边又是由于寸土寸金普通人挣一辈子钱也买不起一套房。

像我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还清银行的住房新贷款。很多香港人都在想着发财，而很多的人却是发不了财的。在发不了财的人当中，会有像张子强这样的人，为了发财而不惜铤而走险。”

    我说：“我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一项调查说，香港是亚洲地区富人南最多的地方，超过新加坡和台湾。同时据香港政府统计署统计，1999年香港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23倍，名列世界前十位。”

    胡德立说：“这种现实有时就会把像何志昌这样的人拖下水。你看何志昌，50多岁了，只开了一个小饮食店，连一套住房都没有。虽然他一看到绑架也会害怕，但见到有意外之财，他会不要？”

    我说：“但是他付出的代价，使他这辈子都无法挽回了。陈森友把他拉进了这次绑架犯罪活动，事后虽然分给了他1500万，可何志昌还没有把这些钱焐热，就要为此付出10年的光阴。等他服完10年徒刑出狱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钱对他又有什么用？”

    和胡德立分手后，我又回到省公安厅大厦，应约继续采访林林。仍然在那间1007号办公室里。

    林林刚刚从下面办案回来，边工作边和我交谈。林林问：“上次我们说到哪儿？”

    我翻开采访本，回答说：“说到胡济舒开始交待。”

    林林说：“哦，对。据胡济舒交待，张子强他们绑架了人质以后，他的任南务是在深圳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等候消息，然后把消息转给陈森友，可是绑架后由于人质就是不配合绑匪，他在深圳美的香格里拉一连 多日没有接到张子强的消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采访林林时，林林一再强调由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记忆不一定十分准确，特别是具体的时间地点，让我一定要查有关文字材料，进行核实。

那天听完林林的介绍后，我又查看了胡济 舒的案卷，仔细看了他的交待。

    1997年10月2日，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住在这儿的胡济舒一直在等待张子强的电话。绑架郭炳湘已经是第4天了，但胡济舒一直没有接到张子强的电话，也得不到香港方面的消息。在深圳能够收到香港的电视，这几天，胡济舒特别关注香港电视新闻，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是香港仿佛很平静，没有半点关于郭炳湘被绑架的报道。

这几天是“十一”国庆节，内地有很多群众趁节日到香港和东南亚旅行，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前就是罗湖口岸，一拨又一拨的旅行团正在通过罗湖海关出境。胡济舒却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下意识地走到窗前，顺着罗湖桥方向往香港方向眺望。

    此时，张子强却坐在香港的一间咖啡厅一个僻静的角落，正在和陈森友通电话。

    陈森友对张子强说：“‘肉参’就是不肯给家里打电话，还骂骂咧咧。我们已经教训他好几次了”。张子强说：“阿牛，吓唬吓唬可以，手脚别太重，打坏了就麻烦了。我们要钱不要命的哟。想个办法，让他吃一些苦头，但别伤他的皮肉。他是公子哥儿出身，相信他吃不了几天苦。”

    透过玻璃窗，张子强坐的咖啡厅对面楼 就是香港警察总部办公楼，有很多警察从那个大门里进进出出。

    在香港马鞍岗200号，陈森友正在一间房里跟张子强通电话，这时已经快到中午，何志昌进来送饭了。何志昌先将一盒饭放在陈森友的房里。然后又到外屋一个个给那些参加绑架的匪徒送饭。

    放下给大家的盒饭后，何志昌又拿出一个小包走到里间，里间郭炳湘仍然被蒙着眼睛，锁在那根铁链上。

    何志昌走到郭的跟前，撕掉贴在郭嘴上的胶布，用一种近似讨好的口吻说：“来，吃饭。”说着递上一盒饭，放在郭的手上，又递上一罐饮料放在郭的另一只手上。

    郭不想吃，将 饭放在地上。

    外间的陈森友还在和张子强通电话。这时，他放下电话回头看看里间坐在地上的郭炳湘，眼露凶光。他看见房里有一只木箱，就对正在吃饭的几个匪徒使了一个眼色。

    陈森友走进里屋，一脚把地上的饭盒踢开，对郭说：“我再问一遍，你打不打这个电话？”

    郭仍然很坚决：“我劝你别费心了，现在送我回去还来得及，否则你们后悔的日子在后面。”

    陈森友说：“那好，我先让你后悔。（对众匪徒说）来，把他衣服脱了，塞进这个箱子里。”

    几个匪徒凶神一样冲上来，七手八脚脱下郭的衣 服，硬将郭塞进了那只木箱。郭在里面不停地踢木箱，匪徒们就坐在“咚咚”作响的木箱上吃饭。

    渐渐地，木箱里没有声音了。

    这伙匪徒就是这样残忍地折磨着人质，而且一连折磨了4天，郭炳湘在木箱里忍受着非人的生活，还不给水喝。

    香港的9、10月是一年中最为燥热的日子。马鞍岗村由于地处香港的远郊，相对比较宁静，中午火辣的太阳晒得门前的马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太阳把路边的香蕉树宽大的叶子都晒得卷了边。远处的山峦在烈日下，蒸腾着一股白蒙蒙的烟气。

    下午，何志昌又送饭来了。他轻按几声喇叭，一会儿有人伸头，见是何志昌，就打开了铁门。

    绑匪们见送饭来，纷纷围了上来。由于天气太热，一个个都赤裸上身。

    一绑匪问：“老何，今天吃什么？别又是叉烧饭，吃得我们屎都拉不出来了。”

    另一绑匪：“老何，加点青菜，煲点汤，天天盒饭，弟兄们一个个都上火了。”

    何志昌一脸的好脾气：“有有，有有，弟兄们将就点，等事完了，上我店里去吃。送盒饭怎么都不方便。”

    一绑匪：“事完了还去你那小店吃？弟兄们要上大酒楼吃鱼翅鲍鱼了。”

    何志昌还是一脸的好脾气：“好好，好好。”他拎下了一盒盒饭和一个装着冰冻饮料的塑料箱，给每一个人送饮料。最后他拿起一盒饭送到里屋。里屋，陈森友坐在那个关有人质的木箱上发愣。

    何志昌对陈森友说：“阿牛，都4天了，（指着那个木箱）还不肯？”

    陈森友说：“还不肯。我看他还坚持得了几天？”

    何志昌伸头望望屋里的木箱：“天这么热，别把他捂死了。”

    陈森友说：“不会，我过一会儿就给他通通气。”

    陈森友走到里间，示意几个匪徒把木箱打开，把人 质抬出来。郭已经瘦了一圈，浑身上下水淋淋的都是汗，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

    陈森友问：“怎么样，打不打电话？”

    人质给家人打电话了

    郭炳湘叫道：“水，给我一口水。”

    何志昌马上拿来一瓶矿泉水，正要给郭喝，让陈森友拿开了。

    陈森友说：“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给水喝。”

    郭炳湘实在受不了了。

    陈森友又问：“打不打电话？”

    何志昌在一旁劝道：“还是打吧，硬不过去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说着，他从陈森友的手里拿过矿泉水递给人质。

    郭炳湘喝了一大口水，万般无奈地点点头。

    陈森友立即拿出郭炳湘的手机，按了一个重复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的键，通了，里面还是郭妻的声音：“喂喂———”陈森友把电话拿到郭的嘴边：“说。”

    郭有气无力地开了口：“是我，我实在受不了了……”陈森友马上把电话关了。

    陈森友走出关押郭炳湘的房间，立即拨张子强的电话，兴奋地对张子强说：“‘肉参’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

    张子强高兴地说：“好，知道了。”

    放下电话张子强立即给郭家打电话。

    张子强在电话里仍然是那样不阴不阳地说：“怎么样？接到你们家先生的电话了吗？”

    郭家因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郭炳湘的消息了，正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听到了郭炳湘的声音，证实郭仍然活着，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郭炳湘在电话里所说的话以及他的语气，让郭家更担心，所以他们就说：“一切都好商量，请务必不要难为我们家先生。”

    张子强说：“只要你们合作，我保证他的安全。报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此刻，如何救郭炳湘出来是郭家的当务之急。但是，郭家能在香港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打出一片天地来，当然非一日之功。商场上，除了商业的竞争，恐怕也很难完全避免像张子强这样的黑社会分子的敲诈，面对郭家三兄弟的老大突然被绑架，郭家当然不会处在完全束手无策之中。

他们经过了多次的紧急磋商，咨询过专业人士的意见，为了防止绑匪“撕票”，虽然没有报警，但研究了具体的对策。面对在暗中的绑匪，郭家当然不会轻信张子强的话。

    张子强作为一个职业罪犯，当然在电

    话中听出了郭家的顾虑，他没等郭家再开口，就说：“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谈判的时候，你们可以派人把我绑上，我上你们家来，我们当面谈。”

    这是张子强的一个策略，一般绑匪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敢。并且为了表现出他的无所畏惧，他敢只身进入“肉参”的家中。他认为，你离“肉参”的家越近，你就越安全。但郭家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张子强又提出了另一个见面方式；“或者这样，你们家派人到我现在的咖啡厅来，这里对面就是警察总部，你们大概不害怕吧？”

    郭家也没有同意，其实郭家已经准备好了一种谈判方式，他们将这种谈判方式在电话中告诉了张子强。

    张子强听后说：“你们派车来接我？好，知道了。只能去我一人，不能带武器？好，没有问题，我有诚意，我全部答应你们的要求。什么车？黑色奔驰车，在中环，车号多少？记住了，好的，一言为定。”

    张子强马上又给正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等消息的胡济舒打电话：“蝠鼠，我已经跟郭家联络好了，我去他们那儿。”

    胡济舒在电话里问：“怎么样，事情拖了这么多天，会不会危险？”

    张子强说：“危险是肯定的，但我想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人质在我手里。一切按原计划，事成以后，我通知你，由你通知陈森友放人。如果我去了以后，一天没有消息，你立即通知陈森友他们带着人质转移。”

    放下电话以后，张子强立即乘车赶往香港中环。

    香港的中环永远是车水马龙，数不清的汽车，数不清的商店，数不清的人流，数不清的出租车。

    一辆出租车缓缓地停在路边，从车上下来一个人，是张子强。

    下车以后的 张子强打量 着周围，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车停在路边，于是上前敲敲车门，车门打开后张子强上了车。

    上车后，张子强大大咧咧地坐

     在司机旁边，举起双手，示意司机搜他的身。司机将张子强浑身上上下下搜了一遍。张子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伸直双手任其搜查。司机见张子强确实没有带武器，就发动了汽车。

    司机开着车在街头兜了几个圈，很显然，他是从倒视镜里注意着后面有没有可疑的车辆跟踪。

    张子强两手抄腰，闭目养神。

    兜了几圈，见后面没有什么动静，司机就把车开往目的地。

    目的地是哪儿？传媒的报道有两个版本。一说是香港中环新鸿基集团的一处办公地点；一说是郭家。我从案卷中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地点，张子强在供述中详细地交待了如何与郭家谈判的，但没有讲到具体是在哪儿。但我分析，根据郭家的谨慎的程度，在郭家的可能性不大。而从张子强交待的录像带上看，很像是一处高层写字楼。

    车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司机领着张子强乘电梯上了楼，走进一间宽大的客厅。客厅里已经坐着一群人。这些人有些张子强认识，有些不认识。

    张子强大大咧咧地走了进去，目中无人地在一张沙发上坐下。

    张子强说：“长话短说，我们一帮弟兄想要几个安家费，你们是香港超级富豪，跟你们借几个钱用用。如果成交，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骚扰你们的家族。”

    郭家人问：“请问，先生要多少？”

    张子强把手一挥，说：“也不会让你们太为难，我也知道，多了，你们取现金困难，就10个亿吧。”

    郭家人惊呆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郭家人说：“先生，10个亿的现金是绝对拿不出来的。”

    张子强说：“你们这就不像富豪的样子了，太缺乏诚意。”

    郭家人说：“我们家老板在您手中，我们必须有诚意，但是我们确实在短时间内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张子强反问：“那你们说多少？”

    郭家人说：“你要的全是现金，而且时间这么紧，这么大的现金量哪一家银行筹集都有困难，希望你能理解。”

    张子强一拍茶几：“好，一口价，6个亿，再不讲价了。”

    郭家人小声地商量了一下，转身对张子强说：“好，我们设法去筹集。”

    张子强又说：“全部要旧币，你们将现金放在车上我们来龋”郭家人说：“我们准备好，立即通知你。”张子强一脸的坏笑，威胁道：“最好别拖时间，拖长了你家老板就不好受了。”

    郭家人说：“我们知道，我们比您更急，但是请您理解，这么大一笔现金，我们确实需要时间去筹措，请您一定要善待我们家老板。”

     6亿港币，而且全部要现金，这是多大的一笔巨款。我想除了是银行负责金库的人或者在印钞厂工作的人恐怕才有这方面的概念。而且一次存放有6亿现金的金库，也不是一个一般的金库，至少是一个中心金库。

郭家虽为香港亿万富翁，但不等于郭家就存有6亿现金，就是他整个新鸿基集团在一天里也不一定有6亿现金的流动资金。资金只有在流通时才能产生利润，因此很少有商家会把6亿现金存放在那儿不动。郭家需要紧急筹措。因为赎金的数额已经谈好，早一点付了赎金，郭炳湘就能早一点脱离囹圄，郭炳湘已经被绑匪关押了多日，郭家人盼着能早一点见到亲人。

    不知道郭家是怎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动员起来的，经过一天的紧急筹措，多方设法，终于通知张子强，第二天上午到香港中环的一家银行前取款。

    第二天一早，张子强带着一名马仔比预定时间早一些来到香港中环的这家银行门 前，找了一个地方隐藏起来。

    到了约定的时间，张子强看见两辆奔驰车从银行里面开了出来，然后就停在门口的街边，其中一辆就是昨天去接他的那辆。张子强没有马上从隐藏的地方出来，而是在仔细地观察着银行附近的动静。

    对周围环境观察了一会儿，张子强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才慢慢地走了出来，他的马仔跟在身后。走到那辆接他的奔驰车边，车门开了，还是昨天那位司机，他 看见是张子强就从车里走出来，也示意另一辆车的司机将车交给张子强的同伙。

    每一个袋都是鼓鼓的。张子强打开其中一个编织袋的拉链，看见里面装的全是一扎一扎的千元面额的港币，张子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将车盖盖上。示意自己的同伙上了车，然后两人立即分别将车开走。

    张子强将汽车开出那间银行的门口后，又拐了几个弯，立即汇进了马路上的车流里。他边开车，边注意着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在确认没有车跟踪以后，他才将车开往新界。

    到了新界后，在一处较为偏僻的路边，张子强将车停下，他走下车跟后面的同伙说了几句话，然后两辆车就分头而去。一辆开往薄扶林山方向，一辆开往上水方向……我在香港期间，曾请香港国际刑警组织联络科的梁警官带我到薄扶林山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地方，与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活动有着太多的关联。张子强在这儿藏枪、藏钱，还有后来另一宗绑架案的重要骨干也在这儿生活、起落、犯罪、发迹。薄扶林山与薄扶林村，在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档案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到了薄扶林山以后，我才深深体会到香港什么叫贫富的差距。我曾从香港的早期电影中看到过香港棚屋区，即贫民居住的以木头为主要原料建成的临时房。棚屋区后来因为发生过几次著名的大火，造成很大的损失，香港当局后来花大力气做了很大的改造，现在香港已经很少看到棚屋区了。但是，薄扶林村算不算仅存的棚屋区之一呢。

    薄扶林村就在薄扶林山的山脚，沿着山边杂乱地盖着各种各样的棚屋。地势高，棚屋就像一个亭子似的立在那儿；地势低，棚屋又深陷进去仿佛一半建在地下。这种建筑不能叫做房，只能叫做棚子，大约因此才叫做棚屋。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各种人氏都有。

    薄扶林村的后面就是薄扶林山，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没有人家，人们都住在山下的薄扶林村里。由于薄扶林村里的建筑杂乱无章，村里的小路就像一个迷宫，我曾试沿着一条小路往山边走，结果像穿过迷魂阵似的，七拐八弯，最后竟走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再也没有出路了。

张子强从来没有在薄扶林村住过，但他对这儿非常熟悉。他作案所获得的赃款藏在这儿，我怀疑1991年香港启德机场的那些连号的、后来水淋淋地交给张志烽去换的美元，也可能是埋在这儿后来挖出来的；作案的枪支也埋在这儿，绑架郭炳湘的枪支就是从这儿挖出来的，用完以后又埋到这儿了。

    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到1997年10月3日这一天。张子强从郭家人的手中接过赎金以后，就和自己的马仔开着车往新界方向开。开到一个地方后，两人又分了手，张子强朝着薄扶林山的方向开，张子强的马仔朝香港上水方向开。这个马仔到底是谁，我在案卷中一直没有查到。我分析，他极有可能是汪凤琪，只有汪凤琪才是张子强最信得过的贴身马仔。

    张子强从1998年1月25日被抓，到6月底，他和办案人员周旋了差不多近半年，一直不交待自己的罪行。6月底的最后几天，张子强竟然一连三天不说话。林林向指挥部几位领导指出了一个攻克张子强最后心理防线的办法。

    林林说：“我有一个想法。张子强虽然还没有招供，但他的心理防线已经非常脆弱。我想，我们应该拿出一点证据让他知道我们完全掌握了他的犯罪活动，并且有充分的证据在手。”

    张副局长说：“那就把香港警方帮助我们拍的犯罪现场照片拿给他看，让他知道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中。”

    林林再次回到审讯室，张子强仍然装着闭目养神，林林走了进来，张子强一见，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走到审讯台前，整个人都趴到了台上急切地想看，并且急不可待地说：“你给我看一下，你给我看一下。”一副心情很急的样子。

    王立新先把张子强他们绑架李泽钜现场的照片拿给他看，照片上标有“香港三号干线”字样，张子强看后，故意问：“这是哪里？是大陆还是香港？”

    林林说：“这是香港的三号线，这些照片上标明的地方，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到这儿去拍照片？你心里应该明白。你再看看，这些照片从证据角度我们都办好了一应法律手续，有关的人也在上面签了字。我们本来打算到法庭上才出示，为了帮助你回忆今天挑几张给你看看。”

    张子强神经慢慢紧张起来，心理最后防线在慢慢地崩溃。

    林林再次重拳出击，又拿出几张照片，这次拿出的是张志烽、陈智浩、刘鼎勋、刘国华等人，在看守所里穿着黄色的囚衣照的相片。

    林林说：“这些人可都是你信得过的人。他们跟着你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做了不同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张子强熟悉的人，可张子强还是一一把他们的相片看了一遍。他强装镇静，但脸色变了，他把眼睛闭上了，可头上的青筋跳动，脖子肌肉也僵硬了。“你以为拿几张照片给我看，我就会交待？”

    根据指挥部几位领导商定的决定，林林和王立新再次提审张子强。

    这一天是1998年6月28日的下午，地点仍然在广东省看守所那间审讯室里。

    张子强被带了进来，这一次他脸色有些苍白，神情也显得呆滞。

    林林对被带进来的张子强郑重地说：“张子强，今天我正式通知你，你的犯罪活动触犯了我国法律，你的案子要在内地审。”

    张子强没有思想准备，一下跳了起来说：“你们把我留在大陆审，你们不讲法。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前讲的也不算数。反正，我等着枪毙。”

    林林对张子强说：“你以前说过，你做事有1％的希望都要去争取，现在你对自己命运有1％的希望就不去争取了？”

    张子强闭上眼睛，嘴巴仍然在说：“我不想说。”

    王立新说：“你以为不讲，我们就查不到证据？如果，在香港查到你那些炸药的来历怎么办？”

    张子强说：“慧眼识英雄，香港警察查到我证据就是本事，他们如果真能查出来，我佩服他们，他们英雄。”

    王立新说：“如果你在香港的同伙把你供出来呢？”

    张子强说：“那算我看错人了。这些人都是我挑的，我认了，我也不怪他们。”

    王立新接着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只要掌握了证据，不一定要你开口说，同样可以法办。”

    张子强两手往胸前一抄，又半躺到那张椅子上，说：“你们把证据拿上法庭吧。”

    王立新拿出一本《刑事诉讼法》翻到第46条念道：“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罪，没有口供有证据也一样定罪。”

    张子强睁开眼说：“我很明白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是这样，不一定要嫌疑犯开口才能判刑。”

    王立新说：“我们出示照片给你看，不一定要你讲，我们也估计到你可能不讲，但我们已经查获到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张子强说：“恭喜你口罗，你们英雄，你们伟大口罗。”他伸出大拇指。

    王立新说：“你不是说过慧眼识英雄吗？别人聪明过你，你就佩服吗？”

    张子强说：“是埃”

    王立新说：“那你现在应该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张子强抬头问：“谁说一套，做一套？”

    林林见张子强跟王立新顶上了，就接过话题说：“张子强，我们换一个话题好不好？我问你，张志烽儿子的满月酒你参加了吗？”

    张子强见林林突然问了一个无关问题，没有细想就回答说：“参加了。”

    林林又问：“当天晚上是不是住在广州的胜利宾馆？”

    张子强说：“是埃”

    林林又问：“第二天早上，你、张志烽还有胡济舒在一起喝的早茶，聊了很久是吗？”

    张子强的回答没有刚才那么干脆了：“是在一起喝的早茶。”

    林林不等他说下去，就打断张子强的话说：“你刚才讲的这些，跟你的同伙供述是一致的。”

    张子强感到自己掉进了林林的圈套，便梗着脖子想了半天。

    林林正色地说：“张子强，这就是证据。你是彻底交待，还是不讲，等待法律的严惩？我们不会再给你太多的时间了。”

    张子强又陷入沉默。

    林林用手中的笔敲着台子，“当，当，当，当……”像时钟的声音。

    张子强在木椅上又是坐卧不宁了，扭动着身体压迫着木椅发出被放大了的呻吟声，“嘎嘎嘎———，嘎嘎嘎———”他这次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睁着眼睛从林林、王立新、晓鹏、海波等人脸上一一扫过。

    张子强突然说：“我要见律师，见过律师再决定。”

    林林说：“可以让你见律师。”

    突破张子强的审讯工作也进入了白热化的最后阶段。

    这一次审讯是1998年6月29日下午4点30分。张子强见过律师后，林林他们再次提审他。

    张子强低着头，从表面看，情绪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抵触了。可以看出他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搏斗，内心活动很乱。

    张子强要求给三天时间考虑一下，经请示给了他二天的时间。

    这两天里惟有张子强在整个白天里，一改昨天一直一个人坐在那儿沉思的情景，突然变得好动起来，一会儿到这儿看看，一会儿到那儿看看。

    吃完晚饭后，天又黑了，大家都坐在那儿看电视新闻。张子强更是早早地坐在地铺的最前面，眼巴巴地望着电视机，显然是想找有关自己的新闻。

    张子强被广东省公安厅抓获后，到此时已经半年了，张子强案一直是香港传媒报道的热点。

    张子强的家人当然知道张子强所犯罪行的严重，所以一直想钻香港和内地法律的空子，要求将张子强引渡回香港受审，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香港没有死刑，只要张子强回香港受审，就可保住一命；他们还抱着更大的期待，就是张子强所策划实施的两桩绑架案由于在香港事主没有报案，而张子强有可能获得释放。

    到后来他们发现张子强案事态严重，回香港受审的可能性很小，香港保安局也通过发言人向传媒表示，张子强等香港人由于涉嫌在内地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条，他们会在内地受审。

这样，张子强以及他的犯罪集团成员家属，有人开始悄悄地低价沽售他们用犯罪赃款购买的房产。例如，张子强以其妻子罗艳芳名下的一间公司的名义，在绑架李泽钜以后的 1996年6月，以4150万港币购买的香港金巴伦道一幢豪华别墅，现在却以 3000万港币低价出售。

    陈智浩于绑架李泽钜后的1996年6月以4480万港币购买的香港西贡匡湖居的那幢豪华别墅，现在陈智浩的妻子陈美容却以3700万港币出手。为此，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张子强案的发展以及多年来一直在和张子强进行反犯罪斗争的香港警方专门打击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即香港人称为“O记”的，采取以大规模的调查行动，阻止张子强的亲友及其犯罪集团成员的亲友借抛售物业转移资产来“清洗黑钱”。

行动中，一共冻结了张子强及其犯罪集团成员超过1．6亿怀疑由犯罪得来的资产，搜查了 23处地点，并传唤了15名张子强犯罪集团成员的亲属，包括张子强的母亲、妻子、胞妹、妹夫，陈智浩的妻子、朱玉成的妻子、李运的妻子、陈森友的妻子、郭志华的妻子、胡济舒在香港的情人等，理由是他们涉嫌协助张子强犯罪集团“洗黑钱”。

这样当然吸引了传媒，各传媒都有报道，虽然不一定太详尽，特别是内地传媒，但毕竟把这件事报道出来了。张子强看到的就是这个消息，他非常关注他的家及家人的情况。

    当天电视新闻关于这一点的报道很短，接着就报道其他新闻。张子强不关心其他的新闻，一个人躺到一边去了。

    值班的管教干部觉得张子强今晚的行为有点异常，从监视器里看到张子强仍然在地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值班干警看看值班室墙上的钟，已经是12点33分，马上就要交班了，他就坐下来写交班日记。写了一会儿，又抬头看看806仓监视器，看见张子强又坐了起来，两手抱着双腿低着头。他准备继续把交班日记写完，没写几笔，发现张子强仰躺着一动不动。他突然感到不对，立即拔腿朝806仓跑去。

    他急促地跑到806仓门口，“哗啦———”一声打开监视窗，对着监仓里其他人喊道：“快快，把张子强扶起来！”

    同仓的人都惊醒了，大家七手八脚地上前把张子强扶着坐了起来。

    他想以自杀了之，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的这个企图在一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破灭了…… 1998年的11月12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案做出一审判决。

    可是《判决书》厚达48页。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份判决书了，审判长王敏宣读了很长时间才把它读完。

    宣读完判决书后，案犯仍被押回看守所，36个案犯一长溜走出了法庭，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当然，走在最前面的仍然是张子强。

    一路上张子强一言不发。囚车一直开进了看守所的院子，张子强被从车上押了下来，教导员看到他满面苍白，精神有些恍惚。

    在上诉期间张子强提出，希望能见到他太太和家人。有关方面同意了他的要求。

     1998年12月4日下午4点钟，一位约60岁左右的老人带着两个男孩走进了省看守所大门。老人拿出自己的回乡证和两个小孩的证件递给看守所值班人员说：“我是张子强的岳父，这是张子强的两个儿子，我们接到通知，今天来探望张子强。”

    上帝不会保佑恶人

    当张子强看见两个儿子时，一直以黑社会老大自居、总是表现出一副不在乎样子的张子强，这时脸和眼睛都红了。张子强快步地走到接见室的玻璃窗前，可又被脚上的铁镣束缚了，脚镣“哗哗”直响。张子强突然激动地用手提起脚上的铁镣，对两个儿子说：“你们看，共产党要杀你‘老豆’了。”

    由于隔着玻璃窗，也许两个儿子都没有听见，也不懂，瞪大眼睛看着已经完全不认识了的父亲。

    张子强拿起接见室的电话问岳父：“阿芳为什么没有来？”

    岳父也拿起电话说：“阿芳不敢来，有人说她是同案犯，她害怕来了被抓。”

    张子强说：“不来也好，她也不要再在香港呆下去了，最好尽快离开香港。香港恨我们的人太多了。”

    岳父说：“她正在处理我们在香港的物业。”

    张子强问：“香港警方扣压的财产返回给我们了吗？”

    岳父说：“都已经返回了。”

    张子强问：“我已经让律师上北京去替我上诉，你们得到消息没有？”

    岳父说：“还没有消息。恐怕没有这么快吧。”

    张子强说：“我担心来不及了。我又写了一份揭发，揭发香港最大的一宗枪案，我还画了一张藏枪的图，我准备把它交给法官，希望能给我从轻发落。这只是希望，如果没有希望了，将来这两个孩子一定要带出香港，也不要在香港受教育。送到西方受教育最好……”接见的时间到了，所长出来通知张子强：“接见时间到了。”

    张子强又跟岳父说了几句，岳父赶紧又去抱那小儿子让张子强再看一眼，张子强三步一回头地被押走了。

    第二天，即是1998年12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张子强犯罪集团案作终审判决。

    一早，张子强等一行36人，又被押到仓边路26号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在法庭里站了长长的一溜。所有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的最后判决。

    判处上诉人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诉人李运、原审被告人朱玉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审判长在宣读判决书时，张子强脸色煞白，面无表情，不知道听没听。

    宣判结束后，判处有期徒刑的人被押回看守所。

    被终审判决死刑的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等5名案犯押进了法庭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验明正身。

    验明正身的时候，突然，陈智浩激动地朝着张子强喊道：“张子强，你可把我害死啦！”

    张子强低头不语。

    钱汉寿直叫：“我要揭发！我要揭发！”

    法官上来问他揭发什么，他想了半天，才说：“我要揭发盗版光盘。”显然钱汉寿紧张得语无伦次。

    法官在验明张子强正身后，问：“有什么遗言？”

    张子强摇摇头。

     5名死刑犯验明正身后押出房间。鱼贯而出时，死刑犯之一的梁辉走到张子强的身边，说：“你好啦，我们这么多人陪你。”5名死刑犯被押上囚车前都戴上了黑色的面罩，在警用摩托车的引导下朝刑场开去。一声令下，枪声同时响起，害人者最终以害己而告终。

    省看守所将张子强留在监仓内的东西交给了张子强岳父，这些东西是一些衣服，罗艳芳和两个儿子的一些照片，照片是罗艳芳托童建华带进来的，在这些东西中，有一张白纸上面张子强用英文写着一段他的最后遗言：Please God that Ileave this prison safely as Idid in 1986．世纪大盗张子强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可上帝并没有保佑他。

上帝是不会保佑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