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带徒弟能否拯救中医?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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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新年开始,深圳市中医院骨科医生李全跟随岭南医院院长.广东省名中医肖劲夫跟师学习了,而且学习时间不少于半年,这样的"跟师"学习,是深圳市今年重点推出的中医人才培养的另一种方式:师承---这也是拯救中医传承的特有方式."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也许不出50年,中医不需要被别人取消,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著名中医邓铁涛曾说.而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中医传承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看中医难,看名中医更难"成为深圳人不争的事实.2010年12月底,深圳启动

新年开始,深圳市中医院骨科医生李全跟随岭南医院院长、广东省名中医肖劲夫跟师学习了,而且学习时间不少于半年,这样的“跟师”学习,是深圳市今年重点推出的中医人才培养的另一种方式:师承———这也是拯救中医传承的特有方式。

“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也许不出50年,中医不需要被别人取消,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著名中医邓铁涛曾说。而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中医传承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看中医难,看名中医更难”成为深圳人不争的事实。

2010年12月底,深圳启动了中医传承人培养方案,通过政府出资搭桥的方式,帮助优秀的中青年中医向名老中医拜师学艺,解决深圳中医传承人的断层问题。在中医日益西化,“铁杆中医”越来越少的今天,师承的方式是拯救中医的传承的良方亦或是杯水车薪呢?

今年70岁的黄海龙是广东省名中医,他从事中医这一职业也有50年了,也是新中国第一届中医毕业生,已经退休的他被返聘到深圳市中医院和罗湖中医院名中医工作室。像黄海龙这样的“老中医”在深圳可以说是“香饽饽”,找他看病的患者必须提前两个礼拜预约门诊才能排得上。

不过,目前在深圳像他这样的名中医不多,“深圳有1400万的人口,省名中医和市名中医一共却只有43人,与其他城市相比,这个比例太低了。”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医处处长廖利平无奈地说,这也是深圳市民一直感叹看名中医难的重要原因。

除了名老中医少,深圳中医人才也少,尤其是纯中医越来越少。记者在市中医院、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看到,虽然很多医生打着的牌号是中医,但是在看诊过程中纯粹使用中医手段,开中医处方的中医很少,大多数中医都是中西医结合,处方除了中药、中成药、西药。

经常带着孩子去看病的李女士就告诉记者,由于她家儿子经常感冒发烧,去综合医院或儿童医院经常看一次都不好,所有偶尔会带孩子去看中医,但是没想到中医开的处方除了多一两个中成药外,同样也有一堆西药,这样跟看西医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一些医院中医科由于开中药赚钱少,为了科室的盈利,也多开西药。

深圳市岭南医院院长肖劲夫说,中医的江河日下除了西化严重外,在于传承人源头的缺乏,而这又是由于目前中医教育制度所导致的。他指出,中医与西医不同,中医知识要转化为技能比较困难。“而现代中医教育制度彻底颠覆了过去的中医传承模式,院校教育套用西医的培养方法培养中医人才,结果出现的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人才。

”更严重的是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过滤掉了大量中医药本质的东西,培养出来的学生功底很差,中西医水平都不高,甚至连从事中医的人都觉得中医没用。

在过去,中国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采用的是传统的师承模式,也就是父传子、师传徒。在中医院大专院校成立后就是院校培养模式。过去的师承模式多是民间的,但是由于现在医院不会从社会上招人,所以老中医想找个得意的门生来继承自己的学问,根本没有出路,担负传承任务的主要还是中医院校毕业生。然而由于院校培养人才弊端的出现,更让大家意识到了师承的重要性,也把它当做院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2010年12月底,深圳启动了“中医经典与临床高级研修班暨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理论课程培训班”,旨在通过师承的方式培养中医传承人。据了解,深圳市遴选了一批在深圳医疗机构工作的广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和全国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担任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批9名指导老师都是老中医,从事中医工作有50年以上了。

”并通过初试、***的方式招考了一批学员。“学员的要求非常高,比如必须品学兼优,有志于继承、研究和发展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是担任主治医师、主管药师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2年或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从事中医药临床专业工作累计满10年;年龄40岁及以下;不担任行政职务,身体健康,能够保证继承工作教学计划与任务的完成等。

可喜的是,深圳市政府部门为这些想拜师的中医搭建好了学艺的桥。“专门遴选除了三批指导老师,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经费支持,”廖利平说,“也就是政府专门出钱请人来授课。”据介绍,第一批指导老师的经费,由深圳市财政委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中医药专项经费中列支,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核拨,考核检查达到合同要求后,其中高层次继承人培养工作,每名继承人每年拨付人民币3万元,签订合同后首付人民币5万元。

而学徒出师层次继承人培养工作,每名继承人每年拨付人民币1万元,签订合同后首付人民币5万元。

这些拨付的经费中,50%由指导老师用于继承教学、带教津贴和继承工作的学术交流等,40%用于继承人的集中理论培训及学术交流,10%用于继承工作的管理费用。同时,还建立了考评机制,对继承人平时学习情况、跟师临床和独立临床时间进行考核,继承人的学习期限为3年,如果最后没有通过结业考核,将会被淘汰。

广东省老中医邓铁涛曾说,“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也许不出50年,中医不需要被别人取消,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危机影响着被视为“国粹”的中医药的前景。于是,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始积极开展中医继承人培养的另一模式———师承。

有了政府政策支持的名师带徒让不少老中医看到了“后继有人”的希望。“如果没有师承的话,平常来自基层的医院的医生都很难得有机会跟大医院老中医学习。”黄海龙坦言。这对于改善当今基层医院缺少名中医的境况有很大的好处,“通过这种模式,不仅能带出更多的继承人,让老中医的经验和思想能够在更多年轻人的身上发扬下去,也能相对缓解基层医院看病难的问题,老百姓不要为了看个中医就往大医院挤了。

深圳中医药学术继承人工作开启了中医传承的另一页,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医药传承问题解决,以及中医药将拥有美好前景。就如肖劲夫所言,有师承总比没有师承好,“至少即将退下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医的学术思想和经验通过师承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但是这种带徒的方式对于中医人才的培养来说仍是车水杯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肖劲夫说,“每一次拜师的也就10多个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非常有限,师承培养出来的继承人还是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他看来,要改变中医传承面临的问题,就要从源头解决问题,“也就是从中国中医人才教育体制方面着手,改变目前中医大专院校人才培养模,改变‘中医西化’的现状。”因为“中医西化”已成中医传承和发展的致命伤,“持续多年的中医西化倾向,造成眼下既具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又拥有丰富临床经验和诊疗技术的高层次中医人才日益匮乏,只有改革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从生源上先做好原汁原味的继承,中医才不致消亡。”肖劲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