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告密 大家怎么看章诒和揭发聂绀弩被告密事件?

20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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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转自老愚在FT的专栏 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却把矛头对准了同类,YP后代章诒和的诛心之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以及续文<卧底>,在知识界激起巨大

转自老愚在FT的专栏 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却把矛头对准了同类,YP后代章诒和的诛心之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以及续文《卧底》,在知识界激起巨大回响。“告密”这个主题激活了人们心底最隐秘的创伤。有反对章诒和的人指出,她的父亲章伯钧就是一个告密者(见《新民周刊》李景端文)。

而对冯亦代这样在晚年坦白自己告密历史的人,应该表示敬佩。学者李辉觉得,现在还不能断定黄苗子就是告密者,必须“让完整档案说出真相”。他以自己整理剧作家杜高档案为例指出:早在1950年代就有了检讨和告密的传统了,1955年胡风事件后,告密就成了“必需”。

“大家进入了不断的检举、揭发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追溯源头,或许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告密的制度基础。

学者徐晋如谴责章诒和打穿了人心的“后壁”,会“使得现在已经不再相信知识和美得的普罗大众,更加心安理得地堕落。”他认为聂有对整个民族苦难的清醒认识,所以才不追究告密者的责任。

细查起来,知识界恐怕没有几个人是干净的,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怪罪于那个制度,从而找到拒绝忏悔的借口。 其实,在ZZ度下,每个人都是告密者,重要的是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旅美作家林达刊登在4月16日《南方周末》的文章,可谓言之有理。

我想说,在冯亦代这样的告密者面前,揭发者并无多少道德优势可言,作者无非想区别高贵与卑微,却不料露出自己没落贵族的小尾巴。在苦难面前滋生的“分别心”是不合适的。

民众难道应该比“高贵的受难者”多受一些罪吗? 没有告密者,聂照样难逃一劫。同期《书屋》杂志所刊登的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检讨足以证明:一个内心不屈服的人是无法见容于那个时代的。自保意识使几乎每个人都成为DJ的同谋,统治者能轻易找出叛逆者并施以惩罚。

在1957年FY运动中,李慎之先生很难过关,被迫写了两万字检讨,在大会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地检讨后,才得到“D”和“人民”的饶恕,避免了灭顶之灾。

请看他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语吧:“我在这里感谢一切在会上批判我的同志,揭发我的同志,和全体参加对我的斗争的同志。”“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从头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李慎之先生的儿子勇敢地发表了此检讨书,我们应该对他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