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书法 陈岱孙:一辈子只教书
1927年,陈岱孙先生从欧洲游学归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他长达70年的执教生涯。陈先生年高德劭,执教生涯甚长,可以用他辞世前说的一句话表示:“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然而他那无私奉献、教书育人、严谨治学的精神,在教育界特别是高教界,可谓有口皆碑。
陈先生对西南联大的成立和创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陈先生与西南联大共命运,自始至终参与了学校南迁、组建及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回北京、天津恢复三校建制的全过程。
三校南迁伊始,陈先生是清华大学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的联系人,不久被教育部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委员。1938年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昆明。陈先生和朱自清、冯友兰、沈有鼎、钱穆等一起,乘包雇的长途汽车,经桂林、南宁入越南,到同登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陈先生身兼要职,为西南联大组建和顺利走向正规教学的轨道作出显著的贡献。
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治学科研,堪为典范。当时,他讲授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财政学》等。陈先生讲的课,内容精炼、讲解清楚,深受同学们欢迎。他把教育青年看成是人生一大乐事。1942年,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刘景丰、刘彦林、陈良壁等同学办了一个《展望》壁报,发表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文章,反动当局勒令停刊和开除他们。幸得陈先生仗义执言,加以保护,使他们免遭开除。
陈先生讲课条理清楚,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著称。陈先生上课前已站在黑板前,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的是陈先生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是告一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陈先生讲课并不发讲稿,同学们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的笔记就是教科书中完整的某一章节。由于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
抗战胜利后,陈先生始终坚守清华园,为清华大学浴火重生作出重大贡献。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聘任陈先生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委员。11月下旬,陈先生等随同梅贻琦校长离开昆明,经重庆、汉口,飞抵北平,视察清华校园,并做清华复原准备工作。
由于清华园在沦陷期间被日本占用作为伤兵医院,校舍破坏严重,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先是接管校舍,然后组织修缮,积极准备早日接待从昆明回来的师生。1946年,清华大学第一批从昆明回来的师生终于回到清华园。西南联大结束了,陈先生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担任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
我于1947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4年,陈先生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主任。从此,我在陈先生领导下工作,与陈先生共事,直到1997年陈先生病逝,长达43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