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叶子 叶圣陶孙子叶兆言:文化传承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钱江晚报: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中国古代的文人中,你喜欢哪个文人?
叶兆言:杜甫这样的文人,还有五柳先生陶渊明。像五柳先生那样,自得其乐,苟延残喘地站在文坛,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挺好的。
钱江晚报:你的爷爷是文化名人叶圣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伯父叶至善、姑姑叶至美也都是文坛中人,你也是作家,现在连你女儿叶子也是文学博士,作家,这让我们感觉中国文化的某种传承,在您的家庭就是一个缩影?
叶兆言:实际上即便是在我的家庭,看起来是四代文人的家庭,所谓的文化传承这个东西也已经不存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传承,在五四时期就断了,到了“文革”,差不多就断彻底了。
钱江晚报:叶兆言和叶圣陶,没什么共同点吗?
叶兆言:如果说我们一家几代人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不赞成后代当文人,但是偏偏都成了文人。可能这也有“文革”阴影的因素吧,家人觉得干文的结局会不好,连鲁迅也反对过,觉得搞文的会一事无成,做人也不踏实,变成一个没用的人。我父辈都是反对“空头文学家”的。我做工人那会儿,整个家庭都很开心。那时的文化人发自内心地觉得文化人无用,当工人更有用。那个时代,父辈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反对”。
钱江晚报:您一直以来写作,有没有考虑过一个作家的担当问题?
叶兆言:我从来没认真考虑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往往会托大,会自以为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想的就是把活儿做好,把书写好,要敬畏本职。小说是时间和虚构的艺术,各门艺术有各门艺术的标准,诗要言志,文要载道,小说就应该把故事说好,而说好故事就是把握好时间和虚构。
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的担当不是最重要,不是文学需要我,而是我需要文学。我更多认为是我需要文学,需要写作,没有更多想时代需不需要我写作。因此,我这个人也许特别无聊,除了写作,就是写作。
钱江晚报:如果担当不重要,那么什么是一个好作家最需要的?
叶兆言: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文学要给大家提供不一样的东西;文学展示的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一角,但同时也要让大家感到海面下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文学的归文学,意识形态的归意识形态,好作家大于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