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李坚真 李坚真:从红军女战士到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有30位女战士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其中包括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在黎平会议之后,这些女战士被编入干部休养连,李坚真担任连指导员,董必武任总支书记。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李坚真从一名红军女战士成长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受人尊敬的“李大姐”。

从县委书记到中央局妇女部部长

1907年1月,李坚真出生在广东省丰顺县小胜乡一个佃农家庭。出生才8个月,便因生活所迫,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

李坚真10岁那年,李坚真的养父让李坚真带小弟去读书,并偷偷给教书先生多缴了点学费,让李坚真在私塾旁听。到了十四五岁时,她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

李坚真受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积极参加农会活动,丰顺县第四区成立农民协会时,她当选为委员。1927年6月,李坚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李坚真的家乡,男男女女都爱唱山歌,她从小就会唱山歌,常和姐妹们对歌。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她做宣传和组织农会的工作。每次到山村开会,李坚真和其他同志总要先唱山歌,吸引男女老少,聚集在村头的大榕树下,或坐在村尾的石头上,然后开会。

1927年6月,李坚真入党后,立即参加了中共东江特委和丰顺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随后,她和农民武装一起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有一次,赤卫队向铜鼓峰转移途中,遭到敌人伏击,她左脚中弹受伤,不得不转到附近亲戚家里去养伤。当她的脚伤痊愈,回到赤卫队见到战友时,激动地唱起了客家山歌:“小溪出水大溪流,同志姐妹处处有:今天重上铜鼓峰,来日下县打九州。”

这一年冬天,丰顺县委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丰顺县革命委员会,李坚真当选为副委员长。1930年1月,李坚真调到闽西永定县任特委妇委会委员,做群众工作,搞土地革命。1930年春,上级调李坚真到革命根据地闽西汀东县任县委书记,不久又调到长汀县任县委书记。

24岁的她毅然挑起了县委书记的重担,干得相当出色。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她带领县委一班人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搞生产,做好粮食供应、运输等工作;又动员青年参军,扩大红军队伍;还组织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红军,随时打击敌人的进攻。

6月的一天下午,李坚真接到通知,去汀州福音医院找张鼎丞汇报工作。在该医院后面北山老古井的一座楼房里,李坚真第一次见到了正巧在此养病的毛泽东。张鼎丞把李坚真带到毛泽东的房间,并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听说李坚真带工作组做群众工作,搞土地革命,就笑着说:“呵,你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哪!

”接着,毛泽东问起了群众发动得怎么样,开起会来他们敢不敢讲话,参加开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要求等问题。毛泽东平易近人的态度,很快消除了李坚真的拘束,她一一作了汇报。

毛泽东又问她是不是闽西人,李坚真告诉毛泽东说自己是广东丰顺人。毛泽东谆谆教导她:“县委书记要管好家,心里必须时刻想着群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向群众负责到底。

”李坚真听了很受启发,就编了一首山歌:“苦人辛苦苦伤心,豪绅不做一身新。他们每天鱼和肉,三高大米酒半斤。苦人每天菜糊粥,做生做死米半斤。苦人团结心连心,拿起扁担打豪绅。”这首山歌在当地老百姓中唱开了,他们唱着山歌,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933年10月,李坚真当选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并任省委妇女部部长。1933年底,李坚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曾经战斗过四年的闽西,赴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位于瑞金沙洲坝,董必武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李坚真是第二期学员,当时共分三个班,李坚真被编在高级班。

李坚真怕自己文化低,学习跟不上,要求董必武把她编到普通班学习。董必武说:“你当过县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有实际工作经验,编在高级班是可以跟上的,学习上有困难,我找两个文化基础好的同志帮助你。”

1934年2月初,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李坚真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

在新的领导岗位上,李坚真积极依靠群众,把妇女组织起来,担当起繁重的后方工作。这期间,李坚真不但用山歌宣传发动群众,而且在组织群众做的军鞋上绣上山歌,鼓励前方战士打胜仗:“新做军鞋四四方,阿哥穿了上前方。希望前方打胜仗,后方工作妹担当。”许多前方的战士收到这些绣上山歌的军鞋,精神格外振奋,杀敌更加勇猛。

长征路上,她救过两位中将

1934年10月,李坚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出发时,李坚真被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担任民运科科长,负责找粮食、找向导、找运输员,做群众工作。

在黎平会议之后,正式成立了干部休养连,即中央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李坚真和红八军团总卫生部长侯政,分别担任了指导员和连长的职务。

攻打娄山关之前,在红三军团担任团长的姚吉吉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包扎好后准备随部队撤走。但这时候队伍已撤离,一时找不到担架抬他,组织上便准备好一些烟土和钱,准备将昏迷不醒的姚吉吉寄放在老百姓家里。为了大局和整体,只能如此。

但是,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不忍心看着一个同志陷入绝境,下决心违反纪律将他抬走。但怎么抬呢,此时只剩下一个民夫、一个马夫和姚吉吉的警卫员,而轮流抬至少得四个人。热心肠的李坚真毫不犹豫地握紧了担架杠,她让休养连连长侯政去带部队,她和马夫、民夫和警卫员轮流抬姚吉吉。

抬了几十里路之后姚吉吉苏醒了,一条生命抢救过来了。又过了几天,姚吉吉的腿伤好多了,便让他骑着马跟连队前进。这事被领导发现了,批评侯政和李坚真没有服从组织决定。但他们心里却很高兴,1955年,姚吉吉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长征途中,干部休养连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李坚真果断地指挥警卫员还击,突然她发现被锯掉一条腿的团政委钟赤兵坐在地下走不得。钟赤兵在夺取娄山关的激烈战斗中,右腿被子弹打伤。到干部休养连后,做了截肢手术。敌人的枪声一响,负责抬他的担架员惊慌失措,扔下钟赤兵自己跑了。

钟赤兵喊警卫员把枪拿给他,他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李坚真见状奋不顾身,喊来一位警卫员,抬起钟赤兵就跑。敌人在后头不断射击,子弹从头顶、身边呼啸而过,而她全然不顾。

最后,他们跑进大深沟,才脱离了危险。此情此景,让钟赤兵这位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锯掉腿都没流一滴眼泪的硬汉子,也忍不住热泪盈眶。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军某医院住院的钟赤兵(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拄着拐杖,在走廊里遇见当年的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兴奋地喊道:“李大姐,李大姐。

”李坚真指着自己宽阔的肩膀说道:“老钟,还记得吗?长征时我的肩膀让你当路走了。”当时她的肩膀都磨红肿了。“记得,记得!”钟赤兵含着眼泪,紧紧握住李坚真的手说:“没有你们的肩膀,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痛失丈夫邓振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瓦窑堡后,李坚真又开始了新的生活。1935年底,李坚真和邓振询在陕北瓦窑堡结婚。邓振询是江西省兴国县人,1904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他是兴国县暴动领导人之一,曾任兴国县工会委员长,江西省工会委员长。

1934年1月,他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同年10月,长征开始了。邓振询随红五军团出发,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将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项英、陈毅请示党中央,要求派些原来在中央苏区做过地方工作的同志回江西工作。这样,李坚真同丈夫邓振询等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1938年1月,李坚真、邓振询等人到达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不久,他们即奔赴瑞金、龙岩、南昌、信丰、池江、油山等地,忙着改编游击队,送他们开赴江南抗日前线,并做好家属和群众的工作。改编任务结束后,邓振询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坚真担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后来,邓振询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苏浙皖区党委书记,苏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李坚真调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苏南区党委党校主任等职。

1943年7月,邓振询率领新四军第四十六团转移到苏南横山地区活动。8月3日,部队在江宁县冯潭庄宿营时遭遇敌情。在转移过程中渡秦淮河时,邓振询不幸牺牲。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李坚真悲痛万分。不久前,丈夫背起枪带着队伍出发时,还微笑着转过身来,和她亲切握手告别。没有想到,这握手成为诀别!

当时,区党委随部队行动,整天行军打仗。为了让李坚真好好休息一下,待悲痛情绪稍为平静后再工作,区党委决定调李坚真到苏南溧水县任县委书记。一到县委,李坚真就遇到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要掩护部队转移。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区党委要求县委立刻组织力量,主动出击,扰乱敌人后方。

李坚真化悲痛为力量,不顾身体的疲劳,立即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部署作战任务,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向敌人连续发动了十多次进攻,打击和牵制了敌人,掩护了部队胜利转移。此后,她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民运部副部长、山东分局妇委书记、山东省妇联主任等职。

李坚真与广东土改

新中国成立时,李坚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妇委书记兼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任。

为了组织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党中央组织了大批老解放区的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加强骨干力量。当时负责抓中南五省土地改革运动的是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这时,邓子恢想起了当年和他一起在闽西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后来又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中分局一起搞过土改工作的李坚真,便向中央提出请求,要求将李坚真调到中南局来,协助他搞土地改革。

1950年4月,李坚真到武汉向中南局报到。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的邀请下,李坚真到广东参加土改工作。5月,李坚真来到广东工作。叶剑英对她说:“要你回广东,主要是抓土改,准备成立省土改委员会,由你来负责。

”1950年10月,中南局正式批复了华南分局上报的“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名单,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兼任土委会主任,李坚真为副主任,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1950年五六月间,李坚真率队到基层调研,调查了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群众的生活情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基层干部和党组织的情况等等。

调研回来后,叶剑英、方方和李坚真具体商量确定土改工作试点县事宜,提出以兴宁、龙川、揭阳三个县作为广东省土改工作典型试验县的设想。

叶剑英将在这三个县进行土改试点的部署,先后向中南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10月,毛泽东指示说,土改面积除规定的三个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须选一个区进行试点。11月,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与各地委协商,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8个县为土改试点县,全省的试点县增至11个。其中,原来三个试点县由以李坚真为团长的省土改工作团具体组织实施。

1950年9月,华南分局抽调了1000多名干部,组成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李坚真任团长,下辖三个分团。1950年10月中旬,省土改工作团分别开赴三个试点县,开始土改试点工作。省土改工作团团部设在兴宁,李坚真和副团长罗明驻兴宁。

在兴宁县土改试点工作中,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发现,有些兴宁籍的国民党起义人员在祖屋还放有枪支弹药。有人认为这是顽固不化的表现,提出要把这些人拉回乡下来斗争。李坚真作为省土改工作团负责人,不但没有草率行事,相反,亲自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情况。

原来这些枪支是这些人员起义前离家时放下来的。她认为,现在他们已经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了。起义前后的事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她坚持执行党有关起义人员的政策,没有把这些起义人员拉回乡下斗争,广大群众也表示满意。

李坚真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和华南分局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特别对广东土改中的几个特殊问题,如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的问题等,经请示华南分局同意,都作了比较稳妥的处理,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顺利完成了三个县土改试点工作的任务。

就在叶剑英和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土改试点县的工作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1951年4月,中南局土改委员会的负责人到了广州,对广东土改试点县的工作提出批评,三个县的土改试点也被指责为“和平土改”。李坚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检讨了几次。

她所担任的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省土改工作团团长的职务虽未明确撤销,但随着她被下放到惠阳去土改,也名存实亡了。1952年6月,由于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少数领导人片面地向毛泽东反映,说华南分局在农民问题上“右倾”,并存在着“地方主义”。毛泽东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到北京开会,批评了华南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历史是公正的,这一切都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纠正。

1958年,广大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干劲冲天。但是,广东省有些地区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出现浮夸现象。有的报粮食亩产5000斤,有的甚至报万斤。从小就跟稻田打交道的李坚真,懂得亩产万斤粮食是怎么样一个概念,不相信一亩田能打万斤稻谷。

于是,她特制了一根刻有尺度的手杖,下乡实地调查。她一连调查了七个县,如实地向省委汇报:粮食产量实际没有那么多。她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受到了省委负责人的表扬。李坚真常说:“作为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一是用人,二是想办法,出主意。要做到这两条,最重要的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功臣

李坚真是筹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功臣,这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老同志的一致看法。1979年冬,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人大常委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的李坚真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

当时,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租用省政府会议招待所二楼的8个简陋房间作为办公地点,连挂门牌的地方都没有。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条件很差,除两个作为常委会会议室的房间有30平方米外,其余的房间都只有15平方米,厅、处、科和一般科员都挤在一起办公,由于地方狭小,连转身都十分困难。

为解决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难问题,李坚真多方奔走。广州军区通园招待所早期是中南局的办公地点,“文革”时期由广州军区接管。当得知招待所有些旧房闲置无人使用时,李坚真和省委一位副秘书长亲自前往广州军区,要求将招待所划归省人大常委会作为办公之用,但遭到广州军区当时主要负责人的拒绝。

李坚真没有气馁。1981年春,叶剑英来广州视察工作,在送他返京时,李坚真当面汇报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难”的问题,恳请他出面解决广州军区通园招待所事宜。

叶剑英表示同意,返京后即主持召开了军委办公厅会议,通过了一份决议,要求广州军区支持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1981年6月,广州军区同意将招待所的一半多地盘划归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所有。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创建初期,省财政每年划拨的经费只有28万元。在李坚真的多次争取下,1981年,省财政挤出资金200万元拨给省人大常委会,使得办公条件才有了一些好转。起初,省人大常委会定编60人,但到位的只有12人。

到1980年3月为止,省人大常委会真正到位的干部仅19人。为使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更好开展,1980年,李坚真在全国人大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分别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反映,要求给省人大常委会增加编制、增设机构和调配干部。

在李坚真的多方奔走下,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最后定编100人,后又增至120人。省人大常委会除设有办公厅外,还设立了法制委员会。随着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内部机构的逐步健全,一大批思想端正、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先后被调了进来,省人大常委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1992年3月30日,李坚真在广州逝世。(摘自《党史博览》,作者: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