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与侯孝贤相爱吗 【爱梁者说】朱天文:“那些侯孝贤最美的影片
录入:陈重重 我是作家,我主要的活动就是写作。当一个编剧——就像我从八零年代初期开始为侯孝贤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剧本的成形是由影像或感觉开始,而一本书则是由文字开始。当我和一个创作力很强的人一起合作时,我的参与只是局限于为影片规划出施工蓝图。
当我写一本剧本的时候,我进入一个不属于我的部门——那就是影像。在侯孝贤的身边,我扮演一个空谷回音的角色。侯孝贤则是一个能量极大的创作者,而我的指责是用语言去捕捉这个浩瀚的创作行为的律动。
创作行为令人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梦境中:它促使我们在一种没有清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去搅动一些食物的底层。我试着在这个梦境中陪伴侯孝贤,试着让自己跟他处于同样的情景中,让自己跟他保持一样的状态。
假使我做不到,那么结果只可能会是背道而驰,这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地,当我写一本小说,只有我的个人风格才是最重要的。我透过文字来表达事物,而他则透过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图像”的艺术。
文字是思考的,可以和经验分离;图像艺术,它,则是以另一种方式瞄向经验。 我身处于文字的这方:对我来说,侯孝贤的影片最美的时候,都是在拍摄前的讨论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彻底爬梳他的想像世界的内部。
我喜欢听他描述他将如何去拍一个场景,告诉我他为什么这么做。但在拍摄时,总时会出现一些现实无法克服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很失望。当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只讨论那些会让我们感到兴趣的事物。
有时候,我真希望手上有一台小小的录音机,这样我就可以录下并且保存这些谈话,因为有时在经过一个月毫无结论的闲谈之后,会突然出现某些决定性的关键。我希望把这些谈话配上音乐。那些侯孝贤最美的影片,他都是用说的。
刚开始的时候,即使有很强的本能,侯孝贤还是一个完全缺乏艺术气质的人。我们可以将他比拟成一只动物、一个居住在世界上天然未经开发的人。相对于杨德昌或他所有从美国学电影回来的朋友,他在还不懂得拍电影的技巧的时候就开始拍电影了。
当时对他来说,拍一部电影是一项很自然的行为,就像一只动物在觅食或一个人沉醉地欣赏花朵那么自然。但是他缺乏自觉,缺乏将自己导向特殊方向的能力。这种能力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培养,他都承认自己是很晚才达到成熟的阶段。
在他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因为他先是依*本能进行创作,然后才慢慢地学会如何培养自己的艺术感,好让作品能够一次比一次地更加丰富。 《风柜来的人》是他作品里最接近自然时期的一部,它的拍摄毫不犹豫,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具有一种异于他别部所有电影的力量。
但是一旦我们有了一次拍摄这种影片的经验,我们马上就明白我们再也无法对某些事务视而不见。想要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拍片会变得极端困难:原先那种纯真率性的力量已经消失,无法复制。
可是透过一连串自觉的过程后,我们再得到一股同样巨大的力量。以某种方式,我们又重新找回早期影片的恩赐。 我觉得,在某些因为他的功力趋于成熟而开始有能力去处理的主题之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跟女人有关的事物。
他自己也承认:就在几年前,他对女人还是一无所知,即使在他年轻时曾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他早期的故事总是离不开一些坏男孩,而且总是有点小小的大男人主义。
在《好男好女》和《海上花》里,我所提供关于女人的面向也许是有决定性的。尤其是《海上花》,我相信侯孝贤是透过我来拍女人。他现在已经发现在他过去的几部影片里,女人有时缺席或是处于边缘。
但我觉得现在的他已经比以前知道得多了。 所有在侯孝贤的影片里出现的女人,都对应了他小时候最常接触的三个女人:他的母亲、姐姐和祖母。她们都是比较没有自我而且抑制的女人,经常表现得比较包容、比较能吃苦耐劳;总之,就是符合一般传统对亚洲女人的印象。
但这只不过是外在的表层。长久以来,侯孝贤从来都不曾想过她们内心发生些什么。我记得几年前,他和杨德昌一起上Kiss夜总会,那里常有一些漂亮的女孩,杨德昌注意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转身跟侯孝贤说:”你看!
这个一个奇迹!她正处于一个女孩要变成女人的阶段!“侯孝贤非常惊讶:”他在说些什么?他怎么能感觉到这个?而我却一点也没注意到!“他告诉我,他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王派彰译,朱天文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