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录:彭罗陆杨事件纪实之公元一九六六年
文革录:彭罗陆杨事件纪实之公元一九六六年
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彪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泽东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约束于学术范围之内。2月中,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陆定一谈笑风生,将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但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二月提纲”。
1966年2月2日至22日,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经过毛泽东几次亲自修改。这两件事在进行过程中都有意保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3日,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通知罗瑞卿到京西宾馆出席对他的批判会,会议本由邓小平主持,但邓小平以视察西北为由推脱,实际是彭真主持。此次四十二人参加的京西会议火药味浓烈,罗瑞卿饱受刺激,随后跳楼自杀未遂。
1966年3月4日至17日,在有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以及公安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京西宾馆会议”上,罗瑞卿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被迫跳楼双脚跟骨致伤,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批评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他说:什么吴啥、翦伯赞,是中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毛泽东还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的谈话,不只是对彭真、陆定一的直接批评,同时表明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修正主义”的革命。
1966年4月10日,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
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关起门来统一思想”(康生语)。在会上,康生、陈伯达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以来和历史上的所谓“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销《二月提纲》。
1966年4月16日起,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集中到上海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没有点彭真的名,后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修改时专门加了一段点名批判彭真的话,毛泽东同意了。
从1966年4月14日到30日,毛泽东在17天中先后8次审阅修改《通知》稿,并加写了好几段重要文字。
1966年5月8日,陆定一从安徽回到北京,开始被软禁。彭真也失去了人身自由。陆定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彭真以搞“反革命政变的头目”等莫须有罪名被批判。
1966年5月4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四人。彭真的罪名是主持制定《二月提纲》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罗瑞卿则因抵制林彪宣扬的个人崇拜及其“突出政治”论而获罪。陆定一的罪名一则来自其夫人严慰冰多次以匿名信反对林彪、叶群,二则反对林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提法,三则同彭真一起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杨尚昆之罪即为窃听器事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谄)。此次会议停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
同时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夺权第一步。彭罗陆杨事件是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陷害、打倒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第一个事件。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其后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造反浪潮在全国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本身的人事也发生很大变动,逐步取代了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文革实际指挥机构。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关键一步,既在组织上清除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障碍,成立了实际指挥班子,又为文革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针。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江青集团亦由此获得巨大权力。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罗、陆、杨四个人的决定。
1966年12月12日,杨尚昆从山西被揪回北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二万人大会,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时批斗。毛泽东决心要斗倒杨尚昆的导火索是“窃听器”事件。在文革前夕,有一次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
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决议文件。
1966年12月21日,罗瑞卿被林彪、江青指使的红卫兵从医院劫出,押到海淀区罗道座卫戍区部队驻地“监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