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的诗 数学博导蔡天新:把诗歌的想象力用到数学中

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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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他是数学博导,也是诗人.摄影家和旅行家蔡天新:把诗歌的想象力用到数学中旅行的魅力在不确定性梦想把数学家秦九韶搬上银幕长江日报 记者禹宏读 :你15岁上山东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31岁任教授,学习秘诀是什么?蔡天新:主要是有好奇心.我从未跳过级,只是那时学制短.我上学早而已,这也使得我适时保存了体力和好奇心,在大学时代才发力用功.读 :你童年时的梦想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过以后会成为数学家或是诗人?蔡天新:好像只有白日梦.比如在中学拉练途中,希冀被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赶上,警卫员从后座上跳下来,走到

他是数学博导,也是诗人、摄影家和旅行家

蔡天新:把诗歌的想象力用到数学中

旅行的魅力在不确定性梦想把数学家秦九韶搬上银幕

长江日报 记者禹宏

读 :你15岁上山东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31岁任教授,学习秘诀是什么?

蔡天新:主要是有好奇心。我从未跳过级,只是那时学制短、我上学早而已,这也使得我适时保存了体力和好奇心,在大学时代才发力用功。

读 :你童年时的梦想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过以后会成为数学家或是诗人?

蔡天新:好像只有白日梦。比如在中学拉练途中,希冀被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赶上,警卫员从后座上跳下来,走到我面前立正:“报告师长,军长请您到军部去一趟。”让周围的同学们艳羡不已。至于数学家或是诗人,都是没影儿的事儿。

读 :在你成长过程中,有什么人或事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什么?

蔡天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来到杭州。这件事触动了我,我在简陋的笔记本上描下他的访华旅行图。那时大人们都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突然要夹道欢迎他们的总统,实在想不通。乡亲们还传说美国人的飞机大得很,杭州笕桥机场降不来,临时把附近人民公社的土地拿来扩建了。这件事令我惊讶。那以后我开始关注世界了,可以说为周游列国打下了基础。

读 :现在还会回忆起孩时吗?有什么让你一直印象很深的事?我读到你的书里多次提到了河流和公路。

蔡天新:我已经写了一部《小回忆》(三联书店,2010年),现在该暂时放一放了。为何在书中多次提到河流和公路?那是因为我们家乡没有火车和航班。这可能也是对远方的一种向往,它们都是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我喜欢画地图,一个原因是爱看电影,特别是《渡江侦察记》那样打仗的电影,里面有军事地图,这也是白日梦的由来。早期是地图,后来是诗歌和绘画。

读 :你曾经是个叛逆的小孩吗?

蔡天新:我只是一个喜欢梦想的小孩,喜欢私底下记录一些事情,虽说多数是没有意义的。一般来说,前途比较确定的人往往叛逆,就像以前许多革命者是富裕人家出身。而我那时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父亲甚至买了一套木工工具想让我做徒弟,但又没有付诸实施。

再就是怀疑与好奇心,有一次,小学校的师生步行进城看电影,正好遇到县城第一次浇柏油马路,我捡起一块放在前额头发上,结果扯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断,后来拍毕业照时头上有一空缺。如果说叛逆,那也是在精神方面的需求稍稍不同于同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是一种真正的叛逆。

精神的需求不同于同龄人

蔡天新,15岁考上山东大学少年班,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任教授,33岁成为央视“东方之子”。他是诗人、作家,又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过去20年来,他以数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遍游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10多次摄影展,著有诗集《梦想活在世上》,科学随笔集《数字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人文随笔集《南方的博尔赫斯》、旅行记《欧洲人文地图》,传记《小回忆》等十多部,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

文理科原本不可分割

诗歌与数学有相通之处

蔡天新是个奇人:他是浙江大学数学系博导,又是诗人、旅行家和摄影家。他的传奇还包括:一边看报纸一边下棋,能够轻松打败对方。他喜欢拉丁舞蹈和足球,有一回跑到朋友的酒吧里,一个人表演了专场。

通常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却玩什么像什么。记者问他,何以多重身份都能兼顾?他透露秘诀:除了四年的研究生班主任,他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这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蔡天新觉得在中国,一个科长开会所花的时间,比他写诗的时间多;一个处长开会所花的时间,比他写书的时间多。

今年年初,蔡天新的随笔集《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群星闪耀》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30首诗作入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

数学严谨、逻辑性强,诗歌跳跃、发散性强。数学家和诗人,两个南辕北辙的角色,蔡天新却将它们驾驭得很好。

蔡天新告诉记者,两者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数学和诗歌都需要想象力,都简洁、智慧。“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是,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因此几十年来我乐此不疲。我倒是觉得,假如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会难以和谐相处”。

他早年喜欢用双行体写诗,说这有点代数中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味道,体现了一种均衡的美。他评价好诗的标准是:一首诗应该有所发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诗眼,这与一篇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致的。他还写过一篇《数学家与诗人:惊人的对称》,这种“惊人的对称”在于,“每一门科学只有当可以用数学来表达时,才是真正的科学;同样,每一种艺术也只有当渗透出诗意的美感来,才能称得上是艺术。

这就是为何莫扎特被誉为‘音乐家诗人’,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

作为浙大数学系教授,对古典大师原作的细读和研究,是他发现新问题的源泉,“最近两年来,我在这方面受益匪浅,取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把诗歌和艺术的想象力用回到数学中来”。

旅行的魅力在不确定性

身为旅行达人,谈起旅行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蔡天新回答“不确定性”。

他说,旅行里有即兴的东西会比较有意思,如果什么都安排好了,就变成了一个旅游者。“我从不买旅游攻略书,因为没有它更富神秘感。就像上次去东非,本来是荷兰人邀请我去学术访问,遇到国庆节,我给自己放了假,就用荷兰人给的剩余的钱买了机票”。

肯尼亚那边没有他认识的朋友,但他去过的南非诗歌节的主席跟那边熟悉,所以一到内罗毕就有一个报社记者兼笔会会长来访。那位记者带蔡天新去见内罗毕大学的一位英文教授和一位法文教授,“我各送了他们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法文版的诗集,他们一看很喜欢,就邀我做了一次讲座和朗诵,把他们的学生和研究生都召来”。

后来那位记者又要带他去东非大峡谷,但那天车子出了问题,蔡天新就把这一行程取消,直接去了乌干达,“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能去那么多国家,结果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了”。

他在途中遇到了中国的维和部队,搭他们的车子从刚果返回布隆迪,连海关都没过。“我回来的时候也不走老路,从坦桑尼亚飞回荷兰。在阿鲁沙,一位诗人给我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来了不同国家的诗人和音乐家,还有很多听众。当坦桑尼亚人知道这是我游历的第100个国家,感到很高兴。我在坦桑尼亚拍摄了许多抽象作品,这或许是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

走了那么多地方,蔡天新最喜欢哪里?他说:太多地方,太多故事了。《数字与玫瑰》书背上有句话:“我以为,每个年轻人(包括心灵年轻的人)都应该在有生之年去一次欧洲。我本人去过欧洲20多次,从没有厌倦;还有拉丁美洲,我在那里有最美好的记忆;最难得的是,过去11年里,我曾6次到达非洲”。

有人说他爱冒险,他却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词语的冒险。当你开始了第一行诗,你不知道下一行是什么,更不知道结尾是什么。甚至完成之后,也可能被修改得难以辨认。冒险带来快乐和刺激,可以说是一种高浓度的惬意。

梦想把数学家秦九韶搬上银幕

问及蔡天新还有什么人生梦想,他想了一会,说:梦想之一是我近年研究和提出的若干数论新问题,会引发各国同行的广泛兴趣。之二是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写一部学院派的小说,之三是希望能鼓动或协助某位大导演拍摄故事片《秦九韶》。

秦九韶是南宋的一位大数学家,其个人生活颇有争议,也说明人性之复杂。电影素材应有尽有:南宋,科举,战争,冥想,丁忧,火灾,洪水,造桥,皇帝,宰相,发现,贪婪,杀戮,乱政。他是独一无二驰名世界的古代中国科学家,至今享有盛誉,曾在湖北、浙江工作过。他的生活和道德可按两种方式演绎,政敌的诽谤、著作中折射出来的理性之光。

《数学家与诗人》(节选)

读 :高考在即,你赞成在中学阶段文理分科吗?

蔡天新:不赞成。文理科原本不可分割,文理分科将贻害无穷。现在高中学的课程内容太多太深,根本没有必要。有些内容如果做一两道题,会觉得很有意思,但做100道题,会把美感和兴趣给弄没了。个人认为,如果在难度方面适当减少,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学习。这对将来有好处,因为知识面广了,潜力也更大。

再者,不注重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其影响力终究只限于本民族,无法走向世界。以分析哲学为例,因为建立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多位世界级的思想家,也成为20世纪主流哲学流派。

读 :据我所知,许多孩子会为文理分科的问题纠结。比如喜欢文科,理科也不错,但出于专业和找工作考虑,选择了理科,心中总会存些遗憾。对这样的孩子,你可以说些什么吗?

蔡天新:确实非常遗憾。我觉得理科生可以也应该怀抱人文的梦想,文科生必须时常观察自然,了解科学的历史和进程。我希望这些孩子能时时怀抱着远方,或许在那里,理科和文科会相互融合。

读 :诗歌与数学还有个相同点,就是它们看上去都不够“实用”。比如语文考试时,写作文往往要求“体裁不限,诗歌除外”,所以学生们不需要重视诗歌。

蔡天新:其实诗歌和数学不仅需要灵感,它们也能带给你灵感,诗歌和数学比较好的人会有特别的想象力。为什么数学好的同学找工作方便呢,因为他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我还有句话,大家可以自己琢磨:诗歌可以把我们带到想要去的地方。

读 :你有一对读高中的双胞胎女儿,爸爸这个角色,您自认为做得如何?

蔡天新:马马虎虎吧。现在她们在外地的寄宿学校,晚自习后经常与我通话。虽然早些年,我在外面漫游的时间比较多,但我在国内的时候,外出并不多。读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要求同学跟爸爸、妈妈时间多的分别站队,结果她们都站到爸爸的队伍里了。

与任何其它学科相比,数学更加是年轻人的事业。最著名的数学奖——菲尔兹奖是专门奖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的。黎曼死于40岁,帕斯卡尔死于39岁,拉曼纽扬死于33岁,艾森斯坦死于29岁,阿贝尔死于27岁,伽罗华死于20岁,而他们作为伟大数学家的地位却已经奠定。有些数学家虽然长寿,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大多是在青年时代完成的,例如牛顿和高斯。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开列一长串早逝的诗人名单:普希金、洛尔迦和阿波利奈尔死于38岁,兰波死于37岁,王尔德死于34岁,马雅可夫斯基死于32岁,普拉斯死于31岁,雪莱和叶塞宁死于30岁,诺瓦利斯死于29岁,济慈和裴多菲死于26岁,洛特雷阿蒙死于24岁。而以绘画为例,高更、卢梭和康定斯基都是30岁以后才开始艺术生涯的。

一个人能不能既成为诗人又成为数学家呢?从历史上看,只有18世纪意大利数学家马斯凯罗尼和19世纪法国数学家柯西勉强算得上诗人,20世纪智利诗人帕拉也曾做过数学教授。而人类历史上惟一能够在两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或许惟有欧玛尔·海亚姆了,这位11世纪的波斯人比多才多艺的达·芬奇还早出生400年,他的名字不仅因给出三次方程的几何解载入数学史册,同时又作为《鲁拜集》一书的作者闻名于世。

——摘自蔡天新《数字与玫瑰》(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

记者手记

回想之翼

蔡天新的诗:

——忆父亲

蔡天新的行走书写,有种独特的数学美感。

如写巴黎,他说“巴黎向塞纳河两岸扩张,形成今天这个样子,20个街区以阿基米德螺线从塞纳河依顺时针方向向外延伸,并以阿拉伯数字依次命名”。“从几何学的观点来看,西安或北京依赖的是封闭的正方形,而巴黎却是开放的螺线。前者规范、单一,后者散漫、复杂。一座城市的建筑格局和风格,必定会影响居民的思维方式,甚至人文、科学。”

向他约稿,来往电邮显示,他一会在欧洲,一会在非洲。几经努力,他终于在《读 》周刊开了名为“漫游与观察”的专栏。

去年盛夏,我突然接到他的短信,说正携家带口到湖南,“去那里参加一个读书会演讲和数学杂志的编委会,家人也都想出来看看。武汉我只是20年前乘船沿长江路过,有什么好玩的活动?”但两天后又接电话,说是家人身体有些不适,武汉就留待以后细细品赏,“我看过一些资料,东湖、汉口江滩、黄鹤楼、户部巷都蛮不错的,你说什么时段来武汉最好?”

一直强调旅行最大魅力在于“意外”和“随性”的蔡天新,如此用心安排武汉之旅,特别是言语间对家人的温和体贴,让我印象甚深。

近从报章得知,因诗歌、行走,促使他数学灵感纷至。他在新著《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中涉及的新问题、新方法,以及对若干经典数论问题的想法和拓延,引起数论界同行的关注,菲尔茨奖得主阿兰·贝克称赞其为“真正原创性的贡献”。

他说,其实就是把加法和乘法结合起来,利用这一想法,他把经典的华林问题、费马大定理等作了改造或延拓。

怀瑾怀瑜,与蔡天新对话,这几字不觉跃入我的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