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临死前十一句话】中国有多少个文强？一个？

时隔四年：文强死前说过的十一句话曝光令人震惊！文强（1955年12月－2010年7月7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在职大专学历，一级警监，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1972年1月参加工作，197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四川省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巴县县委常委、副书记，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长。2010年7月7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文强被执行死刑（注射）。

文强死前说了十一句令人极度震惊的话，让我们再一次聆听文强到底说了些什么。

1、“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参与过和知道的事情太多，我要是不死很多人就永远睡不着觉。不杀我后患无穷。我死对他们更有利。我是可以把他们拉下水陪我一起去死的。但那就要把我老婆孩子一起赔上。都说我是个恶魔，但我为人父，为人夫，还不至于对自己的家眷那么狠毒。很多人巴不得我文强马上去死。我会的，但有几句话在我走前要讲清楚。”

2、“都说我贪污那么多的钱，玩了那么多的女人。我不否认这些。我想说的是，这怪我也不怪我，当然我的责任更大。不管谁放在我那个位置上都会贪污那么多的钱，玩那么多的女人，甚至更多。那些女学生我不去玩也是别人去玩。说我文强强奸，我那算强奸吗?我有把人家奶头给咬掉吗？我有把人家扔到楼下去吗？我不过是按照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

3、“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全国像我这样的干部不说有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吧。单单把我一个文强搞臭、杀掉，又解决什么问题?”

4、“我还要说的是，老子从巴县的一名小片警做到直辖市的公安局副局长，不是靠贪污一路走过来的。老实说我文强比那些整天拿钱不做事的干警要强一万倍。我是工作在前，贪污在后。”

5、“我文强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副局长，却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利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却假装不知道？”

6、“既然不让我活下去，我就豁出去把一切都说白了：我贪的远不止那些钱。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我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费，但我替那些人办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办的，有些还要托别人办。托别人办事情没有钱行吗？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过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我不否认那些证据的真实性，但你们要是也去那些人家里搜搜，就会觉得我那点儿赃款、字画拿到他们家里恐怕人家会嫌寒酸的。”

7、“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昨天重庆大街上有很多人放鞭炮。当年我办了张君案后重庆不也是大街小巷放鞭炮吗？我看三年后他们还要不要放鞭炮。到那个时候那些出卖过我的人恐怕会念叨我的好处了。到那个时候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就会觉得还是我文强好一点。”

8、“有些老百姓恨我没有替他们惩治罪犯，沉冤昭雪。也许我走前该给他们道个歉。有些案子我要是不去收那些人的钱替他们摆平，那些人就要把钱送到我的上司那里，最后要把我摆平。这都能怪我吗？我跟那些百姓有什么仇？我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他们吗？他们是受害者，难道我文强就不是受害者吗？”

9、“我文强30年前有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贿赂？当年他们说我是英雄，我其实只是在卖力地工作而已，但他们叫我当英雄我就不能不当。现在他们又说我是罪犯，我敢不去当这个罪犯吗？”

10、“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我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我还是负主要责任的。”

11、“要是当年我不从巴县调出来，留在那里安心当一个小片警，我的今天就不会是这样。贪图功名利禄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我死后我的孩子就不要再姓文了，改姓别的，子子孙孙以后再也不要从政，不要当官，远离功名利禄。平淡、平安才是福。”

披露文强最后时刻：离开看守所时表情突变，尽管文强并非被判处极刑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但社会对文强的关注度，已经超出此前落马的任何官员。文强从公安局副局长到庇护黑帮的巨大反差，让他成为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人物。对于老百姓而言，治安问题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而黑帮是对社会治安的最大威胁之一，“保护伞”是黑帮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文强则是重庆黑帮的最大保护伞。

按照这样的逻辑，是否依法公正地查处文强案，是重庆“打黑风暴”能否“除恶务尽”的风向标。

能让媒体记者在文强生命的最后时刻采访他，体现了重庆有关部门的开明，这样的情形几乎没有先例。能让司法系统之外的第三方采访终审判决为死刑的罪犯，采访内容还拟将公诸于众，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有关部门对此案已办成铁案的信心。到达看守所时，我并不知道，爆炸性事件即将发生：文强当天将被执行死刑。

文强缄口是最大遗憾，因为从头至尾旁听过文强案一审、二审，我对文强案已烂熟于胸。5月21日，文强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后，我便开始采访文强的准备。我连夜查找文强所有的资料，拟出了287个问题，如果文强能够全部回答，相信能全面、立体地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文强，证实或澄清社会上关于他沸沸扬扬的各种传闻，并让读者知晓他的酸甜苦辣和各式人生体验。

在这些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好的整整8页纸的闭合式问题中，不涉及他和女明星的传闻——这不是中国青年报的关注领域。我们更想知道，经历了人生过山车般的高潮和低谷，文强如何看待人生？他如何总结自己的教训？……我还想知道他的一些细节，比如读警校期间，是否有过偶像？工作期间，酒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看守所里，是否怀念他曾无比钟爱的火锅？……

开始采访前，我们被告知，最多只有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们迅速选择出6组在我们看来最有价值的问题，另有3个问题，在时间许可时备用。这6组问题是：

一、你现在最想见到谁？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二、你还记得第一次收受别人钱财是什么时间吗？当时你紧张担心吗？思想斗争是持续了很久，还是一闪念而已？不分场合、对象、数量地收受那么多的金钱、手表，你根本用不了，到底图什么？你是否赞同别人对你“并不在乎收了多少钱，而是在收钱时享受到权力带来的愉快”的分析？你是否有过自己活得不踏实的感觉？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你是否认为，你让下属将命案转移到黄代强的支队，让已经被抓获的疑犯再度逍遥法外的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

四、你是否认为，你当公安局副局长后，权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监督？对于完善官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体系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五、你如何看待自己案件的判决结果？

六、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赚大钱、当大官就是成功，对此你怎么看？刚做警察时，您是如何给成功下定义的？关于你自己的人生航向，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到达文强的监室后，很诚恳地表达了采访的意愿，但睡眼惺忪的文强完全不予配合。为了能让文强开口，我们临时改变了采访路径，给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你曾经是全国排得上号的刑侦专家，你认可这个说法吗？遗憾的是，文强并不正面回答这个看起来应该能打开话匣子的问题，只是用重庆方言表示，自己需要为庭审做准备。他似乎并不完全抵触记者的采访，只是不愿意在那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接受采访，他暗示，可以在庭审后再采访。

此刻，记者和文强都不知道，已经没有再采访的可能了，文强在最后关头有哪些想向社会公众说的话，在他拒绝此时开口时，就注定永远成了一个谜。对于曾在他的最后时刻独家见到他的媒体记者而言，我的遗憾无以复加。我更无从知晓，在囚车驶向行刑的歌乐山时，文强本人会不会觉得遗憾。

文强最后4个小时值得整个社会警醒，6时24分，文强离开看守所，当记者看见一字排开的6辆车以及众多法警——数量与平时提审有明显区别——的时候，隐约感觉文强可能将被宣布死刑复核结果了。我认真看着文强，发现他的表情突然一变，不知道此刻他是否有了某种预感。

此前，在生命的最后4个小时之际，文强显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执行死刑。他认真地服药、偶尔用手梳理一下头发、细致地翻看判决书和自己手写的文字，在这些细节中，我能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珍惜。有关人士透露，前一晚上，文强也举止正常，睡眠良好。在文强案审理期间，记者曾多方证实，虽然文强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但他对具体的庭审环节并不了解，或许，当时他认为自己当天只是再次出庭受审。

见证完文强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分别采访了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和儿子文伽昊。周晓亚以前对文强是颇有怨言的，文强作为丈夫，首先是不忠诚的。一审时，周晓亚明确表示，自己收取的钱财文强均知情，但在知悉文强被判处死刑后，她在二审中完全翻供，说文强对自己收的钱财并不知情。

周晓亚的供词未能改变文强的命运，此刻，惟一的评价体系是其犯罪事实和法律。文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也不是他的亲友的评价所能定论。作为警方高级官员，他对公权力的滥用，尤其是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包庇纵容，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的公信力，他已经完全走向了自己职业使命的反面。

而记者对文伽昊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几乎没沾染任何社会习气的青年，和文强的为人风格迥然相异。他和那些迷恋于网吧游戏的男孩，在思维和行为方面都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并不认为，文强经过法律公正审判决定执行死刑，他的亲友必然就应该“大义灭亲”，认定他有多么不堪。

我们的问题都是人性化的，也如实刊载了对周晓亚和文伽昊的采访内容，客观呈现这两个与文强有特定关系的人在文强被执行死刑时的说辞。这只是记者的工作，不代表记者或者媒体的任何意见，文强的是非功过，需要交由历史和法律作全面的评判。

事实上，我在采访二人之前，在重庆渝州路一家餐馆吃午饭时，整个餐馆的人都在热议刚公开报道的文强之死。在多数人看来，文强死有余辜，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高官，带坏了警界风气。他和夜总会老板密切接触，甚至接受他们的性贿赂，让他们有恃无恐，司法的威慑力则大打折扣。这种恶劣影响远远不是收几笔钱所能比的。

在重庆市民看来，文强之死是法律的胜利，也是民心的期盼。但对于曾亲眼见证文强最后时刻的记者而言，文强案不应该以文强被执行死刑为终点，相反，该案值得系统地总结和警示。我们更应该讨论如何避免出现第二个文强，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制度制定者更需要考虑。

文强的家曾装修得奢华到极致，他也曾经坐拥千万钱财，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1个月里，虽能独享“单间”，却不能自由地感受朝阳和落日，看花开花落。一审开庭前两天，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生日，此刻，再也没有当初的众星捧月般的集体朝贺，更没有人向他献上红包。他有自己的“办公桌”，却再也不能作出任何批示，只能写下为自己辩解的话，在担忧、祈祷和惶恐中等待自己的命运，而在最后，他只能被动地失去自己的生命。

记者在重庆工作近10年，曾和文强一起吃饭、喝酒，也曾看到文强在看守所的一举一动。身居高位、风光无限时的文强和生命最后时刻被严密羁押的文强，其外在形象、举手投足、语言风格让人很难相信这会是同一个人，反差堪称天壤之别，令人唏嘘震撼。或许，只有临近死亡时的文强才真正明白，即使再多的荣华富贵，也比不上自由和生命的可贵。

从这个角度看，文强伏法、文强案落下帷幕后，我们还有比文强之死更值得关注的事：分析文强的堕落轨迹，从文强死前4天、4个小时人性流露的震撼表现中得到启迪……对于文强而言，彻底背叛警察的职业使命，让自己承受了从公安局副局长到罪犯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山风仍将拂过歌乐山上的刑场，治腐治贪也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当每个人回想起2010年夏天的文强之死时，都需要深刻反思、警惕：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文强，为官者应如何对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有所敬畏，如何重构自己的人生观，如何重塑对法律权威的信仰，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才能避免重蹈文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