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陈寅恪 刘文典的《庄子》造诣:陈寅恪称其“可谓天下之至慎矣”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

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

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

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