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历史哲学文学 陈先达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与历史深处的哲学心语
臧峰宇:陈老师,我最近重读《我的人生之路——陈先达自述》,仍觉饶有兴味。您在这部自传体作品中展示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其中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令人过目难忘。作为江西鄱阳湖管驿前渔村陈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您在青年时代先后在复旦和人大读书,由历史学而入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班的三年学习使您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研究的根基。
那时,苏联专家和萧前老师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1959年10月起至今,中国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难以计数。您主编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要》这两部教材,担任过很多哲学教材的顾问。作为经历和见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史的学界耆宿,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研究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创新?
陈先达:这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原著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原理研究是规律性表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从苏联哲学教科书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很强的相关性,基本脉络是有相似性的。
这有其客观原因,因为世界是物质的、矛盾运动的、发展的,这些基本原理在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都不会改变,变的是如何阐述。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的差别,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都不强调原理,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看法不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然都属于新儒家,哲学思想也不一样。
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概括了西方哲学的历程,但并不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得到创造性发展,而不是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创新要坚持基本原理,但要以创造性态度对待基本原理。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思维,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论,而是反对原理和方法论的教条化。
现在仍然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解析社会的很多矛盾和问题,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当然它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
一、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意识
臧峰宇:确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的社会现实问题仍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我记得笛卡尔出版过《哲学原理》一书,他试图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融为一炉,但这部《原理》并未达成当时学界的普遍共识,后世哲学家也并未完全因袭这部《原理》来阐释哲学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您认为要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论的教条化运用,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者的努力。
陈先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创新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者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与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不同,西方哲学家论述的“原理”各异其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相对稳定的。
运用原理进行哲学创新很重要,我不喜欢照本宣科,很在意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想法。我尽可能直面问题,而不是绕开问题。我强调哲学研究的思想性,而不是单纯的知识性。我在中学时喜欢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也很敬佩说书艺人,文学是我终生的爱好,到复旦读书时学历史学,感受到历史学的学术气氛。
后来到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我就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我这一生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度过的。
臧峰宇:您1953年到人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1956年留校工作,人大哲学系正是在您留校这一年成立的。您曾在《自述》中对这段时光有过很多精彩的回忆,重现了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听当年与您同班学习的林尚忻老师说过,当时领导和老师都平易近人,同学关系融洽,学习气氛很浓,每次上课之后,大家都要讨论。您说过,这段时间是您和其他同班同学转向新时代的思想解放的狂飙时期,这听起来很令人神往。
陈先达:当时的学习气氛确实非常好,整天课程都是满满的。苏联专家巴尔道林和伊奥尼基给我们讲哲学课,彭明给我们讲中共党史课,张朝尊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给我们上课的很多老师都是华北大学培养的年轻教员。这个班是我的哲学启蒙班,班里有两位大姐是老干部,也有个别调干生,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是从各个大学毕业生分配来的,是为新中国培养马列主义政治教员的。
没有哲学功底,以前都不是学哲学的。李希凡和林尚忻原来是学文学的,汪永祥是学经济学的,李秀林是学教育学的,我是学历史学的。
我在这段时间读了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主要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虽然理解不深,但算是打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可以说终身受益。
臧峰宇:您谈到过上个世纪70年代几次在校外授课的经历,一次是在长安大戏院讲《反杜林论》,“三层的戏台,座无虚席。……仿佛名角在唱戏。”一次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人头攒动,满满的。有北京市干部,也有中央机关的干部,据说还有从外地赶来听课的。
”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是具有历史性的精神现象。通过学哲学用哲学,很多人掌握了分析和思考社会与人生的合理思路与有效方法,进而实现了人生理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为人们所掌握,关键在于普及。
陈先达:当时来听课的人很多,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人数,据说有上万人。我当时还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过《反杜林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重大,老百姓不懂现象学,但都知道什么是“矛盾”,都知道为什么要“实事求是”,这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了。
毛泽东喜欢哲学,希望哲学能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倡导学哲学用哲学,这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说过,浅入浅出没水平,浅入深出低水平,深入浅出才是高水平。哲学研究无论多么强调专业性,也不至于弄到让人读不懂的程度。
写出让人看不懂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消化哲学原著的结果,不能用中国语言表达世界的思想。哲学思想是深遂的,可讲授和书写的语言不一定非得深不可测。我想,假如能用中国话讲清楚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国学生也会喜欢听的。
臧峰宇: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文化自觉有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人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力,结合这部作品的历史语境来理解艾思奇在战争年代普及唯物辩证法的表达方式,会有很深的教益。您多次引用康德这句话来说明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性:“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责。
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雾下,掩盖着连篇废话。”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启蒙民众、改变世界,就必须在精深理论研究的同时促进哲学的大众化。
您说过,“不能流通的货币,票面价值再高也是近乎废纸。”哲学的小众化或贵族化遮蔽了爱智慧的光芒,但哲学的大众化不是非哲学化,浮浅的思想不能实现哲学的普及,这归根结底要通过哲学传播的魅力来实现,而产生这种效力的前提是哲学自身的魅力,这里似乎体现着一种辩证法。
陈先达:有些西方哲学家注意到哲学普及的重要性,写出的作品并不晦涩难懂。我们都能看懂柏拉图的《对话集》,这比有些人用翻译式的西方语言讲述西方哲学更容易理解。哲学普及也与社会环境有关,由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导向,不仅哲学,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影响,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自己喜欢的不一定能自由选择,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还具有谋生手段的性质。
职业与兴趣爱好的结合是很理想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单纯考虑谋生问题,在职业中得不到任何乐趣,会产生职业疲劳,干一行怨一行。
哲学研究是很艰苦的。哲学思考需要坐冷板凳,需要有一种献身精神,与单纯谋生有很大不同。哲学研究也很重要。人们的精神总要有个家园,有个安放之处。可以说哲学与宗教都是精神安放之处。在西方,宗教是个安放之处,人们把肉体交给市场,把精神交给教堂。
我们不应该走这条路。为此,我们要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解决生活贫困的问题,同时要实现哲学精神和道德重建,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精神和道德的贫困在一定意义上比物质贫困更可怕。
物质贫困导致生活低下,而精神贫困导致的是愚昧。哲学思想需要流通,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应当深刻,但文字应当平实易懂,语言晦涩可能是思想贫乏的表现,也可能是中文底子比较差的表现。哲学大众化不仅要靠语言,还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如果内容与形式都很浅薄,当然不能实现哲学的大众化。
臧峰宇:您有很多富有深意的表述十分传神,比如“诗人不识渔人苦”,这与很多白开水式的哲学普及完全不同。我觉得处理好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的关系很重要,哲学研究应当实现思想的厚重和深邃,哲学普及应当反映表达的通畅和生动。哲学研究要创造出高质量的学术精品,而哲学普及要关注人们的所思所想,关注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实际,通过喜闻乐见的哲学传播来提升人们的学养,哲学的大众化归根结底要实现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
陈先达: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并不容易。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两篇思想深遂的哲学论文,又是两篇语言通俗,能读能懂、易读易懂的哲学大众化的名篇。哲学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实践论》和《矛盾论》都以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实践与认识、知与行、矛盾与世界、矛盾与发展的关系都是哲学问题,可两论又不是抽象讨论纯哲学问题。
既在哲学之中,又在哲学之外,这就是水平。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问题导向,应该从哲学角度关注人们关心的问题,回应年轻人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而不要只做抽象的概念文章。
比如要研究自由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职业与理想的关系问题、价值观问题,就要分析青年人任性、职业疲劳和不快乐的根源,倡导愉快和幸福的人生态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反思人的问题,与面向治国理政的“大用”比较而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小用”,“小用”也很重要。不只是儒家强调修身,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强调修身。
马克思主义不是道德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包括道德和价值关怀,可以建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关心人的问题,但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我说过治鱼和治水的差别,如果一条鱼生病了,当然要治鱼;如果一池鱼都病了,就要治水了。一个人的遭遇是自己的问题,多数人的遭遇是社会的问题,修身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道德不能救国,但可以用来教民。
臧峰宇:如今,有很多学者将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成一种道德哲学,马克思哲学也确实具有道德向度,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辩证法,在革命年代要强调社会抗争,建设社会主义要强调生产力高度发展,但在教化民众的过程中要强调道德的价值。
马克思的哲学有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视域转换,在社会积弊沉重的革命前夜,仅谈修身可能于事无补,而在革命之后的建设时期,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强调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马克思的正义论也不只是一种道德理论,马克思强调道德与良知的意义,更强调正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特征。
陈先达:当然,不能将马克思的哲学简单理解为道德哲学。中国革命不能靠道德来解决,也没有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主要基于对道德的考虑。革命者是讲道德的,但革命不是通过道德来实现的。马克思的理论以及他毕生的奋斗当然包含对正义的诉求,但马克思没有一种仅仅立足道德阐释的正义论,他认为只有消灭不正义的社会才能实现社会正义。
这不是说道德没有意义,我们当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人性善或人性恶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所以需要道德教育。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里谈到的两方面虽然不是正相关的,但确实反映了社会的实情,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总要反映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一般的公平正义,这需要消灭两极分化,消除司法不公,实现共同富裕和人们的幸福。在资本逻辑面前,单纯道德说教是乏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