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如何用31年奠定清华校格
1962年5月19日,著名教育家梅贻琦与世长辞。梅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
他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该届共招录47名留美生)。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教员合影
(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二排右三为闻一多)
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久无校长之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梅贻琦(中)与胡适(左三)
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辞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之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我们可以从几件小事来品味梅贻琦先生之办学理念和人生志趣。
(1941年昆明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28岁的正教授
西南联大落户昆明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因此,在联大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也有刚刚出道的后学俊彥(如吴晗等)。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能当正教授的?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影
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1936年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许宝騄共发表了3篇论文。许宝騄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许渊冲先生说,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右起:梅贻琦校长(右四)、褚士荃训导长(右五)、梅夫人(右六)、吴泽霖教务长(右七、戴眼镜)
“我作校长的不能退避”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而揭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
1935年底的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他们的枪枝,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
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
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1948年8月16日,到清华大学视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左)由梅贻琦(中)送出校园。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梅校长为了保护同学,煞费苦心。试想如果不是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爱,处处只想着自己得失的人,能够这样去做吗?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寡言君子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早年投考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在看榜的时候,别人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显得有些沮丧。惟有他始终是神色自若,单从面部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
和他同批被录取的徐佩璜(君陶)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里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
留美学成回国后,他为了报答乡土养育之恩,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期间认识了在女青年会服务的、后来结为终生伴侣的韩咏华小姐。旋经师友们从中撮合,建立了恋爱关系,很快就定了婚。订婚前,韩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韩后来感叹地说:“就这样,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梅贻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讱,似不能言者”;有时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以致于有人作“顺口溜”谑之曰:“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婚期照,约摄于1918年,二人于1919年6月完婚)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此外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
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做了不说”、“行胜于言”的事例,不胜枚举。寡言君子,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