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为总裁任正非写给员工的一封信说起
“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去,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的乐观,多么的豁达。看看他们的夕阳红,你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
估计你会猜错。这段热情洋溢的文字来自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写给员工的一封信,题目是《快乐的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多年前,任正非也曾用类似煽情的笔调写过:“我曾数百次听过《北国之春》,每一次都热泪盈眶,都为其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但接下来他谈的却是日本迷失10 年的经济和华为如何以“狼”的精神度过产业的冬天。
这一次任正非破天荒地谈论起文化与生活,谈论起快乐的人生,或许这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诧,这位曾经以强调企业“狼性”精神闻名的企业家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温情,开始与员工探讨思考生活和人生了?
其实在信中,任正非说得很明确:“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过去20 年中,华为经历了一个从“土狼”军团到现代化组织“职业人”团队的嬗变过程。
创业之初到1995 年之前,华为深深地打上了任正非的个人烙印──一个经历过文革和部队的洗礼,熟读毛选的中年人,来到深圳谋生,“由于当时幼稚”误入了通信设备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时的华为只能选择弱小者的生存法则,对内纪律严明、军事化管理,对外采取游击战术,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机会,不给对手喘息的时间,做“让洋对手睡难安枕的狼”。
其内部刊物《管理优化报》上的内容都充满了战斗的火药味儿,比如“我们能够丢什么?”、“黑武器的按钮能随便按吗?”这种打法造就出华为著名的“床垫文化”,也出现了过去没怎么听过的“过劳死”和当年还不太被人们认知的“抑郁症”。
这种经营管理方式背后的逻辑是:低成本的原材料,廉价的产业工人,精力严重透支的研发人员和工程师,“为了销售一切都不可耻”的市场人员,铸造了那个年代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任何追赶型经济体都必然从这里起步。
从1996 年开始,在中国企业普遍接受“狼”性文化的时候,“始作俑者”的华为已经开始思考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和职业化。任正非选择并行两条路径来完成这次嬗变:一条是改造企业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包括重修《华为基本法》,对狼性文化进行扬弃;二是进行流程再造,不惜巨资引进IBM的IPD研发模式进行面向客户的流程管理。
在这一过程中,最令任正非和华为员工印象深刻的是英国电信对华为的考核,其内容细到“员工宿舍安全、员工工资是否符合劳动法、产品环保认证”,应该说,IBM 的IPD 管理模式和承接英国电信的订单不仅仅是从内部和外部再造了华为, 使华为的经营国际化,管理规范化,人员职业化,真正从“土八路”蜕变为“正规军”,而且让华为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那些跨国公司在关注产品背后的“人”时,细化到何种地步,而这对于华为和其他进军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
看看景山公园里兴高采烈的老年人,也曾经有过苦难经历的任正非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如此轻而易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有这样困惑的或许并不仅仅是任正非,经过了多年的不计成本地追赶之后,中国企业或许真的该反思一下,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
中国企业非常关注对商业结果的追求(执行力),对员工责任的要求(细节决定成败),还有对企业竞争力的渴望(狼图腾)。不单是华为,我们同样可以从联想、海尔等企业的发展历程中看到以上关键词,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快乐”、“乐观”、“人性”等温情的词汇,似乎这些词语已经在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字典里消失了。
任正非的困惑应当引起中国企业的集体警觉:在一个经济体凭借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高速增长20 年后,到底还有多少资源可供我们饥饿的胃口分食,这种靠吃后发经济优势“老本儿”的生存方式,还能养活我们多久?
实际上,工厂里的老板们已经对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有过切身感受,工厂招不到工人,逢年过节大城市保姆市场都会出现短缺。过去的20 年,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不仅牺牲了整整一代的青春和家庭生活,也同样孕育出富裕的一代。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不论是乡村或小城镇工业园里的工厂,还是沿海大城市的高级写字楼,都迎来了所谓的“80后”一代。
一项针对“80 后”工作人群的调查显示,有50.7% 的受访者缺乏工作成就感,认为工作无法实现价值,20.6% 的受访者被动地认为工作仅是赚钱工具,更有30.1%的受访者觉得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面对这些数字,我们不能简单将“80 后”归结为没有责任心,不够职业化的一代,很大程度上这些数字反映出这一人群更加注重个人价值、更加看重整体生活质量的特点。
“80 后”员工不仅更注重生活方式的健康,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性,而且相对于前一代人他们更懂得将业余时间转化为未来的价值。某世界500 强企业中国公司从事财务分析的张宁会在班车上阅读开源平台的程序开发教程,会在繁忙的工作间歇看一下TED Talk 大会的视频,了解Web2.
0 的新模式,“可能在中小企业中老板不会有耐心允许员工在这些领域投入时间,而在巨型企业中,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项目上自学的IT知识就会派上用场。”张宁这样解释他的上述行为。
而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跨文化的交流和管理逐渐频繁,中国企业可能更多地学习Google 公司那种给员工20%时间自由支配等弹性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以此吸引和留住更有创造性的人才。
陆续进入职场的“80 后”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的世界观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家们把艰苦奋斗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他们所领导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整个组织近乎偏执地奉行这些原则。即使是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在华为这样的企业里,被派到非洲市场上的员工仍然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艰苦条件。
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的确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中国企业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是总体上来看,中国依然是追赶型经济,我们的企业依然在为如何做大做强而焦虑。这种追赶型的焦虑到底能持续多久,可能还要看未来的工作者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如何。现在我们说“80 后”,很快就会有“90 后”,这些年轻人的观念、职业素养和追求,毫无疑问会给企业的管理带来很大的冲击。
查尔斯· 汉迪早已指出,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大多数工作将仅占用他们5 万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相当于25 年),而不是10 万个小时(相当于50 年),再加上人们的寿命会延长,这就给人们在正式工作之外留下了更多的余地,组织为员工安排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仔细核算一下,目前中国劳动者的时间除了52 周的双休日共104 天外,还有五一、十一和春节等,再加上年假,每人每年实际上已经有130 多天的非工作时间,超过总时间的1/3。工作在人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已经不是生活的全部。
日本人经过了几十年的辛苦追赶,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但是日本人也因此落下了“经济动物”的名声,很多在公司里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的人,一旦退休就成了“家庭垃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生经历都给了所服务的企业,以至于自己不能应付退休之后的个人生活。
中国人还需要重复这个过程吗?也许,我们的企业要寻找的不仅仅是如何应付公司里新来的年轻人,更是要找到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新的组织和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