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故居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1897年12月21日生于浙江绍兴。父亲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县知县,同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罗家伦幼年入私塾读书,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

他进入北京大学之时,正是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之际。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在《新青年》的熏习下,罗家伦思想逐步得到解放,迅速成为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1919年1月,在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大力支持下,罗家伦与傅斯年、徐彦之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学校也在经济上对该杂志给以帮助,并同意由学校出版部负责杂志的发行和负担盈亏。

《新潮》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支持并宣传文学革命,很快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赞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钊、鲁迅等人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供过积极的意见。

罗家伦在创刊号上发表《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热情赞扬十月革命。他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

      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代表着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敬仰。

      在第一卷第二号上,他又发表了《什么是文学》一文,不仅反对封建文学的形式文言文,而且揭露封建文学的内容“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他先后发表了《中国今日之小说界》、《中国今日之新闻界》和《中国今日之杂志界》等文,以激烈的言语,对当时中国文学界、新闻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针对胡先啸等人对“白话文运动”的诘难,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驳胡先啸君的中国文学改革论》一文,对其反对文学革命的谬论逐条进行反驳。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民众思想的觉醒。五四运动中,罗家伦与傅斯年、段锡朋等人一起,成为著名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参加。

在大会上,能言善辩的罗家伦慷慨陈词,反对巴黎和会,对鼓动学生的爱国热情起了重大作用,促使大会决定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游行。

5月4日早晨,各校学生会集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罗家伦作为极为活跃的人物参加了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递交声明书时,受到军警的阻挠,罗家伦作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进入使馆进行交涉,领导学生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第二天,他又被派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前往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进行联络,并在上海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第一个明确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新潮》一度停刊。1919年10月,《新潮》杂志复刊,罗家伦接替出国的傅斯年任主编。此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发生了剧烈变化。罗家伦受胡适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由激进趋于平和,使《新潮》所具有的改良主义色彩更为浓厚,逐步成为介绍西方各种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讲坛。

在第二卷第一号上,罗家伦发表了《妇女解放》一文,继续坚持启蒙精神,宣传男女平等及妇女解放,并认定:“妇女固然应当解放,而妇女解放尤赖妇女自己解放起!

”在第2号上,罗家伦又发表了《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一文,介绍了西方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他改变了以前的许多观点,开始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推崇,称它对近代思想的解放有莫大的影响,认为自己将法国革命称为政治革命、将俄国革命称为社会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法国革命中也包涵有“社会革命的精神”。

他提出:“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并指出,“所以我们不主张思想自由则已,苟主张思想自由,则不能不以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感,作真理的牺牲。”实际上仍然坚持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继续进行启蒙运动。

      1920年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时,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对刚刚过去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进行反思,其思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他一方面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对“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加以称赞,认为它在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强、民众势力的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五四学生运动成功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暴露了学生自身的一些弱点,如“学生万能”的观念、学术停顿等等,并认为学生的罢课、请愿、游行都是无聊的举动,表示对自己参加学生运动而荒废学业的冲动行为表示懊悔:“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

……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为此,他认为今后必须改变方针,从事“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并提出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

他所谓的“思想革命”,实际上就是“一本诚心去做学问”,不再过问政治。用他的话说,就是“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罗家伦便着手出国留学,走一条“专门研究学问”的道路了。

      1920年秋,罗家伦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一年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秋,他又转赴欧洲,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罗家伦从欧洲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器重。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任命罗家伦为中央党务学校副主任。1928年初,蒋介石继续进行北伐,罗家伦随军北进,任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处处长。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年仅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该校是1911年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属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学校经费由外交部正副部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实际上该项基金为外交部一些官僚所操纵。

罗家伦上任伊始,便多方活动,争取将清华基金转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并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完全属于教育部,改称国立清华大学。

在就职典礼上,他作了《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著名演讲,提出:“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由于罗家伦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背景,也引起了北平教育界反蒋各派的敌视,在清华大学出现了“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大学,到武汉大学担任教授。1930年12月,蒋介石到武汉巡视,亲自召见罗家伦,并将他调到南京,任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务长。

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属于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培训国民党干部的学校。罗家伦任职后,对该校大力整顿,很快建立了四年制的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不仅扩大了学校的规模,而且还提高了学校的档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南京各校学生也纷纷起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掀起了规模很大的反蒋救亡运动。为此,国民政府极为恼怒。1932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央大学。

随后,罗家伦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并于同年8月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上任后,一改过去单纯压制的做法,极力将学生的反蒋抗日激情引导到所谓研究学问的道路上去。

为此,他提出了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在《中央大学之使命》中指出:“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

”他根据自己在国外学习到的教育理论和主持清华大学的教育经验,积极将中央大学办出特色。他强调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特别重视罗致各方面人才,延聘一些专家学者到中大任教。与此同时,他还采取增加图书设备,加强基础课等一系列措施,使原本规模不大的中央大学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原来中央大学仅有1000名学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已经发展到2000多学生。1937年5月,雄心勃勃的罗家伦还特地在南京郊外动工兴建一所能够容纳5000-10000人的新校舍,企图将中央大学办成国内一流的大学。

      然而,不久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打破了罗家伦的幻想。1937年7月初,罗家伦被蒋介石邀请到庐山参加谈话会,随后便立即赶回南京,筹划将中央大学内迁事宜。经蒋介石批准,罗家伦决定将中央大学迁到重庆。

      在他的调度之下,中央大学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艰苦的内迁工作,并于同年11月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开课。罗家伦担任校长期间,非常注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定期向学生进行演讲。他坚持“五四”以后注重学术研究的路向,积极将青年学生引导到读书研究的道路上去,以此抑制学生的反蒋民主运动。在他看来,教育是超阶级的,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好人,造就好的国民”。

      在罗家伦的主持下,中央大学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到1941年已经增加到3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抗战前的规模。1941年9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被蒋介石先后派往西南和西北各地进行考察,一方面视察边境各省情况,为蒋介石提供一些重要信息,另一方面则发挥自己能言善辩的特长,对各地的军政人员进行游说。

1941年10月,他被任命为滇黔考察团团长,前往云南、贵州。

当时蒋介石正组织远征军,准备开入滇缅边境,他为蒋介石摸清了地方实力派的动态,宣扬了“中央德政”。1943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6月率领各方面专家学者46人,组成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专家人员在内的考察团,先后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考察。事后,写成许多有关大西北建设计划的报告。

      抗战胜利后,罗家伦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5月,他又任驻印度大使,直到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才回到台北。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他兼任台湾“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1957年,罗家伦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部分《革命文献》。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在台北病故,终年72岁。(苏会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