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纪宝成和胡娟

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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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我们这一次见面,对纪宝成而言,又不失为一次大唱其功德的时机.对此他们是重视的.那天陪访的,除了胡娟,还有他们学校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校办一位副主任兼校长秘书的,则始终端着笔记本,站在一边作记录.我对纪宝成说,外面有人说你带领人大中兴,评价很高,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说."中兴这个词呢,我也还不敢当."他稍微谦逊了一下,然后马上话锋一转,"但是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他赞扬了吴玉章与成仿吾两位前校长对人大作出的贡献,说他们一位建国时创校,一位文革后复校,出任艰巨,一点

我们这一次见面,对纪宝成而言,又不失为一次大唱其功德的时机。对此他们是重视的。那天陪访的,除了胡娟,还有他们学校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校办一位副主任兼校长秘书的,则始终端着笔记本,站在一边作记录。

我对纪宝成说,外面有人说你带领人大中兴,评价很高,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说。

“中兴这个词呢,我也还不敢当。”他稍微谦逊了一下,然后马上话锋一转,“但是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他赞扬了吴玉章与成仿吾两位前校长对人大作出的贡献,说他们一位建国时创校,一位文革后复校,出任艰巨,一点一点为他们这些后来人打基础,当年的困难情形并不比他九十年代末 接长人大时轻。这也是纪宝成的聪明之处。自己再厉害,办下多大的事业,也不能美誉独专,单表自己这一枝。哪怕是陪衬,先人的功绩总要摆一摆,然后再递进到自己这一代身上,烘托出重点,否则便显突兀了。有这一手,好像他就不是一个摆不正自己位置的人。

而他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却是意在发挥的着重点。这分明有点创业之主、守成之君,旗鼓相当,彼此彼此的意味在里面。就他的本意来讲,他并不客气地就接过了人大中兴这顶帽子,有居之无愧的姿态。

老子讲“功成而弗居”,纪宝成却不是道教徒。他是进取者。正当春风得意时,如林语堂指的那样,“中国人成功发达而得意时,都是孔教徒”,所以他也是孔教徒,乐于昭彰自己的 功绩,是无可含蓄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他即在其述职报告中举上各种成绩,四年时间,计达十项硕果。乾隆自谓是个十全武功的老人,于人大历史 ,他纪宝成有何不可是个十全功业的校长呢?

与其将这看作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倒不如说纪宝成的这种自我矜裱比一般惺惺作态的人来得更加不虚伪矫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直爽”。这反倒让他这个人显得实在、本性。

况且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全是子虚乌有漫无边际的夸张粉饰。人大的人,尽管对他多存非议,但肯定他的也不是没有——他在人大十一年,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

纪宝成是人大1981届经济学硕士,后留校任教,最高职位担任到教务长。1991年调到商业部任教育司长。他自谓对人大极有感情,虽在官府任职,但一直把自己当人大人。当年他还在教育部工作,人大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参会的部领导 对学校乱糟糟的环境不满,对他说,你看人民大学,南边西瓜摊,北侧宿舍楼还挂着各式衣物,还开什么国际学术会议,把我们高等教育的脸都丢了。

后来领导又视察人大,看到校园一片破烂,对他讲,你们那个地方,像个养鸡场。这些话,让纪宝成“心里真是很难受。”

前人种树不浇水,满园荒芜留待他这个后来人。纪宝成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2000年中央决定他担任校长。走马上任前,教育部、中组部领导分别找他谈话,无非是例行程序给一番勉励。领导们对他说,希望你不要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他对我说,在那场合中,自己“尽管年纪很大了,也被讲得热血沸腾的。”

他有他干事的魄力。新官上任,他走遍了学校每一个角落,旋即着手进行一轮从头到脚的拆建。他给分管基建副校长布置的任务就是九个字——拆房子、买房子、建房子。对校园里各种小摊点小商店培训机构等集市面貌进行下大力气治理。

人大没落时期,校园地盘被各类机关单位挤占,面积不断萎缩,他便东奔西走,向中央和北京市多方协调,要回了不少地。当年在他主导下,人大校园建设中迁出三千多户校外安置,腾出200多亩地办学,这种大动筋骨、大拆大建过程中,各种的利益纠葛,纪宝成也接到过种种威胁恐吓,他说自己没有被吓倒。

“有怀疑,有质疑的声音,但我们不争论,不回答,埋下头苦干,”险滩渡过,回望一眼,不无志得意满,“三千户迁到校外,几百亩拿来办学,大量拆掉。今天再搞搞试试看,拆迁一户都很难。这就是要抢抓机遇。”

纪宝成是扬州人,一口吴侬软语的苏腔。说话的时候,尽管公鸭嗓音犹如胸腔里塞了一团棉花,破坏了声音的完整、畅快与宏亮效果,但语调低沉而有力,咬字颇富节奏感,真有铿锵浑厚韵味。这个人口才是极好的,一听就是个有水平、真性情、且能大刀阔斧干事的人物。

人大之于这种强手腕的领导者来说,“校天下”一词并不过当。中国的事情,不集权,不强力,只怕也干不好。往大里说,这恐怕也是很多人对所谓“中国模式”情有独衷的原由。往小说,人大作为体制内的一部分,其重焕光彩的轨辙,就如当年禹作敏之于大邱庄,吴仁宝之于华西村一样,有强人,方能成局面。

这与他的理念是吻合的。2004年10月,纪宝成在他们人大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提到,“领导都要做到大事情一抓到底,细节都不能放过,亲力亲为,亲自动手。”

他后来在其他场合也提倡,大学校长行事要强势,“大学校长应当是一个明白人,头脑清醒,不为各种诱惑所动,也不为毁誉所迫,大学校长是个行动者,要有干成事的意志、能力和魄力。”

因此当年在人大大兴拆建,他一心要搞出新规模新气象来,恨不得快马加鞭,紧追不放,学校建设管理处的人被他盯得甚至不敢去见他。他在人大的威严得到有效贯彻,怕他的人应该不是一两个。

他要求人大的人能干事,干成事,而不允许人浮于事,养懒人,把学校变成一个“社会的避风港”,因着一套计划体制残余思想而让外边的人混进学校教职员工队伍吃安逸饭,“不干事你就应当下岗,干不成事你就应当转岗”。

他要求手下人办事情不可以半途而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某年他们学校拟办一个研究项目,教育部支持,学校党委常委会都通过了,报告交到学校本部机关,四个相关处室都说不行。纪宝成就很有意见,“连教育部领导都说好, 办事的处长反而说不行,科长否定校长。”

校长若是震怒,岂可了得?在这方面,纪宝成对自己的脾气是清楚的。

“我批评校内不大好的现象,也是不客气的。”纪宝成对我说,人大内部不是没有问题,而见到问题,他必定发作,“你这件事办得不如意,我就要批评你。我这个人,有话就讲,我们的教职工也知道我厉害。”

这样的威权人物,在人大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的。

不过他补充说,他并没有什么坏心眼,他的发作,一般都是对事不对人。

嗅觉灵敏、头脑活络、很能活动,尽管身具这些特点的人,未必都能像纪宝成那样由一介普通教书匠最后发展成一所名校的校长,但缺少这些,肯定是当不了校长的。进而言之,对于 一所中落了的大学来说,想要翻身爬起,这只怕也是很紧要的因素——事情很简单,他们需要能折腾的人来领导一切。

纪宝成的能折腾,在他长校期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他为人大所做的包装与营造,其运筹历历可数矣。

2001年,他主导人大树立孔子像。2002年,成立孔子研究院。2003年,人大确立孔子文化月。2004年,呼吁编修清史和儒藏。2005年,成立中国大学的第一所国学院。而他做的这些,恰恰又与当局力图恢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鼓点相合拍。人大既以中国的人文社科重镇自命,当此良机,自然也就抓到了东山再起的一线空间。

“当时我们的脑子里面,”纪宝成说,“中国近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反思需要总结的。”

五四以来,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逆反与嫌恶,无以复加。这个民族,要抹除自己身上的血统,消灭自身的出处,以此为时尚与光荣。建国后,此风更是愈演愈烈,传统文化在各色运动与革命思想冲击中,三拳两脚打翻在地。

人人誓做一个不要祖先、不要“家”的革命者。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金钱至上,物质决定论兴起,社会价值观与精 气神荡然。此时忽然发现,人们没有了心灵家园的依归。于是,官僚阶层又紧着把“传统文化”这位久不谋面的老兄拉出来,希望其可以抚慰人心。

这一回,人大这把搞意识形态的好手,在纪宝成的掌舵下,冲到了最前面。2000年末,人大一位资深教授电话纪,说有人想捐一座孔子像,问他敢不敢要。纪宝成稍一椤神之后,即要了下来。

纪宝成的一椤,乃因这里面的意识形态争执是无可避免的。 居官多年,纪宝成这一点政治敏感还是有的。但他决定这样做,有他的辩白。

“当时还是不容易的,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了,但并没有谁对孔子做过结论,没有哪个学校敢这样做,我们就做了。人大在扛起传统文化这面大旗上是责无旁贷的。尽管这里面可能会有风险,改革开放嘛,你总得敢冒风险。”

直到树像仪式即将举办了,人大才给教育部递报告,邀请部领导参加。部里随后派出一位副部长出席并讲话。听纪宝成的意思,人大对这个高规格的垂顾是始料未及的。他把这视为一种来自上面的肯定与支持。此后人大成立国学院,副总理致贺信,肯定与支持无疑在升级。虽然不同的声音也有不少,也让纪宝成感到担忧,但此后一切“运转得很好”,他和人大都没有在这一浪扬起中翻船。

国学热之后举国兴起,这让纪宝成给自己特别记上一笔,认为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面,人大对社会风气起了推力,而“作为大学校长,我也是开了风气之先。”

纪宝成不是一个活得不明白的人。他也深知办学质量的重要性。可是大势浩荡,他岂能免此俗流?所以各种形式上的竞争,是少不得要参与的。而且还很投入。

比如学校之间的排名,他也追求,其热衷就如地方官无不看重GDP排名一样。学科建设方面,从国务院到教育部,隔三差五就会搞搞评估,人大常拿到第一。他们人文社科学科还是比较强的,某年人大在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人文社科类拿到8个,看看北大,是7个,纪感到高兴,“比北大多了一个”。

发表论文数量上,他们校的论文2007年开始在教育部中文社科引文索引中夺得全国第一名,超过北大几十篇,始终领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十届下来,人大24篇,又是第一。纪宝成说,“原来中国高校有‘人、北、清、师’的排名,”,似乎几个第一拿下来,人大又恢复了龙头地位,“保持了它的荣誉”。

他们不仅要抓国内的排名,还想在国际上冲刺一把。为此有点不遗余力,连物质奖励都用上了。人大一些学院,为了刺激教职员工在国际知名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制定了10万、5万、2万额度不等的奖励机制,不过迄今还没见到谁那样有出息,夺得10万大奖。

校与校之间的比拼,要争名声。更实质的,也是竞争资源。

人大所在的北京城,名校林立,较地位与名头,人大与北大、清华相埒,是第一梯队。但在资源占有上,他们却掉了队,每年国家给他们总经费四个亿。而北大、清华除了正常经费,政府还决定每校额外各给18亿。这两校成了政府眼中名符其实的香饽饽,弄得人大阵营摇动,一些著名教授纷纷向两校流动。

纪宝成心里不平衡,迫得到处找钱,意要争上一口气。

人大老师住房不好,他不满,“凭什么人民大学的教授住房要比北大、清华教授差那么多?”人大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国家计划部分远低于国家水平,而国家计划意味着是能从政府拿到钱的,他找教育部问,“北大、清华的国家计划那么多,人大怎么这么少?”

都说会哭闹的孩子有 奶吃,经他这数番交涉,问题真就一一解决了。回头还要向全校报告一下,什么项目从国家那里多得了多少钱,什么项目又在他力争之下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对全校人发表讲话,“同志们,我们为了办学治校而要钱,我觉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为了事业得到好的发展,要钱不丢面子。”

可是纪宝成再怎样能干,能否促使人大的元气在根本上恢复,却是有问号的。百舸争流,群校并起,人大的优势衰落,这是他一开始就看明白了。这岂是纪宝成与他们人大单个主体的问题。中国教育的一轮衰退与异化,是人所共知的现实,真正有回天法力的圣贤到底姓甚名谁、身在何方,不得而知。

而纪宝成在人大行的那所有举措,更像是皮表之术,既无意往深处动刀子,又何谈能克奏肤功?至于说到开解整个高等教育的凋残局面,凭他那点门户上的装点工 作,更是不止相距十万八千里。

要知道,他只是一个受命于长官体制的校长,长袖善舞,却不是变革者。

对于自己的形象与声音,纪宝成极在意。他必须确保一切都是可控的,所以反复要求审看我的文章。

而我,没有理由对此加以拒绝。

可是当我在一个傍晚忙活停当,将文章清样交给他后,却发生了一点摩擦。

我告诉他的秘书,他们的校长只有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来看稿子,并提出意见。时间非常有限,务必不要延误。

当天晚上秘书来电,告诉我时间不够,校长事务繁忙,根本不可能办到。他并抱怨我太晚给他稿子。意思很明白,是我故意搞得这么仓促,给他们出难题。并说实在不行,他们打算收回这一次受访文章,以后有机会再合作。

我答应协调一点时间给他,以便让校长稍微看得充分一点。但他们对这宽限不感到合意。秘书第二次来电话,上来就是一通牢骚,警告说,如果未经审订便擅行发表,他们将诉诸法律。

我问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这是什么意思?

电话马上被另一个人接了过去。是胡娟。她的口吻和缓,一改那次见面时的盛气,姿态放得很低,安抚式地替秘书解释说,他们校长正在外地出差,需要一点时间看稿子,希望再通融。

据传,胡娟是纪宝成的爱将,颇受倚重。当年见面,还没有今时今日的是非。在那场合中,也确能看出二人关系的不寻常。

进办公室后,校长去开窗户,大约是出于阻止校长亲自劳动的用意,胡娟微嗔道,“你别动了。”

她将窗户悉心调整好,转对纪宝成说,“我想它微开,这样可以不用空调。太闷了,呆会儿你讲话时间一长,会发热。”

得了皮肤病,那会儿纪宝成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需要照护的“病号”。

采访末段,纪宝成讲到他对社会上的人士就教育改革发表的各种意见的看法。他表示社会意见可资参考,是要听的,但更主要还是要听取教育系统内部的教职工、管理干部的意见,否则光让社会投票,惟社会意见是从是不行的。

“如果这样的话,还要教育家干什么?我这个观点是不是得罪人了?”纪宝成说到这儿,即兴把坐在对面的胡娟拨弄一下,“胡娟同志,教育家,我这个观点有问题么?”

“没有,”胡娟应声夸赞,“回答得很好。”

当时胡娟的接过电话,意味着事态不一般了。

几经往复,时间已晚,我便停止协调。

翌日晨起,打开手机,校长秘书估计热锅上的蚂蚁操劳一晚上了,第一个电话打进来,告知稿子已经校长连夜修订完毕,请我查收。

不多时,我所供职的杂志社方面也传来消息,有关部门介入,责成杂志必须按照校长大人的确认版本刊发,不得违拗。

难以想象,他们竟会把事情弄得如此严重,采取的手段是完全杜绝式的高压。如此一来,等于杂志的编辑权生生被剥夺。而这权力,与纪宝成所指的天然不可侵犯的大学管理自主权又有何两样?

事后,校长秘书请我吃饭。某个傍晚,我们在人大西门一间餐厅会面。坦白讲,我对秘书表示恻隐。脸色暗黄,不健康的色泽,一看即知跟着领导任务重、压力大、节奏忙,熬夜估计是家常便饭了。

席间我向他问及,为什么非要用有关部门施压于杂志社?

他未料我会提到这一茬,略怔一下,支吾其言乃是学校宣传部所为,各有苦衷云云。我对他说,这世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有关部门的便利去干预新闻媒体(如果这个前提可以成立), 唯独你大学不可以。你们纪校长讲这是堂皇学府(纪还说过大学是圣洁之地),堂皇学府是不可以干这种事情的。

可是我忘记了,现如今,社会上的坏风气无孔不入,大学那一重门,早被冲毁,浸泡在污泥浊水中的象牙塔 ,举目皆然,又何必独独对他们人民大学苛求。

我也只是一说,他们也只是一听。回头该怎样,照旧还怎样。